美苏冷战格局的瓦解，使以冷战为前提的各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新的转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相继进入了重新调整时期，中日关系也不例外。

在90年代，中日两国经历了一个重新相互认识以及重新调整相互关系的过程。相对于中美、中俄、中法、美俄等其他大国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言，中日之间确定新的双边框架略显滞后。1998年11月底，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在江主席访日期间，中日两国一致同意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以下简称“中日伙伴关系”），并把这一共识写入了11月26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中日两国决定建立伙伴关系，标志着冷战之后中日关系相互调整的进程已经进入了确定面向21世纪的双边框架与目标的阶段，同时也意味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业已被纳入了亚太大国关系调整进程的总体轨道。

中日两国政府及其决策层从酝酿到决定建立伙伴关系，是在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的前提下中日两国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结果。

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苏结束了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对峙态势，苏联的主要后继者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明显消退。在新的局势下，美苏冷战和苏联威胁的因素对中日关系的正负两方面影响均已消失。从总体上看，这种局面的出现为中日两国摆脱冷战的桎梏、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推动相互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但另一方面，由于冷战后国际关系出现了新的调整空间，中日两国都面临着重新调整相互关系的机遇和准确把握对方未来战略的挑战，致使中日关系进入了重新定位的新阶段。

冷战以美胜苏败而告终。因此，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与影响得以凸显，从而使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变得格外突出。90年代的历程表明，美国因素的影响力度与作用方向主要取决于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的程度和日本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的程度。

随着70年代初形成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制衡关系的消失，原来处于第二层次的中美日关系上升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国际格局与秩序具有最大潜在影响的多边关系。这一局面的出现意味着，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与作用空前上升，中日关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大大增强。同时也意味着，中美日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了新的层次上的全局性意义。

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加速趋势。“亚太”这一环绕太平洋的地理范围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区域一体化趋势。在经济一体化和地区合作的潮流中，中日两国正日益融入地区及全球性的相互依赖与合作的网络之中去，中日双边关系也日益受到地区及全球性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对地区合作本身的影响也正变得越来越大。

90年代国际环境的上述变化，对70年代初期以来的中日双边关系框架与模式构成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两国提供了重新调整相互关系的历史性机遇。

除了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以外，中日两国国内条件的变化以及在此影响下双方相互作用方式的变化，也对中日关系的重新调整产生了推动作用。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良性的发展势头，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与此相反，日本自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破灭以来，陷于经济萧条已近10年，现正处于社会与经济的重大转折时期。日本固然仍具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实力，但它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表现出的那种积极追求“大国外交”的气势有所减弱。“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停滞”成为90年代世界发展的重要特征，这对国际格局和各国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中日关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在世纪之交，面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和综合国力的巨大潜力，日本增大了对中国的不安与戒备心理。90年代日本积极强化日美同盟和大力加强自主武装的动向之中，就包含着浓厚的防范中国的色彩。在日本国内，坚持对华友好的势力和舆论大为削弱，那些主张把“友好关系”改换为所谓“普通关系”的强硬主张逐渐得势，以体制、价值观、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型思维对日本的对华政策的影响增大。在此背景下，日本一些势力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这两个中日之间最敏感问题上频频挑起政治摩擦，使90年代中期的两国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对于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并迎来近代以来最好发展机遇的中国来说，面对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在家门口加紧构筑威胁性的军事干预体制，产生极大的反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中国一再表明对日美强化安全同盟动向的反对立场，对日本的警惕也有所增强。

中日两国在安全上相互不信任和相互警惕增大的同时，双方又都认识到对相互关系进行重新定位的必要性。尽管日本的政治出现右倾化，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心，但考虑到现实与长远利益，日本主流政治家们也十分清楚，与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近邻大国为敌是有害无益的。从中国方面来说，它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发展经济，也需要利用日本的市场、资金与技术，一个对立的中日关系对自己并无益处。因此，双方都有扭转疏远趋势，加强合作的愿望和动力。

尽管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受到了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但是中日政府之间及民间的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却一直朝着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方向扎扎实实地发展。以下各项数据足以显示过去二十几年间中日交往飞速发展的情况：

——双边贸易从1972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638亿美元，扩大了58倍；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位的贸易伙伴，中国成为日本的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的贸易伙伴。

——自从1979年中国开始引进外资以来，截至1998年底，日本的对华投资累计已达17602件，实际利用金额为219亿美元，除港澳以外居首位。

——1979～1997年底，日本已向中国提供了22584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中国是日本ODA的最大受援国，日本是对华提供ODA最多的国家。

——中日间的人员往来，从1972年的约9000人增加到1997年的132.4万人，增加了147倍；如今中国各地每周有122个航班飞往日本，由日本飞来中国各地的航班也已达92个。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达23000人，在华日本留学生也达15000人，在双方接受的外国留学生中均占第一位；日语在中国成为仅次于英语的外语语种，日本也出现了学习汉语的热潮。

——中日之间的友好省县及友好城市达261对，对日交往占中国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第一位，对华交往在日本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中也已占据仅次于对美交往的第二位。除这些方面以外，近年来，那些有统计和没有统计的、包括日本友人无私支援中国的治沙造林、“希望工程”等在内的中日民间友好往来与合作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加上中日之间广泛的团体和个人友好关系网络，使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已具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的不断深化、人际交往的日益增多以及以因特网为突出象征的信息传递手段的爆发性发展等因素，正不断丰富和改变着两国关系的内涵与形态。从总体趋势看，政治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的比重呈现出相对下降的趋势，两国之间交往受政府直接控制的那一部分势必逐步趋于缩小。与此同时，两国的舆论以及民间的相互交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必将日益增大。

当然，应该看到，在中日两国，战后出生或成长的新生代正急速地取代战前一代而占据政治生活的主流地位，七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中日交往渠道和方式也由此面临新老交替的局面。日本战后新生代的意识结构具有深受美国影响、发达国家优越感强烈、对侵华历史缺乏了解等显著特点。因而，他们的对华姿态与上一辈的具有很大的差异，总体上尚处于观察中国的未定型阶段，但也确实受到了近年来“总体保守化”的政界与舆论的强烈影响。中国的战后新生代对近年来日本执政党和部分势力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日美同盟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领域频频向中国发难极为反感，加上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趋势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因而导致了七八十年代曾在中国广泛存在的那种对日友好感情和气氛的相对减退，出现了不大关心和重视对日友好关系的倾向。中日双方的这些变化，也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上述一系列变化的前提下，中日关系将在相当长的过渡期和转型期呈现出一种看似相互矛盾的双向结果。一方面，通过利益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了解的增多，中日关系的群众基础变得更为雄厚；另一方面，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利益的复杂交错则给两国关系播下了新的摩擦火种，人际交往的简便化和规模化也正不断增大相互误解和民众层次上的摩擦。中日两国只有不断克服相互间的摩擦因素，顺利超越目前的过渡期和转型期，才有可能在新的层次上构筑更为成熟的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