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后的中美日俄四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中，美日同盟是唯一继续保持冷战时期的形态、而且这—形态得到强化的双边同盟。

当今的美日同盟，是50年代初期形成的美日安全体制的延续和发展。它是以美苏为两极的冷战格局的产物，是美国在东方构筑的对苏联阵营的“防波堤”，也是日本在战后被占领时期所作出的战略选择。美日同盟的核心象征就是驻日美军基地，即美军通过这一同盟框架得以在日本土地上拥有可在东亚展开军事干预行动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尽管美日安全体制产生于50年代初，但美日关系被称为同盟关系则是进入80年代以后的事情。由于日本在战后从宪法上放弃了“武力手段”、“战争力量”和“交战权”，而且日美安全体制从一开始就不具有对等结构，加上国内存在着和平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因此美日安全条约缔结后近30年的时间里“同盟”一词在日本曾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概念。1979年5月，大平首相访美时，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以“同盟”一词称呼日美关系，但这一用词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81年5月，铃木首相访美时与里根总统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首次共同使用了“美日同盟”字眼。当记者问及其涵义时，铃木首相否认其中含有军事意味。这在日本政府内部引起了混乱，直至外相伊东正义引咎辞职。可见，直至80年代初期，军事意义上的“同盟”概念还受到舆论的强烈抵制。然而，颇有“鹰派”色彩的中曾根康弘继铃木善幸出任首相后，开始毫无顾忌地大谈强化“日美同盟”。其后，“同盟”一词不仅逐渐在日本得以广泛使用，而且其他周边国家也逐渐以“同盟”称呼美日关系。

上述转化过程反映了如下几方面的渐进演变：（1）日本国内舆论对日美同盟的接受过程；（2）日本逐渐加强对美安全合作的过程；（3）周边各国对日美关系的认识发生变化的过程。

美日同盟的结构是美主日从，其内容是美国负责日本的安全，日本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和在国际事务上追随美国。自它诞生以来，其基本架构并没有发生质变，但这并不是说它被两国的人民一致接受，也不是说它一点都没有变化。在美国，主张少管世界事务的“孤立主义”和指责日本逃避防卫责任的“免费搭车论”从两个相反方向对美日同盟提出了责难；在日本，主张在美主日从框架中提高日美对等成分的“改良势力”和主张变对美追从路线为独立自主外交的“否定势力”也各从不同角度对日美同盟提出了挑战。在实际关系的处理中，尽管美国处于中心地位，但日本却不断地试图进行调整，基本趋势是不断增强自身的国际地位与作用。日本调整对美关系的作法主要有两种：其一，通过开展“全方位外交”部分地纠正对美过分依赖的外在方式；其二，通过提高“日美对等”成分部分地纠正美主日从状况的内在方式。

美日关系被称为同盟关系，其最重要的寓意就是在美日框架中日本地位的相对上升，即日本从战后单纯的“附庸”转变为相对对等的盟国。当然，美主日从的基本框架至今并没有发生质变，日本也始终没有停止追求“日美对等化”的努力。到了90年代，“美日全球性伙伴关系”的提法应运而生。“美日伙伴”这一提法旨在强调美日在地区及全球性问题上加强对等合作。虽然表面上美日双方都赞同加强“伙伴关系”，但在实质上双方的意图大相径庭。美国的意图在于促使日本在美日同盟的框架内多承担一些资金及军事负担，但决不愿看到日本崛起成为独立的军事大国和独立自主的外交大国。日本的意图则在于利用美国的支持和压力突破内外舆论的牵制，通过不断扩大军事与外交的自主性来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

因此，“美日伙伴关系”就有了不同于中俄、中美、日俄、美俄之间的“伙伴关系”的特点。其一，美日伙伴关系是美日同盟的属下概念。在这里，伙伴是在同盟前提下的伙伴，同盟是决定伙伴性质的总体框架。因此，伙伴关系的发展以不超出同盟范围为限。其二，美日伙伴关系是一种不完善的过渡形态。如果真的出现突破同盟框架的趋势，那么或者同盟将转变成真正的伙伴关系，或者伙伴关系将被同盟框架扼杀在摇篮里。总之，美日关系中的“同盟”与“伙伴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共存的，但两者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因而不可能实现真正对等的同盟与伙伴关系。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后，美日同盟所要遏制的对象已经消失。在失去共同敌人的条件下，美日同盟缘何继续存在，而且还要得到强化呢？周边国家对这一强化趋势自然引发了极大的疑问和警惕。美日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兼军事强国，冷战后究竟要对付何种“威胁”呢？

针对世界各国乃至美日各自国内所发出的这些疑问，近年来美日两国相继抛出了一套解释性理论。从两国的政府文件及精英的文章看，美日主要以如下两点理由来论证冷战后继续强化双边同盟的正当性：

第一，冷战虽已结束，但东亚地区依然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主要指围绕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沙群岛的局势，大量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犯罪活动以及各国国内围绕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发生的对立与动乱等），因此美日有必要强化双边同盟来对付可能发生的“周边事态”。

第二，为了防止日本成为军事大国，有必要强化美日：同盟，使日本得以在同盟框架内享受美国的安全保护，使美军继续发挥封住日本军事大国化趋向的“瓶盖”作用。

然而，上述第一条回避了美日同盟自身已成为极大的地区不稳定因素这一事实。首先，美国的冷战后“新干涉主义”战略已从酝酿阶段发展到实践阶段，其在东亚地区的主要依靠手段就是美日同盟；其次，美日之间新《防卫合作指针》、TMD开发等一系列强化军备的举措，势必在本地区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再次，美日联合干预台湾问题的姿态，推动着“台独”势力朝着引发武力冲突的危险方向迈进。美日两国应本着为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负责的精神，为消除各国的疑虑、缓解紧张局势作出实际努力。

至于上述第二条，美日同盟的存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抑制日本军事大国化趋向的作用。然而，战后历程和目前的趋势表明，美国正在继续采取鼓励日本强化军事力量的政策，不禁令人感到美国正在逐步打开“瓶盖”。从日本方面看，是否会长久地甘愿受制于“瓶盖”，这将取决于日本国内政治的演变进程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