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联邦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区别。民族主义建立一种高于个人（individuo）的认同（identidad），这就是民族（nación）；而联邦主义则把个人与不同的认同联系起来。各种民族主义，包括公民民族主义（nacionalismos cívicos）和族类民族主义（nacionalismos étnicos），都是要在公民社会（ciudadanía）或族体（etnicidad）的旗帜下推动一种民族爱国主义（patriotismo nacional）。宪政爱国主义（patriotismo constitucional）掩盖着的东西正是族类爱国主义（patriotismo étnico）所发现的东西，即：由一种语言到一种文化，由一种文化到一个民族，由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estado），由一个国家到一个公民社会（ciudadanía）。如果民族主义想自我隐藏，或者想界定自己是公民民族主义，这个顺序也可以反过来说。区分公民民族（nación cívico）与族类民族（nación étnico）没有什么概念意义，因为它们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实际上，它们只是民族这一概念的两种倾向，都认为随着民族国家（estado nacional）的形成与巩固，民族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

相反，作为一种思想的联邦主义，则是保证平等之间的差异性（diversidad）。联邦主义的基础是个人自由，这种自由是在一定的生存空间中发展起来的，并得到了具体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认可。联邦主义承认并保护文化差异性，不区分什么是民族文化或统治文化，不区分什么是亚民族（subnacional）文化、少数人文化或被统治文化。它的政治目标是通过对管辖领土的划分，把领土空间划小或者扩大，将不同的领土管理单位联合起来，以克服民族国家的古典模式。

联邦主义这种领土多头政治（poliarquía territorial），现在是自由主义民主化所期待的革命，尽管它也提出了一个令人心绪不宁的问题：自由主义在产生时为什么与集权国家模式志趣相投，或者说走向了集权化？如果让自由主义或经济新自由主义来回答这个问题，它可能会预言民族国家的衰落不是向领土管理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在各种跨民族权力（transnacionales）强加的条件下，向一种更高的超国家（supraestatal）集权化的方向迈进。按照这个假说，我们就不会走向一种民主的联邦主义，而是会走向一种基于经济主义理由的新民族主义（neonacionalismo）。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查利斯·蒂利曾预言，民族主义时代行将结束，因为民族国家体系没有能力调节跨民族进程特别是经济流通问题，也难以应对未来几十年的决定性挑战，如人口爆炸和自然掠夺问题。霍布斯鲍姆说，“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落，民族主义不可能不衰落”40329138；蒂利也不否认，在涉及具体国家利益的资本流动自由与民族主义动力丧失之间，存在一种直接关系，“无论是国家领导的民族主义还是寻求建立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现都失去了动力”40329139。但是，我们不应把愿望与预见混淆起来。我们更不能忽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定义含糊的意识形态的特性，它会对不同的历史形势作出适应（adecuación），并在各种政治制度中存在（ubicuidad）。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民族主义完全衰落的前奏（prologómenos）远没有开始，现实所发生的一切可能只是民族主义在更换布景（mutación），它意味着一个时期（época）的结束而不是一个时代（era）的终结。利亚赫·格林菲尔德就持这种观点，他说：“民族主义时代现在没有结束，但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民族主义阶段。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如当代这样清楚地显示出如下对比：在一些制度和思想纷纷崩溃的时候，民族主义却在混乱之中生机勃勃地发展着。几百年前产生的力量，现在继续左右着20世纪末人类的命运。我们寻找感觉及寻找这种感觉与当前实际的关系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怎样理解这些力量的起源。”40329140 这是本文的目标。笔者试图通过回顾历史来解释民族主义，找出民族主义存在的理由，区分民族主义的各个阶段和各种类型。正是在这一点上，民族主义与联邦主义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容性与不相容性（compatibilidad /incompatibilidad）。因为不论民族主义的未来如何，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领土界线仍将是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