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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以侵略者的“全面胜利”和被屈辱者的屈辱订约作为结局。第二次中日战争终于以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和被侵略者取得伟大胜利而告结束。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两次大规模入侵面前，表现了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中华民族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失败后，没有沉沦下去，而是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终于在50年后，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换来了企盼已久的胜利，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的局面，雪洗了第一次中日战争失败以来由日本侵略带来的种种屈辱。这种从屈辱到胜利的历程，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深厚凝聚力的民族。
甲午战争虽以中国的失败告终，但在这次战争中中国军民仍表现出了非常英勇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她的英勇儿女大义凛然，挺身而出，同敌寇进行殊死搏斗。左宝贵血洒异国他乡，邓世昌“誓与士卒共生死”，林履中“临大节而不可夺”杀敌牺牲，杨用霖口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拔刀自裁，刘步蟾、丁汝昌自杀殉国以身为国尽节……他们真正做到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在反侵略斗争史上谱写了璀璨夺目的篇章。
如果用近视的眼光来看，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说，似乎只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但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各个阶级都投入民族救亡运动，如农民阶级以“灭洋”为旗帜的反帝爱国运动，资产阶级上层以“变法图强”为旗帜的戊戌维新运动，资产阶级中下层以“振兴中华”相号召的革命斗争，等等。民族救亡运动的前赴后继，正是中华民族坚贞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写照。
中国人民咬紧牙关挺过了八年抗战，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靠的正是这种民族精神作支撑。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蒋百里曾经说过：“中国人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可侵占我城市，可屈服我政府，但决不能屈服一国的文化，更不能屈服一个民族的意志。日本假口防共，想拿二百万兵来屈服中国人的意志，等于梦想，日本一天不停止侵略中国，中国势必抵抗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的民族意志、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痛恨日寇、鄙视汉奸的民族义愤。中华民族热爱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对侵辱我华夏、践踏我神州的民族敌人怀有最大的仇恨。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后，有人表示“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这不只是某个人的豪言壮语，也不只是某个派别的立场，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它正体现了同仇敌忾、与日寇势不两立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痛恨外敌，更鄙视认敌作父、引狼入室的汉奸。爱国是至忠，卖国为巨奸，爱国还是卖国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不论持什么政见，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慷慨赴国难、忠烈报国家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丧失民族气节、出卖国家利益的，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二，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意志。先哲曾留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教诲，概括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不畏强敌的斗争精神、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再苦的日子我们同熬过，再大的危机我们经历过，但不为任何困难压垮的民族意志从未泯灭过。靠这种不可征服的民族意志，中国人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坚持了在恶劣环境下的东北14年抗战，坚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雪洗了百年国耻，振奋了百年国魂。
第三，整体至上、国家为重的民族大义。在家与国的关系上，中华民族重骨肉之情，向来以“孝悌”为荣，以不孝为耻。但国家有难，忠孝不能两全时，广大爱国将士纷纷投书家人，以明报国之志，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责任感。在党派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的关系上，能做到不计前嫌，不计局部利益，而以民族大义为重，使局部利益服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在民族危机空前严峻的背景下，曾血战十年的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共纾国难，是最好的例子。
第四，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民族气节。抗日战争中，不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而且国民党领导的军队，还有广大民众，都涌现了许许多多执干戈以卫社稷、不惜以身殉国的英烈。
在八年抗战中，无数人民军队的优秀儿女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在历时5个月的作战中伤亡1.7万余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东北抗日联军冷云等8位女战士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下游遭到敌人追击，她们顽强抵抗，打完子弹后，全部投河而死。狼牙山五壮士战斗到最后，纵身跳下悬崖。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弹尽粮绝，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在反扫荡激战中壮烈殉国。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豫东萧县八里庄战斗中，勇敢与敌人拼搏，光荣牺牲。回民总队队长马本斋，戎马倥偬，积劳成疾，为抗日战斗到心脏停止跳动。赵一曼在日寇面前，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在这场战争中，国民党军的将士们同样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在平津保卫战中，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为国捐躯，士兵5000余人阵亡。在太原会战中，军长郝梦岭、师长刘家骐战死，士兵伤亡达10万之众。在淞沪会战中，“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中国的普通民众也显示了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精神。如在一次“扫荡”中，日军在冀中敌后深南县王家铺村抓了20多名村民，威逼他们说出八路军的隐蔽处，他们宁死不屈，守口如瓶，敌人问一个不说，杀一个，再问再杀，一连杀掉14个人，始终没有一个人吐露真情，显示了炎黄子孙的高风亮节。
抗日战争中死国难者所表现出的气概、气节，为山河增色，为日月增辉。英烈们以鲜红的热血，浇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花蕾；以个体生命悲壮的死，换来了民族生命的永生。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不正体现在视死如归的民族英烈悲壮赴难中吗？
第五，一致对外，共御外侮的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每当出现外敌入侵时，都能够万众一心地抵御外侮。
近代以来，由于外敌的入侵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大大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两次中日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中日战争，使民族凝聚力达到了高峰。当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第一次中日战争时，当时的中央政府即清政府已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因此，不可能以清政府为凝聚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凝聚力只能通过“内部分裂”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爱国的、正义的、进步的政治力量与卖国的、腐朽的、反动的中央政府进行斗争。第二次中日战争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尚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因此，有可能以国共合作作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凝聚力表现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团结统一，空前未有的一致对外。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早在1935年发表的《八一宣言》中就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除少数汉奸、卖国贼以外，绝大多数炎黄子孙不分阶级阶层，不分民族种族，不分性别年龄，不分文化程度，不分各行各业，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不分境内海外，都团结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共同为祖国的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
在从甲午战争的惨重失败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的50年中，中华民族凝聚力还在从割台到台湾光复这一历程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895年5月初清政府批准的《马关条约》规定割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这一规定激起了大陆朝野普遍反对，也引起了台湾军民的强烈愤慨。从5月底到10月，台湾军民进行了持续4个月的反割台斗争，激战近百次，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抗击了5万现代化装备的日军。日军付出了4800名死亡和2.7万名负伤的巨大代价。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大陆的仁人志士也一再表明了收复台湾的愿望和决心。上述史实表明台湾与大陆不可分割！中华民族有着无比深厚的民族凝聚力！1945年10月25日，中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在台北举行台湾日军的受降仪式，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台湾省重返祖国怀抱。
第六，坚持民族自信心与忧患意识，民族危机感与民族自豪感的有机统一。甲午战争失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刺激起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而抗日战争胜利的深远意义当属恢复了民族自豪感。民族危机感与自豪感，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情感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等反侵略战争失败、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对自己民族的未来依然有强烈的自信；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等民族自卫战争胜利、获得反帝斗争胜利的历史光荣时，中华民族对本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依然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家都提过中国的“球籍”问题，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对国际政治现实的清醒估计。全体中国人都应该有这种忧患意识。
第七，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在抗日战争中得到继承、弘扬与升华。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所概括的鲁迅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与愚公精神上。关于鲁迅，毛泽东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中国人民在近代反侵略战争，包括两次中日战争中所表现的自强不息、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是推动中华民族前进的坚强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