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水林译信德民族主义最早是由信德的印度教徒开始的。英国人征服信德后，信德的印度教徒摆脱了塔尔普尔王朝的统治40329258。他们感到，作为少数派，现在再也不必服从多数派的统治了。他们不仅是安全的，而且是独立自主的。于是，他们的商业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在英国人的保护下，他们开始将自己的商业扩展到信德以外的地区。当时，英国正忙于征服亚洲、非洲和西印度群岛，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军事行动，而不是贸易。信德的印度教商人利用这个机会，在英国各殖民地建立起自己的商馆，从而把买卖扩展到亚、非各国，直至美洲。信德的印度教商人由此获得了大量利润，并用这一财富发展了信德的城市。海德拉巴、舍加尔布尔、拉尔卡纳、米尔布尔哈斯和纳瓦布沙成为信德的现代文化城市。他们对教育及文化事业尤为重视，在城市里开办了学校和学院。因此，印度教徒在现代教育方面得到了发展，并接受了西方思想。

财富和教育使他们在文明方面取得了进步，这种进步在各城市中以图书馆、公园和公共俱乐部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他们还做了一些社会福利工作，建立了医院和类似的机构，向需要的人们提供帮助。

印度教商人的努力给信德的城市生活带来了一场革命。从城市住宅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富有的、先进的阶级。他们在海德拉巴、拉尔卡纳和舍加尔布尔建造的房子，反映了他们的趣味和现代意识。清洁的道路使这些城市显得更加美丽。在短时间里，信德的印度教徒就发展了一种与次大陆其他地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城市文化。

教育和财富也提高了信德印度教妇女的社会地位。闺阃制度宣告结束，妇女们开始积极参加教育活动和各种社会活动。当男人们到外国去做生意时，她们就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她们不仅在家庭事务中是独立自主的，在社会事务中也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在英国人统治下，印度教徒觉醒了，并创造了一种城市文化。但是，远离城市、居住在偏僻乡村的穆斯林地主（柴明达尔40329259）和他们的佃农，既没有受过现代教育，也没有从城市文化中学到任何东西。穆斯林地主或者通过打猎等娱乐活动消磨时间，或者沉湎于鸦片烟。他们也很少有时间进城。其结果，城市与农村生活的这种差距使他们互相分离。尽管这种差距发生在受过教育的城里人和落后的乡下人之间，但宗教的不同却使其变成了宗教性的差别。在海德拉巴的一个叫希拉阿巴德的印度教徒居住区——当时一个时髦的居住区，下午5时后甚至不许穆斯林进入。

问题十分明显，信德的印度教徒富有而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在人数上却居于少数。他们自然希望支持信德民族主义，树立自己的特性，以维护自己的特权。他们依仗自己的才干和力量，推动对信德的认同，并力图在信德民众中提起民族的话题，以维护自己在省内的控制地位，使多数人服从自己的意愿。

为了使民族主义的根扎得牢固一些，他们对信德语的发展给予了最多的注意。只有通过语言使所有的人团结起来，才能维持宗教的距离。为此，印度教徒中的作家和文人不仅用信德语翻译，还用它来创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英语-信德语词典的出版。著名信德语诗人沙·拉蒂夫的《里萨罗》40329260 经印度教学者格尔巴赫沙尼校订后出版。出现了一批新的诗人和长、短篇小说作家，他们的创作发展了信德语。

最大的成就是信德历史的编纂。他们特别注重于对信德古代史的研究，以寻找证据证明信德早在古代就十分伟大，而不是在穆斯林时代。为此目的，成立了信德历史学会，出版了一种季刊，发表有关信德历史的论文。该学会还搜集出版了分散于各处的有关信德的史料。

正当信德的印度教徒极力支持信德民族主义运动时，一个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小团体——他们中多数属于地主阶级——起而反对，因为当时的信德民族主义不但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反而极力使他们处于落后的状况。因此，他们支持正在次大陆兴起和发展的穆斯林民族主义，参加了各种旨在维护次大陆穆斯林利益的运动。

例如，信德的“乌拉玛”40329261 积极参加了1915年发生的“绢书运动”。同样，他们也积极参加了“出奔运动”，许多信德家庭为支持这一运动而前往阿富汗。信德的“乌拉玛”和“贾吉尔达尔”政治家也参加了哈里发运动。当次大陆的穆斯林把乌尔都语同宗教一起当作穆斯林团结的象征时，信德受过教育的穆斯林阶层也拥护乌尔都语。

对当时信德受过教育的地主阶级来说，必须支持穆斯林民族主义以维护其利益，因为这能抵消印度教徒不断增长的政治与文化影响，打破其对城市文化的控制。因此，著名信德政治家G.M.赛义德屈从于穆斯林兄弟情谊，请求德里和勒克瑙的穆斯林到信德来，从印度教徒手中解救出自己的穆斯林兄弟。由此可见，信德的地主阶级向信德以外的人求援，以摆脱印度教徒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唤醒信德的贫苦佃农，给他们以教育，和他们一起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因为这样一来，就得改变信德的社会与经济结构，而北方邦的贾吉尔达尔阶级和他们是一致的。信德的地主很晚才明白，信德的印度教徒虽然和他们操同一种语言，但其剥削和北方邦及旁遮普的穆斯林兄弟在分治后继续进行的剥削完全一样。

直到今天，信德的地主仍未要求信德的佃农帮助自己，他们只想在原有的结构之内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如果唤醒人民来要求权利，就必须给人民以应得的权利。

当穆斯林要求信德脱离孟买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分歧便公开化了。这一要求表明，信德的穆斯林正脱离印度教徒来考虑自己的利益。为此，他们还使次大陆的穆斯林政党介入此事，借它们的帮助来推动信德脱离运动。他们以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名义推动这一运动，声称这有益于穆斯林。

在这一运动期间，信德的印度教徒少数失去了国大党的支持，因为国大党是一个非教派主义政党，它在原则的基础上支持分离。因此，信德的印度教徒便孤立了，得不到次大陆任何一个政党的帮助。很明显，当穆斯林民族主义有利于信德的穆斯林贾吉尔达尔的利益时，他们便用它来实现自己的要求，而放弃信德民族主义，因为当时信德民族主义恰好符合信德印度教徒的利益。

信德是这样被合并于孟买的：信德于1843年被英国政府征服，4年后被合并于孟买管区，按照达尔豪西勋爵的说法，如果旁遮普在信德之前被征服，信德无疑会被并入旁遮普。由于这一征服迟了，不得不从行政上把信德并入孟买。

但这件事一开始就在英国管理层内引起了分歧。有些人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坚决支持将信德并入旁遮普，理由是信德与旁遮普有许多相同之处，与旁遮普合并，信德能管理得更好。但是，柯曾勋爵于1903年未予批准，因为旁遮普本身已陷入困难之中。其财力连自己的需要都无法满足，更无力承担信德的财政负担。

尽管柯曾勋爵不赞成，主张将信德合并于旁遮普的这些人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这种情形使信德的印度教徒深为忧虑，他们反对这种合并，因为这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便支持信德单独建省的主张。

起初，信德的分离和单独建省有利于信德的印度教徒。西北铁路建成后，卡拉奇作为一个港口，其重要性日益增加，因为这是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唯一的港口。因此，在1924年之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赞成信德分离。但是，自从穆斯林联盟将分离运动抓在自己手中以后，分离就成了一个教派问题。印度教徒感到分离将会产生危险，1928年来临时，他们便激烈地反对分离。

当时，信德脱离孟买的问题已经成了次大陆政治中的一个教派问题，在信德穆斯林地主和印度教商人之间引起了冲突。印度教徒认为，在一个单独的省内，穆斯林地主将利用多数获取政治权力，进而取消印度教商人的商业活动，或不让其商业活动继续发展。表面上这是一个教派问题，实际上是穆斯林地主和印度教商人的利益在起作用。西蒙委员会（1927年）曾正确地指出：“这一要求的背后，既没有公众的支持，也没有得到信德农民的赞同。支持它的是次大陆的穆斯林领袖。他们认为，一个穆斯林占多数，并与穆斯林占多数的俾路支斯坦、边境省和旁遮普毗邻的省份，在印度将成为反对印度教多数的强大阵线。”

要知道，在信德的分离运动中，出身于地主阶级和受过教育的穆斯林一直站在前列。他们希望，在一个单独的省内，他们将在政府机构中获得更多的位置，拥有比以前更多的政治权力。在这些重要人物中，值得一提的有古拉姆·侯赛因爵士、希达叶都拉、沙纳瓦兹·布托爵士和M.A.柯罗。

信德的印度教徒反对脱离孟买，理由是：在这一要求的背后，实际上是次大陆穆斯林的利益。他们想建立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省，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对信德的穆斯林并无益处。印度教徒担心单独建省后会受到穆斯林多数的统治。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这些穆斯林多数将按照印度穆斯林领袖们的指示行事。信德保持至今的教派和平将宣告结束，教派冲突将从此开始，从而危及信德的发展。

他们给副王写信，表示自己的担心，特别提到了他们的贡献。信中说：“数代以来，我们一直以自己的能力给政府带来益处。我们向政府提供了大量优秀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我们最早投身于教育界，使整个教育制度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我们参加了地方政府的工作，在信德第一次播下了公共生活的种子。我们不仅发展了国内贸易，还到了国外，以获得的利润使国家受益。是我们沟通了信德和印度各商业中心的联系。”

因此，对于信德的印度教徒来说，最大的危险是：信德省一独立，他们不仅会失去政治势力，商业上也会受到损失，因为信德的财政负担将导致更多的税收，税收的重负将严重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另外一种危险是：随着选民人数的增长，他们在民选机构中的席位将减少。他们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在分离的情况下，贾吉尔达尔的影响将大为增加，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农民和佃农赢得选举。获得政治权力后，他们将成为信德发展的障碍。因此，印度教徒要求从落后的贾吉尔达尔阶级手中解救出他们这一受过现代教育的、开明的阶层。

他们申诉的理由是：“我们在信德占有27%的土地和13%的抵押土地，我们向政府缴纳了大部分税收。我们还缴纳了消费税，因为这是一种城市税收，而我们在城市里占多数，因而纳税人便是我们。同样，我们比穆斯林受到更多的教育。至于英语教育，我们比穆斯林要多8倍。我们的重要人物和穆斯林的一样多。”

尽管印度教徒极力反对，信德还是在1939年脱离了孟买，获得了独立省份的地位。这不仅是多数对少数的胜利，而且是贾吉尔达尔对商人的胜利。乡村文化压倒了城市文化。因此，信德贾吉尔达尔的影响增加了。信德分离之后，这里的政治也发生了变化。信德的贾吉尔达尔在次大陆的政治中更加积极。他们积极参加了巴基斯坦运动，因为这符合信德贾吉尔达尔的利益。摆脱印度教徒之后，可以重新占有自己抵押出去的土地。巴基斯坦独立后，印度教徒离开了信德，信德的政治完全为贾吉尔达尔所控制。此后，信德的政治一直在维护他们的利益。

脱离孟买之后，信德的教派冲突开始了。结果，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距离更加扩大。当时，次大陆的政治形势是：国大党正在非宗教的、印度斯坦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但穆斯林联盟的基础是穆斯林民族主义。为了穆斯林联盟的发展与强大，必须在印度斯坦的穆斯林中发展穆斯林民族主义，将自己同印度教徒分开。为了团结穆斯林，穆斯林联盟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伊斯兰教正处在危险中，如果穆斯林不团结起来，他们将被印度教徒消灭。

要知道，穆斯林联盟早期在信德并无多大影响。在1937年的选举中，只获得了4.6%的选票，只有1名成员当选，而他不久也抛弃了穆斯林联盟。相反，国大党获得了8个席位。（在56个席位中）信德联合党获得18个席位，他们和印度教委员一起组成了政府。后来，穆斯林联盟组成了包括希达叶都拉和本达·阿里·塔尔普尔在内的自己的团体。但它在政治上非常虚弱，无法推翻以阿拉·巴赫希·苏姆罗为首的政府。

正如在贾吉尔达尔政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当选的委员总是支持掌权的政党。信德的大部分地主都投奔了信德联合党，却不参加穆斯林联盟，因为穆斯林联盟当时不能给他们任何好处。

面对这种情况，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制定了一项计划，要在信德制造一种使穆斯林民众走上街头的局势，利用这种压力使穆斯林领导人向自己靠拢，以弥补在选举中失去的东西。重要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方法促使穆斯林民众走上街头。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鼓动穆斯林的情绪。因此，包括阿卜杜拉·哈龙、G.M.赛义德和M.A.柯罗在内的联盟领导人制定了计划，利用苏库尔的门齐尔加清真寺问题制造动乱。

门齐尔加清真寺在印度教的萨德贝拉庙附近，系阿克巴大帝的总督米尔·马苏姆所建。后来，因为人烟稀少，清真寺就荒废了，也没有任何供礼拜用的设施。英国征服信德以后，有一段时间曾用清真寺的院子作办公室，但后来仍将清真寺交还给了穆斯林。穆斯林觉得，如果清真寺继续荒废下去，就会彻底毁坏。于是对清真寺进行了修葺，增添了礼拜设施。修缮清真寺时，印度教徒提出了抗议，因为清真寺紧挨着他们的庙宇。为了避免教派冲突，英国政府要求穆斯林在清真寺周围筑一道墙，和庙宇隔开。但是，穆斯林没有执行这一命令，政府遂于1938年关闭了清真寺。

穆斯林联盟利用清真寺的这一局势制定了计划，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省穆斯林联盟成立了门齐尔加委员会，要求政府将清真寺交还给穆斯林。他们提出这一问题时，就使其带有教派主义的性质，并且把阿拉·巴赫希·苏姆罗的政府也牵涉在内，给信德的穆斯林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该政府是归还清真寺的最大障碍。于是，阿拉·巴赫希·苏姆罗及其政府在穆斯林中的影响便大大下降。

为把事情闹大，穆斯林联盟委员会宣布1938年8月18日为门齐尔加日，并要求苏姆罗及其内阁辞职。信德的乌拉玛借此机会做了许多激烈的演讲，发誓要对印度教徒进行圣战。G.M.赛义德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还组织全体穆斯林去部长们家里举行绝食活动，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辞职。

作为回答，印度教徒要求将清真寺重新交给政府。当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分歧已经形成极深的鸿沟，双方都采取了激烈的手段，没有留下一点和解的余地。

11月19日在门齐尔加清真寺发生了流血冲突。警察逮捕了G.M.赛义德，以驱散那里的人群。据警方的情报，G.M.赛义德曾插手在清真寺附近制造冲突、打死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事件。在这次冲突中，苏库尔共有12名穆斯林和33名印度教徒被打死。全县死亡人数为127人，其中穆斯林2人，印度教徒125人。

这次事件之后，穆斯林联盟一跃成为省内的知名政党。阿拉·巴赫希·苏姆罗及其政府垮台，印度教残留的一点点政治力量也被消灭了。这一冲突是贾吉尔达尔阶级的一个胜利，他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宗教，并通过这一手段实现了自己的计划。

门齐尔加清真寺冲突事件给信德历史造成了巨大影响，因为穆斯林联盟从此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它支持了1940年的拉合尔决议。1943年，信德的立法议会又支持了巴基斯坦决议，从而加强了巴基斯坦运动。

就这样，信德的穆斯林贾吉尔达尔政治家支持了巴基斯坦，使自己同次大陆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联系起来，打破了同印度教徒的语言和种族联系。相比之下，以宗教为基础的联系大大加强了。

穆斯林贾吉尔达尔阶级相信，击败信德的印度教商人之后，他们可以巩固自己对信德政治的影响，从而改善其政治和经济地位。他们还希望，他们的成功将把他们从农村带向城市。这一成功隐藏着他们关于未来的金色的梦。

巴基斯坦刚独立时，穆斯林联盟在信德的根基还是牢固的。信德人还以自己在巴基斯坦组成中的重要作用而自豪。因此，当大批难民从印度来到信德时，信德人还向他们表示欢迎。信德的印度教徒走后，城市空了。因此，难民们便在卡拉奇、海德拉巴、苏库尔、米尔布尔哈斯和纳瓦布沙定居下来。大部分难民是知识分子或有技艺的工匠。知识分子投身于信德省的教育发展，以学校、学院和大学教师的身份帮助产生信德的中等知识阶级。同样，工匠和企业家们发展了各种工业。信德的这些城市很快就以其人口和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变得重要起来。

难民的到来还带来了乌尔都语。乌尔都语成为城市中使用的语言，信德成为双语省。当然，定居于信德内地的难民，不仅接受了信德语，而且接受了信德文化。在城市中，信德人接受了乌尔都语和城市生活方式。这使人感到，如果这一进程继续下去，两个阶级之间就能逐渐发展文化的共同性。一个时期以后，他们的文化差异就将消失。因为这并非外国人或陌生人第一次来信德，在历史上，不断有人从其他地方来到信德，经过一段历史进程他们都融合于信德的文化之中了。信德的社会并非单一社会，其中有来自阿拉伯、伊朗和中亚的莫卧儿人、赛义德、古来氏和安萨里40329262。至于后来的俾路支人，他们既保持了自己的特性，又成为信德社会的一部分。

只要信德的知识阶级能够容易地获得就业机会，他们和难民之间就没有太多的分歧，因为穆斯林民族主义的精神依然存在。人们找到了沟通的途径，并为避免冲突而努力。为了表示团结，许多信德诗人也用乌尔都语写诗，谁也不为讲乌尔都语而犹豫。

到了20世纪50年代，受过教育的信德中等阶级逐渐崭露头角，在就业问题上开始进行竞争。这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信德民族主义的兴起可以归咎于“一单位制”40329263 的实行，因为它确立了旁遮普对各小省的霸主地位。在就业方面，信德人不但要和难民竞争，还得和旁遮普人竞争。因此，信德新兴的中等阶级坚决反对一单位制，连信德的知识分子也反对。在反对一单位制的运动中，难民与信德人保持着距离，因为一单位制并不影响他们的利益，他们认为一单位制对于巩固巴基斯坦是必要的。这是信德人和难民的利益明确分离的一个阶段，信德人支持这种观点，即信德应获得作为一个省的自主权，以保持其单独的特性。而难民则反对省的认同，认为这是一种偏见，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的认同。

信德人的这种想法促使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朝鼓动信德民族主义情绪并将其变为实际行动的方向迈出新的步伐，他们首先强调信德语的独立地位，以便在语言基础上组成信德民族。这使穆斯林民族的观念受到沉重打击。信德人开始认识到，迄今为止他们所支持的穆斯林民族主义是违反他们的利益的。因此，他们不再把宗教当作民族主义的基础，而是把语言当作民族主义的基础，以便把难民分离出去，并打破乌尔都语的霸权地位。

早在巴基斯坦成立之前的英国统治时期，信德语就采用了阿拉伯-波斯书法，巩固了自己作为一种独立语言的地位。印度教作家又用翻译和创作加强了它的地位。信德语早已成为省的官方语言，法院和税收都用信德语做记录。实行一单位制后，信德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和小说家，他们摒弃乌尔都语，而用信德语写作。

信德民族主义的第一个标志是沙·阿卜杜尔·拉蒂夫和他的《里萨罗》。《里萨罗》很快便成了信德知识阶级的圣经。作家们用他的诗来解释新的情况，称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哲学家、苏非和学者。沙·拉蒂夫的地位越高，信德民族主义的根基就越牢。为了提高他的地位，扩大他的影响，每逢他的忌辰，都要举办隆重、热烈的“乌尔斯”40329264，信德的知识分子都赶来参加。各学校、学院、大学都要举行“拉蒂夫日”活动，宣读关于他和他的诗歌的文章，唱他的“卡菲”40329265。

看到沙·拉蒂夫的影响，阿尤布·汗时期的政府开始由官方举办“乌尔斯”。阿尤布·汗是第一位到他的陵墓上献“贾德尔”40329266的国家元首。后来便成了一种惯例，政府首脑和要员都要去沙·拉蒂夫墓上献贾德尔。后来的几届政府在那里兴建了“拉蒂夫中心”，包括一座博物馆和一家图书馆。为此还规定了年度专款。于是，沙·拉蒂夫成了民族和官方的英雄。

继语言之后，历史成为构成民族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因素。为组成信德民族的历史，必须到阿拉伯人征服信德之前去寻找信德民族的根。如果把阿拉伯人征服信德作为信德历史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意味着支持穆斯林民族主义。因此，信德政府在这方面也摈弃了宗教，不再称穆罕默德·宾·卡西姆40329267是信德的征服者，而称他是强盗和压迫者，把信德的罗阇达希尔说成是为保卫国土捐躯的英雄。穆罕默德·宾·卡西姆和罗阇达希尔成为信德新情况下难民和信德人斗争的象征：外来者正在占领信德，信德人应当保卫国土，不惜为此献出生命。

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霍舒·希迪，他是信德米尔40329268们的一位埃塞俄比亚或非洲奴隶，1843年在杜巴战役中同英国人作战时阵亡。其生平事迹已不可考。但是，一旦需要他作为一种民族象征，他的生平与功绩便公布出来了，他被称为“烈士霍希·穆罕默德将军”。在这种做法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观点：他是为保卫信德而献身的，而现在也存在着保卫信德的问题，青年人应当以他为榜样，时刻准备为保卫信德而斗争。

一个社会中总是既有爱国志士，也有叛徒，历史也总是二者并提。在信德历史上，一方面有民族主义运动；另一方面也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卖国通敌，玩弄各种阴谋。因此，在历史上寻找英雄的同时，也要寻找叛徒，加以鞭挞，以警告现时的合作者。于是，纳奥默尔40329269被作为信德的叛徒提了出来，因为他在英国人入侵时同英国人合作，帮助英国人征服了信德。人们用他来影射那些为私利而抛弃了信德利益的政治家。

由于信德的贾吉尔达尔根深蒂固，信德民族主义的领导权便掌握在贾吉尔达尔和沃代拉40329270的手里。因此，组成信德民族主义的不是进步因素，而是反动的思想。贾吉尔达尔阶级努力不使信德民族主义扩大，以免领导权落到中等阶级手里。只要有人反对贾吉尔达尔制或宗教导师制40329271，就把他们压下去，把领导权控制在信德著名的皮尔和沃代拉家族手中。现在，有限的几个家族的人代表着信德，多数民众只能仰承他们的鼻息。因此，这种民族主义运动被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

在信德，贾吉尔达尔制的根子正越扎越深。在教育制度遭到毁坏之后，信德不再出现思想开明的知识阶级。他们的数量已经减少，剩下的也要依赖贾吉尔达尔提供职业和优待。贾吉尔达尔家族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改变政治态度，只要他们没有掌握权力，他们就加入反对党的行列。由于信德人和难民的冲突，他们的地位、土地和特权得到了保障。因此，通过现今的信德民族主义，信德人民将一无所得。相反，他们将陷于更加落后的境地。

（摘自《民族译丛》1993年第4期，原载巴基斯坦《信德——沉默的呼声》乌尔都文第1版，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