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文学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教授何满潮老师给我们讲“科学创新与人生”。何老师虽然是科学家，但是对人文社会科学也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曾在多所高校与青年学生一起畅谈科学与人生。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聆听何老师关于科学创新与人生问题的高论，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何老师给我们做演讲！

何满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中国社科院，跟研究生院的同学们一起聊一聊科学和人生。坐在这里，我感觉还是有些诚惶诚恐，诚惶诚恐之余呢，觉得也很正常。我们搞自然科学的就应该多到社会科学院，跟研习社会科学的同志们多聊一聊，多学一些社会科学的知识。所以说，今天能够有机会和各位一起探讨科学和人生，共同体验、分享我的一些感受和感悟，我觉得还是非常荣幸、非常高兴的。关于科学和人生，这个题目太大了，我想谈三个方面，大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最后我们可以互动讨论一下关心的问题。

首先，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科学创新与人生”这几个字的含义。我们有一个词叫“望文生义”，看着这几个字，我们能挖掘什么样的信息。其次，科学创新需要勤奋的精神，我们聊一聊怎么样才有可能做到科学创新，需要有什么样的勤奋精神。最后，我想谈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创新和人生体现什么样的价值，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首先，我们看看“科学与人生”这几个字的含义。“科学”的“科”字很有意思，一半是“禾”字，另外一半是“斗”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很广阔的田野里面，长着很茂盛的庄稼，生活着广大的人民。人民在做什么呢？在斗争。和谁斗呢？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包括和自己的思想斗，也就是要超越自己的旧有观念。我们在与天斗、与地斗的过程中，就创造了自然科学。我们与天斗，就会创造天文学；与地斗，就会有地质学。天地物，数理化，最后形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与人斗，包括我们与敌人斗争，也包括我们与自己斗争。超越自己就是和自己的思想斗争，我们思想里面既有代表先进的部分，也有代表传统落后的部分，它们之间也在斗争。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我们就形成了社会科学。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和认识。那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概括总结是什么？是哲学。这样整个科学体系就形成了。“科”字右半部分的“斗”字很有意思，它实际上讲的是分析问题的方法。一横一竖加上两点，横是横向分析，竖是纵向分析、深入分析，两点就是要在这两个问题上重点分析。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实际上是一个分析的过程，是一个横向分析、纵向分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总结、不断提炼，最后形成了整个的科学体系。所以我觉得“科”字里有很多信息是可以挖掘的。

我们再看看“学”字，“学”是什么呢？“学”字中间一大横，上面有三点，下面有个“子”字。中间一大横，就像我们这个讲堂，听众和讲台之间有一个界限。讲台上面有黑板或投影，上面写的是什么呢？三点！哪三点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实际上就是哲学的东西、自然科学的东西和社会科学的东西，这在前面已经讲了。那么下面都谁在听啊？学生。学生正在学习，学习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过程中形成的科学，我们要把它继承下来、学习下来，然后发展下去。这是“科学”两个字。中华民族的文字不像英文的26个字母，那里面有啥啊？你挖掘不出来什么。中国的文字里面蕴含了许多信息，是需要我们去挖掘的，特别是我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们要去研究。

我们看看“创新”里面含有什么意思。“创新”的“创”字左半部是一个“仓库”的“仓”字，仓库里面放了什么？右半部那个“刀”，在原始社会，实际上是犁杖。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没见过犁杖。犁杖的样子就像那个“刀”，是犁地的东西。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需要土壤，而土壤需要犁杖疏松，这样种子才能撒进去，才能孕育一个“新”的生命。“新”，实际上强调了“创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多长呢？“新”左半边是“立木”，就像种一棵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以创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字右半边是“斤”，这个“斤”是什么？“斤”指的是黄金。过去黄金重量论“克”，积克为两，积两为斤，从一个很小的数量积累到一斤的重量，这也是一个过程。所以“创新”连在一起，意味着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诞生，需要经历一个客观、漫长的过程。首先你要去松土，然后撒种子、培育，最后才能结出果实。科学贵在创新。科学创新和人生的关系当然非常密切。我们再看看从“人生”里面能感悟出什么。“人”字是一个构架，我们广大的人口当中，其中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这一半和另一半互相支撑，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那么“生”字是什么？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人”在“土”地上辛勤耕作，培育了“科学”里面的那株“禾”苗。所以人生是一个细心耕作、不断收获的过程。耕作和收获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创造新生命的过程。作为开场白，我首先和大家聊聊科学、创新与人生里挖掘出来的一些含义和我个人的一些感悟。

科学创新确实需要很勤奋的精神才能实现。一位伟人曾说：“一个天才十分之九是血汗，十分之一是灵感。”他的表述中，十分之九在前面，十分之一在后面，那能不能把十分之一放在前面，我先有灵感，就不必流血流汗去追求了？这个是不行的。只有勤奋努力付出，你才能有灵感。不可能不经过本科的学习，不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就要搞科研，要成为科学家，这个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这就是我们社会科学里面讲的从量变到质变，必须有量的累积，才可能有质的升华。所以有一句话叫作“量小非君子”。创新是什么？创新实际上就是那份灵感，但是必须要有十分之九的勤奋作为基础。什么叫勤奋？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讲过做学问的三大境界，其中一个境界是吃苦到什么境界，奋斗到什么境界，叫“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其实这是诗人的一种无病呻吟，不叫勤奋。

大家可能觉得我是学习矿业的，给你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讲社会科学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些距离。我回顾一段历史，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社会。我17岁高中毕业，后来在农村待了4年，到1977年才参加高考。我认为这4年是上了4年社会大学，这4年学习的东西让我受益终身。20世纪60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社会的大背景是“读书无用论”，不像现在。实际上我每次见到你们年轻人，我就想到我当年。你们非常幸福，我们那时候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父亲告诉我：“城市的孩子上学都上到咱们农村来了，你在家你还能读到哪去啊？还能读到城市去吗？”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劝我：“咱不上学了，咱回家干活，给家里挣几个工分。”那个时候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没有理由来否定这种观点，只能在这种环境之下坚持去学习。我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十二三岁，一放假就要到生产队去干活，生产队干活的时候很不公平。社会科学里面一个基本原则是讲公平，那时候哪有公平啊？他们干一天活挣10分，我干一天活挣5分，为什么？因为你是半劳力。“哪里有不公平哪里就有反抗”。我父亲虽然识字不多，但他上过私塾，在农村那种环境里还算知识分子，我和他讲道理，他一般还是听的。其他人没上过学，哪听你的？谈不拢说不定就打起来了。我很幸运，我的父亲对我还是很民主的。我和他讲这事，后来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能不能不让我跟他们一起干活，而是让我去割草。”割回来干什么呢？沤肥！一桩肥大概半个立方米，沤一桩肥可以挣4分。我每天割两筐草，可以沤两桩肥，就可以挣8分，这样就能给家里多贡献3分。我父亲觉得我这个想法很有道理，就让我去割草。割草也有学问，草有两种割法，什么割法？草有带刺儿的，有不带刺儿的，带刺儿的草长得很茂盛。一般割草不割带刺儿的草，要割那种没有刺儿的，或者刺儿比较小的。我割草割什么？我去割那个带刺儿的。带刺儿的别人割手疼，我割也手疼，那怎么办呢？我先割一把不带刺儿的，然后用这种草衬着，再割那种带刺儿的，很快一筐我就割完了，别人用3～4个小时，我用了不到1个小时。剩下这几个小时干什么？读书啊！我们割草那个地方叫“狼窝”，大家到动物园看过豺狼吗？那个狼窝就是豺狼出没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看书是很危险的。你回来看书不行，家里不愿意啊。那怎么办呢？我们那个地方有一种柿子树，那种柿子树不像香山上的柿子树一样长得很苗条，而是分好多叉，并且树杈很平，可以弄一些不带刺儿的草往上一铺，坐在树上，看着一望无际的禾苗、庄稼，呼吸着新鲜空气，在那里就可以开始读书了。那时候读什么呢？我记得我在那种树上读过“勾股定理”“黄金分割定理”。我们那时候读书没有课本，不像你们现在书多得读不完。我姐姐读完的课本，我来读；我用完了，我妹妹再读。那时候也没有写字的本子，怎么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学习。怎么创造条件呢？那时候农村有一种防止庄稼长虫的农药，叫“六六六粉”，它的袋子很厚，那时候叫牛皮纸，一共有六层，我到地里拣用完了的袋子，然后用剪子剪开，用针和线把它穿起来，订成本子，就在上面写作业、做数学题。但是，这种本子有一种非常浓烈的“六六六粉”的味道，其毒害远超过PM2.5，最起码是PM250。我们过去读书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后来考上大学，读研究生、读博士，从一开始上学到博士后毕业，整整24年。我的导师是陈志达教授，陈先生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你们一定知道陈先生的老师钱伟长，陈老师是非常勤快的。钱伟长曾被打成右派，紧接着我的导师也被打成了右派，最后被贬到中国矿业大学，当时叫矿业学院，不是去教书，是去烧锅炉。他就在烧锅炉的膛火下做学问，1978年改革开放，他用他在那里做的学问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有理力学》。他老人家曾对我说：“如果不耽误那4年，如果在农场那4年能够正常读书，那么你现在可能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当时我非常坚定地回答：“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没有那4年在农村所受的苦，我就不知道社会最底层的人民是怎么生活的，大学以后，再让我上12年，我就上不下去。”吃苦和坚持受教育还是有关系的。后来导师听完以后还很同意我的观点。

大家可能会想，勤奋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我做研究生的经历与感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你只要非常勤奋地做学问，非常勤奋地读书，这种勤奋带给你的好处将是无穷的。首先，它会激励你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摆脱考试的烦恼。我们读书的时候最怕什么？最怕考试。学期考试、学年考试、研究生考试、博士生考试，现在甚至评个职称都要考试，各种考试无穷无尽，数不胜数。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两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我经历的人生第一关——高考。我高考的那年是1977年，想必大家都知道，那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整整10年啊！多少人就盼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多少人在这一时刻同台竞争，只为实现心中一直执着的那份梦想。当时参加高考的人，年龄最小的18岁，而年龄最大的都已经36岁了，我自己当时也已经21岁了。虽然早已过去多年，但对那一幕依旧记忆犹新。当时考试的时候我们最怕写作文，因为谁也不知道会出什么题目。1977年的那场高考，不同省份的考试时间是不一样的，各地经过选拔的高考生在1978年3月份统一入学。我当时在河南，河南的高考时间是1977年11月，一共四门科目，而第一天的考试科目就是语文。我那时候在工厂工作，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看报纸。那时候，“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里面有顶尖级人物写得非常出色的社论文章，自己读了好几遍。考试的前一天晚上，顺便又读了一遍。第二天考试的时候，前半部分是基础知识，后半部分是作文，作文占总分的70%。作文有两道题目，第一道题目是“当我走进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虽然看报纸得知毛主席纪念堂修成后有很多人怀着崇敬而激动的心情去瞻仰，但是我没有亲身感受过。于是，我又看了第二道题目——“为华主席抓纲治国大见成效而欢呼”，而自己考试前一天看的社论文章就是《抓纲治国，大见成效》。听我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可以估计到我高考作文的分数。那时候，高考题目也是分省出题的，而河南省出题者根本不会知道“两报一刊”的社论有这样一篇文章。当时正值二十几岁记忆力好的年龄，对于前一天社论文章上看到的关于工业战线、农业战线、科教卫生战线取得的成绩，甚至对于文章里面非常有气势的排比句都记得一清二楚，自己赶紧列出了一个提纲。那篇社论文章中，先写的是工业战线，为了不让人看出来，我就根据自己在农村的实际经历，先写了农业战线。那时候，八开大的白纸，我一共写了三页半，当然字写得也比较大。我写完一页放在桌子旁边，再写完一页又放在桌子旁边，我能感觉到当时监考老师都转到我身边，目不转睛地看我写的文章。通过讲述这份高考经历，我最想告诉大家，想让你们明白，考试，考的到底是什么？考试，考的其实就是考生学过的知识，考生的学习状态。如果一个考生连老师没有看过的东西都看过，那么考试也不过就是一件很简单的小事。而勤奋，在这一环节中就显得非常重要，唯有勤奋才会让考试变得更加容易，才会让考试不再是一件苦恼的事情，才会让考试给你带来成功的喜悦。

听到这里你们可能会有疑问，即便勤奋，也不可能每次都这样碰巧吧？那你们不妨带着疑问听我再给你们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高考会使我们从一个农民转化为一个大学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我们人生另外一个转折点就是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在毕业的时候，面临着首届硕士学位研究生招考的机会。由于是首届研究生招考，并且邓小平对于教育格外重视，所以，当时不是校长、院长抓，而是由教育部直接抓，教育部长亲自给文理科命题。首届研究生考试也不像现在考试氛围那么平和，那时，我们楼道里两边分别站着两个解放军战士，心里就会不由地紧张起来。自己在考研究生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英语，我们在初中、高中就没学过英语，上大学以后才从ABC学起，那时候又严重缺乏英语老师。当时，教我们英语的老师是学俄语的，一边教我们英语一边告诉我们他自己的英语水平也就这样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报考的专业，是国家的保密专业，那年全国就只有一个名额。虽然只有一个名额，报名的人却数不胜数，仅我们班30名学生就有21人报了名。不仅学生考，我们那里有个1976年留校的老师也报了名。这个老师的基础功底很扎实，他的父亲是吉林大学数学系主任，母亲是吉林大学英语系主任，数学和英语非常厉害。他们家住在朝阳区的一个小楼里，和我们学校的一个权威导师不仅是邻居，两家更是世交。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他都是拥有绝对竞争优势的。我的老师对我的情况的分析是，你的竞争对手就是他，超过他才会有机会考上。在考试的前两个月本来有毕业实习，为了让考研究生的学生好好复习，规定这些考生可以不去，这样就有很多时间来复习功课。然而在规定的可以在校复习的第二天，我就不能去参加复习了，因为打水的时候暖瓶爆了，烫伤了自己的腿，医生不仅让我住院，还嘱咐我不能下床，如果水泡破了，会引起败血症危及生命。别人在学习，自己却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不甘心地躺了一个多月。老师和同学来看我的时候，带给我一本《伽利略牛顿传》，你们现在去图书馆还可以找到这本小说。小说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英语，后半部分是根据英语翻译的汉语。我先看前半部分，看不懂再翻到后半部分参照汉语来看。那时候，我们有个很好的英语老师。和以前的英语老师不同，他不仅教我们英语句子的意思，还会教我们一些英语语法。放假前，他每周都会为我们讲课，从早晨八点讲到晚上五点，午饭就在课堂吃，他吃面条，我们在下面用地质学院的军用水壶就着凉水啃面包。大家吃完了，立马开始接着讲。那时，他讲课完全没有课时费，只是全心全意希望学生都能考一个好成绩，大家的学习劲头也很足。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考试，自己更觉得压力很大。考试前一天，一个年轻的老师来看我，给我带来了苹果，并对我说：“明天要好好考啊，这个水果不能白吃，你要给我考上！”我却直接对他说：“躺了一个多月的病床，有点儿不想考了。”老师听完脸色立马变了，提起水果就走了。不一会儿，他又转身回来，把水果往床上一放，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如果不考试会后悔一辈子的！”他走了以后，我自己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考试，一个多月没有复习，和别人差距太大；不考试，自己又不甘心。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去考试，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考不上。医院护士人特别好，专门给我准备了拐杖，我拄着拐杖就去考试了。现在想想，要是当时没有参加考试，肯定会很后悔，今天也不能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沟通交流了。那次考试，第一门考英语，也是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基础知识，后一部分是英译汉。英译汉，我想你们应该也做过。不过我可能和你们不太一样，由于我在农村社会大学学习了四年，工作就是要学会抓重点。所以，我在考试的时候也一样，先抓重点，就是抓分数最多的来做。当时，一道英译汉就足足有40分。我记得当时八开大的纸，题目就有两页。我十分清楚地记得，第一页讲的是英国伊丽莎白皇家的一段历史，对此我并不清楚。又看了第二页，第二页讲的是伽利略造了一个望远镜观察太阳黑子。我一看这个题目就非常激动，我大概用了不到30分钟的时间就翻译完了。只翻译完了还不够，为确保准确率，我又仔细检查了一下，觉得40分的题至少能拿到30分才放心。我们班21个报名的，真正上考场的只有8个。当时，可能是由于报考的考生人数太多了，教育部在考前一周发布了一个通告，我至今还记得三条：第一条，首届硕士学位研究生命题的难度标准是使优等生能够达到及格；第二条，录取的标准是各门功课都要达到及格；第三条，如果英语不及格，一定要接近及格线，并且相关的专业课要考得非常优秀，才可以考虑录取。也许正是由于这个通告的原因，才造成了当时我们班21个报名考生只有8个考生上考场的局面。英语分数下来的时候，我考了65分，那道英译汉得了38分。考上研究生以后，我问我们当时判卷子的英语老师，为什么扣了我两分，他说：“其实你翻译得已经特别好了，那两分本不该扣的，但是总不能给你满分吧。”我又和英语老师说：“如果我不及格，你再扣两分我离及格就更远了。”他回答说：“就是考虑到你及格了，所以才会商量着扣了你这两分。”和大家分享这段考研究生的经历，其实还是想告诉大家，作为学生，只要你勤奋，下足功夫，考试就不是件难事。考试只是检验你的学习状态，检验你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如果你掌握得足够好，那么任何考试都会给你带来成就感。关于勤奋，我想和大家讲得也够多了，就先讲到这里。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关于科学研究的感悟。作为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学者或学生，我们共同的责任是科学创新。科学创新是我们要追求的人生价值。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下，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如何衡量我们对于社会的贡献？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曾经买了本马克思写的《资本论》，虽然工科院校不讲剩余价值，但是我还是认真学习研究了剩余价值，它帮助我解决了许多我曾经苦苦思索却得不到解答的问题。比如，说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为什么美帝国主义建设得还那么好？欧洲的社会主义不行，中国为什么还要坚持社会主义？这些问题都是对我们认识的挑战。

在种种动机的驱动下，我又买了本英文的《资本论》，如果有看不懂的地方就和中文的《资本论》对照着看。看完了以后，明白了很多道理，在认识方面基本解决了这一类问题。从2010年起，我给我的研究生讲绪论的时候都会主动和他们讲剩余价值学说，让他们了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明白帝国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为什么社会主义要进行经济改革，为什么社会主义进入21世纪了还没有赶上资本主义。今天在这里我把自己对剩余价值的认识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再回想一下马克思分析剩余价值学说时的一个关于商品价值的经典论述：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价值一部分是资本家投入的资本，一部分是工人的劳动。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表现出来的价值减去它的成本，就是利润，其实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是谁创造的？里面有两项，第一项是资本，而资本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只有工人的劳动才能创造出来。那么基本的推论就是：剩余价值是工人的血汗劳动创造出来的，因此资本的每个毛孔里面都渗透着工人的血汗。而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是由资本家占有的，资本家在剥削工人。因此，马克思预见，随着大工业生产，被剥削的人越来越多，农业社会里被剥削的是农民，到了工业社会，随着工人的增多，原本享受着财富的资本家相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越来越少。面对社会不公平的现状，越来越多的工人认识到自己创造的财富没有被自己占有，就会起来闹革命。一闹起革命，就会革掉那部分少数人。马克思有一个英明的论断，就是资本主义通过大工业的手段创造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因此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也是必然要灭亡的。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欧洲兴起了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吓坏了资本主义。然而，进入20世纪后期，虽然我们国家在不断进行经济改革，但是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怀疑马克思研究的东西是否过时了。而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马克思的贡献是历史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就已经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是正确的。而针对后来的变化，马克思已经不在了，并没有去研究。

因此，我们应该用新时代的剩余价值理论解释新时代的运转形态才对。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是没有过时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也像我这样研究过。我研究剩余价值学说并不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也不是为了研究社会科学，只是为了研究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这个朴素的问题。后来，在2006年，我用这个基本方法做了一个新的尝试。现在的社会形态走势彰显着现在的产品价值。它的生产过程包括国家资本投入、资本家资本投入。由于我们国家还存在着多种经济形态，所以还包括私人的投入。世界各个国家基本都存在着这种状况，同时，也包含着工人的劳动。除了这些，还有科学技术。这几项里面除了资本不能创造价值以外，人的劳动和科学技术都会创造剩余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人可以用机器人代替，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只有科学技术创造了剩余价值。在这里我们以比尔·盖茨的公司为例进行分析。在比尔·盖茨的公司里，科学技术创造了无数的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正是比尔·盖茨在社会运行形态中掌握了科学技术，现今的资本家往往就是科学家，拥有资本与科学技术的同时自己也是工人。比尔·盖茨也在干活，只是他所创造的价值更多地被工人占有了。虽然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社会形态，但是科学技术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却更多地被工人享有了，自然不会再爆发革命。正是科学技术挽救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由于邓小平看出了这一点，所以实行改革开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虽然我们的制度比资本主义先进，但是我们的科学技术相对落后，所以我们的综合水平低于他们的综合水平。这里面我们应该区分，不能因为他们科学技术水平高就说他们的制度是先进的，我们要非常冷静地看待。他们的科学技术是先进的，但是他们的制度落后。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制度是先进的，但是我们的科学技术还很落后。有很多人说要搞资本主义，那最后会是什么？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再加上落后的生产力，那岂不更完了？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先进的制度再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

我今天有幸来到中国社科院，首先要对社会科学的开创者和继承者表示感谢。因为我确确实实从我的人生经历中感受到了社会科学的用处，它帮助我解决了很多思想问题。人的思想问题一旦解决了，思想解放了，就会转变成很多物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精神变成了物质。一个人用积极的心态进行科学研究，进行科学创新所迸发出来的创造力，和在被动的、被剥削的心态下产生出来的创造力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体会，主要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向你们学习，因为我学习得还很不够。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我知道的还相对多一点，我今后应该去学习更多的社会科学知识，如果学得更好，能够解放更多的生产力，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从事科学创新，以积极的心态进行创新，那么，这种创新将会产生更大的剩余价值，就会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何老师给大家带来这场精彩纷呈的精神盛宴。何老师从自己的求学经历、治学经历出发，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治学感悟，也是从一种新的角度为大家阐述了科学创新与人生之间的关系，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受益颇深。下面我们进入互动交流环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何老师请教。

学生1：您好，何老师！我本科也是学采矿工程的，我在煤矿也工作了一年多。是西南部的煤矿，现在叫三能集团。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咱们的“实用矿山压力控制”好像有点问题。

何满潮：你好！这个是有点过时了，但是它的基本方法没有过时。

学生1：我们遇到的情况是采深较大，围岩特别短，采煤以后，空顶特别厉害。

何满潮：没错。大变形，大地压，难支护。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哪里就有反抗嘛！

学生1：所以，公司基本上无法进行生产，处于停产的状态。我们这个采矿工程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员工挣的钱养不起老人、娶不起媳妇、买不起房子和车。您对我们采矿工程的学生何去何从有什么建议？第二个问题，您对宋振骐老师的理论有何看法或者评价？谢谢您！

何满潮：首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何去何从。采矿工程的学生今后的出路是什么？是学习哲学。像你这样的学生要开始学习社会科学。我绝对是负责任地讲这个问题，自然科学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要向社会科学去请教。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用到社会科学的很多原理。关于大变形、大地压，在座的你们可能不知道采矿是怎么回事，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我们这个房间的空间，你们可以想象成是一个煤层，这个煤层中间全都是煤，这些煤开采时，旁边要有个过道，煤从过道里运输出去。大家可以想象，煤开采出去之后，顶板是不是要塌落？顶板不是混凝土，而是岩石。岩石虽然很结实，但是开采的面积太大了。一个采面的宽度是多少？200米。我们这个房子宽度至多也就是50米。这个房子的高度大概不到3米，而采面最高可达5米，这么一个大的空间采下来，顶板是要塌落下来的。而且上面的岩层多厚啊，你们那个矿有多深？

学生1：1200米。

何满潮：1200米。上面岩层的重力往哪儿压？压到旁边去了。他说支架压坏了，那肯定会坏，谁也顶不住啊。开采矿山的人想到了什么办法呢？一开始用锚杆，锚杆支不住就用钢架，钢架支不住就用钢铎，要顶住岩石，否则旁边过道的车就没办法通过。岩石要压下来，我们就要顶住它。这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代采矿工程专家的办法。刚才说的宋振骐，他是我们国家的院士，在他之前还有钱鸣高，这个办法最初是钱鸣高提出来的，叫作“砌体梁”理论。通俗地讲，就是你把它开采空了，顶板往下压，压力就会传递下来，所以必须平衡这个压力，平衡压力就需要留着立柱，不能全采，若把立柱的煤也开采了，岩石肯定就会全垮下来。这就是钱鸣高先生的理论，它解决了我们国家采矿工业实施的问题。宋振骐老师的贡献是什么？他研究了钱鸣高的理论，认为这个传过去的力有内应力场和外应力场，内应力场应力率比较低，外应力场则比较高，所以在掘夯的时候，在内应力场的煤柱可以留得小一点。他的理论贡献就是少留煤柱、多采资源。原来煤柱留一二十米，现在只留三米到五米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钱老师的理论解决了平衡问题，宋老师解决了优化平衡问题，两个理论的贡献都是历史性的。但是当开采到1000米深的时候，两个理论就解决不了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到时候压力太大，没办法平衡得了。怎么办呢？向社会科学求助。社会科学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解决矛盾就要转化矛盾，不要激化矛盾。那么，怎么样才能转化矛盾？要解决岩石压力的问题，若硬顶住它，就会形成强烈对抗。要认识这种客观的规律，然后运用规律来转化矛盾。这一规律运用到自然科学中怎么表现呢？煤采出来了，为什么要顶？就让顶板下来，想办法给它修条路，让它顺利地下来。比如，这里的顶板要压下来，而本来旁边要打巷道的，那么这条巷道不打了，在这里切道缝，让顶板顺着缝下来。如果不切这道缝，顶板就会产生一个强大的反作用力。这道缝应该切多高？可以切6～8米。

学生1：您说的是那种卸压槽吗？

何满潮：不是卸压槽，就是切缝。这个缝，2002年军队就可以做，而且已经做得很好。这道缝切的高度是将来要打的巷道的高度再加1.5米。当这块岩石下来了，压力也就没了，巷道同时也形成了。这样，就把“砌体梁”理论、“传力梁”理论变成了一个切断的“悬臂梁”理论，这个理论和这个方法是我们现在的采矿业要做的，我的贡献就是做了这个。运用岩层压力自动形成了一个巷道，所以就不用打巷道，所创造的效益是多少呢？这条巷道的造价每米12000～13000元，一个巷道几千米，成本就是几千万元。运用该方法还可以省掉一个煤柱，一个煤柱的价值是多少？也是几千万元。关于这个技术，上个月中煤集团大体上做了一个测算，如果推广这项技术，每年可以创造40亿元左右的效益。而中煤集团2014年全年的效益是多少？16亿元。所以，他们集团董事长非常高兴。神华集团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带了24个人到我们实验室，要和我们开展战略合作。神华集团是世界上一流的公司，公司利润全年达110亿元，如果在全国推广这项技术，该公司就会拿到900亿～1000亿元的利润。回到今天的主题上，若不用这项技术，40亿元就浪费了，而且还可能会发生严重事故，90%的事故就出现在这条巷道上。现在可以不打这条巷道，而是利用压力、岩石自动成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解决问题的上策。过去的“121”攻防，就是一个工作面，两条巷道，一个煤柱；现在变成了“110”攻防，就是一个工作面，一条巷道，无煤柱开采。“121”攻防变成“110”攻防是一场革命。中煤集团的董事长王安是一位院士，他到我的实验室去，他说：“你的这个思想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给他们带来了革命性的剩余价值——40亿元的利润。他答应给我们重点实验室什么反馈呢？他说：“先给你们200万元继续研究，你们帮助我们拿了40亿元的效益，我分你们5%，2亿元。”所以，科学创新和剩余价值就是这样的关系，我既没出力、也没出汗，还创造了效益。这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谁“剥削”谁？科学家被别人“剥削”是光荣的，是幸福的，是责任，对不对？所以，采矿工程的出路在哪里？好好学习社会科学，运用社会科学解决自然科学的疑难问题。思考钱鸣高的理论和宋振骐的理论，如何从“砌体梁”到“传力梁”，再到“悬臂梁”，解决的办法从大煤柱、小煤柱到无煤柱，从中可以感受到采矿的科学创新、前进的脚步和科技创造的价值。因此，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话，绝对不是欺骗你们，是有很多经历作为支撑的。不要看不起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还是做了不少贡献的。

学生2：何老师好！在民国时期，中国曾发生过多次科学论战，是关于科学和人文观的论战，大家在探讨科学能否解决人文观的问题。还有近代的人文社会学，我认为人文学的基础学科应该是美学，而社会学的基础学科应该是伦理学。无论是美学还是伦理学，好像都和情感有很大的关系。在自然科学的进攻下，人文社会学节节败退，现在都改头换面，唤作科学，人文社会都号称是科学了。我认为这制造了很多混乱，大家对科学的定义是不清楚的，因为科学一定要讲求精神性，我们对科学的描述都是特征，还需要有精神性的论述。何老师是著名的科学家，所以，我想听一下何老师对科学的定义，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胡适先生引入了西方的科学，当然其主要讲的是科学精神，他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您刚才讲的怀疑精神、实证精神，是“笃实科学、回归真理、价值中立、平清利眼”的科学精神。而中国文化的核心主要侧重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论述，中国人秉持一种事理通达的处世哲学，那么，科学精神与处世哲学之间又怎么进行很好的平衡？我是学法律的，法律非常注重的是公正，这就会和中国的人情关系发生很大冲突，请问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这种人情通达的关系之间应如何进行平衡？谢谢。

何满潮：你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当中，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其实不管哲学也好，人文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都是人对社会的认识和追求。这些科学，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对它都是一种描述，真、善、美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科学追求的是什么？科学追求的是真。要有精神描述，有很漂亮的公式和非常有逻辑的推断。这是科学的追求，它一定要真，一定要能给大家创造实实在在的剩余价值。那么，谁在追求美呢？文学。你看李白写的那首诗，“白发三千丈”，谁的头发能长三千丈？但它却是一句不朽的名句，谁都知道他说的肯定是假话，但是人们觉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文学追求的就是一种美。那么，善是谁追求的？宗教。这三种学科实际上各有各的追求，不能够因为它是假的就不追求了。但是，如果追求科学，就不能够是假的。各学科有各学科的边界，厘清边界，这些追求就都是好的。不能说文学里面有假的，它就是不好的，也不能因为追求是假的，比如宗教追求上帝，就不允许追求。这是我想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能不能建立一种平衡，相互尊重，达到高度和谐统一。我不可能从定义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根据我的真实体会谈一谈。煤矿有大变形、大地压这种特点，我们现在的材料一拉就会变细，然后就会断掉。还有一种材料，这种材料可以造飞机，也可以造楼房，但是做大变形的采矿工程就不行了，反而会造成很多灾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其中有一门独到的武功叫“吸星大法”。它有其基本原理，但显然不是自然科学的范畴，它是什么范畴，我也解释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在采矿现场遇到伤人的种种灾难，就开始思考，如果有一种材料具有“吸星大法”的功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吸星大法”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如果你的功力没有人家好，你就打不过人家，但是如果你的功力比人家厉害，你也打不过，为什么？你们一交手，你的功夫就会被吸收掉。后来，我们根据这个原理设计了一个NPR新材料，我不是研究材料的，但是我们把很多材料做成了一种最佳的组合，这个材料具有所谓“吸星大法”的功能，这也算是一次技术大跃进。我的实验室现在可以做到，把这个材料拉到1米，仍然可以不断，它最多可以吸收170万焦耳的能量。170万焦耳相当于什么？大家知道3级地震的能量吗？大概是10的7次方到10的8次方焦耳。170万焦耳就是1.7乘以10的6次方。如果有10个这种材料，就是10的7次方，如果有100个就是10的8次方，能抗3级矿震。这个例子说明，我们科学工作者不应该摒弃任何一门科学，不管是什么科学都要去学习，然后打通它的关节，建立起和谐统一的关系。从事法学也好，从事文学也罢，最终目标都是要给社会创造价值。同样的生产力，这个法学工作者创造的价值大，是因为把生产关系搞好了。换一个法学工作者，创造的价值可能就小，为什么？因为生产关系没搞好。

学生2：老师讲的自然科学的定义就是一定的、必然性的规律，它可以称为科学。但是人文社会学不必标榜为科学来证明自己学科的合法性、合理性。我的第二个问题其实想问的是，科学精神一定要求真务实，不能虚假化，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文社会学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会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何满潮：你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它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能把你这个问题回答好，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体验。我这样回答，看看你能不能从中体会到一些东西。我从17岁到21岁一直给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做秘书，那时候从事的绝对不是自然科学，在这4年中我总结出了4句话，是关于一个秘书和领导之间如何建立和谐统一关系的。我总结的这4句话，大家听完以后可以批评指正。第一句，当领导批评你的时候，你要知道哪些批评是表扬；第二句，当领导表扬你的时候，你要知道表扬当中有哪些是批评；第三句话和第四句话你可能更难掌握：当领导让你办很多事的时候，你要知道哪些事是坚决不能办的；当领导不让你办的时候，你要知道哪些事是必须办的。你办完这些事情以后，领导可能还会批评你：“不让你办，你为什么还要办？”最后他一定不忘说一句：“下不为例啊。”此后他会对你更好。如果我们对社会都能建立起这样的一个高度的理解，对对方言不由衷的事都能想得到、做得到，这个社会就会很和谐。法学应该帮助社会建立这样的理解与和谐，虽然我对法学不太了解。我想，建立起这样一个相互理解、高度和谐的社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增强理解力、提高执行力。这是我在4年社会大学中体会到的4句话，送给你们，希望大家慢慢去领会。

主持人：非常感谢何老师的耐心解答。下面我们为何老师献上“笃学讲堂”特意准备的一份礼物。

何满潮：好，谢谢！

主持人：本次“笃学讲堂”到此结束，让我们再次感谢何老师的光临，同时也感谢同学们的热情参与！

（初稿整理：李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