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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之路上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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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苏民先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导演,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濮存昕:苏民是他的笔名。我父亲1946年入党,后来做地下工作,是城工部刘仁的手下。当时他们做“进步戏剧”,就是用戏剧团结学生那样的活动,他们的剧团叫“祖国剧团”。有个话剧叫《最后一步》,讲的是北平地下党的剧团要撤退到解放区,写的就是他们的事。当时中转的人中有我母亲,我母亲帮助地下党从天津那边转到华北大学。20世纪40年代初,我爷爷给我父亲起了个号,因为他是江苏籍,就用“苏”和“民”两个字。从此以后他就沿用自己的号,沿用到后来就叫苏民。我用的是本姓,我父亲的不是本姓。

主持人:这个名字显然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据我所知,濮老师自从下乡,甚至在下乡之前在学校里就酷爱艺术,经常会演一些小话剧。可能那个时候是无意识的,但事实上,好多看似偶然的经历,现在回头去想,都有一些必然在里面。

图2 与父亲苏民

当然,这也与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知道您父子感情特别好(见图2),但是有没有因为对某些剧本或者人物的理解不同,而有过分歧和不愉快呢?

濮存昕:当然有。人和人之间怎么可能全部都一样呢?另外,我们年轻人学到一定的程度,在实践中,虽不一定要标新立异,但当我们必须融入进去的时候,一定是创新的,以一个新的生命体进入这个学科。人的思维是用自己的生命孕育起来的,用直觉,更多的是用记性去做判断。因为直觉和记性,实际就是你的学养和经历。你不把自己摆进去,你就永远是一个描红模子的人。当我们到了二三十岁,身上的肌肉都成疙瘩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父辈的缺陷、局限的时候,应该怎么对待他们?完全继承传统、做一个唯唯诺诺的好学生?那这辈子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对和错在实践中呈现出来,错了就是错了,现在不明白没关系,五年后,事实可能证明我是对的,也可能证明我是错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真诚,你的生命会一塌糊涂,就混混沌沌地过去了,没有意义。我的父亲曾经干革命,后来他做戏剧,我爷爷很不喜欢,怎么干这个呢,不是下九流吗?我父亲喜欢,所以他坚持做,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今天的我们成长起来了,时代属于我们了,在我们生命的一个轮回中,有发言权的时候不要唯唯诺诺地只按照老先生的话做。

主持人:您是指在艺术创作中,还是在人艺的发展问题上?

濮存昕:在关于创新和人艺发展的问题上,有时候讲着讲着,如果突然间嗓门儿高了四个八度,就不能再谈下去了。现在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都有胶囊列车了,去纽约很短的时间就到了,到上海好像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再过段时间,我们的思维方式又要发生变化,特别是学传统文化的人,对这个世界的变化会有一种恐惧感。和当年蒸汽机出现的时候一样,我们要面对很多调整,怎样才能认识这个天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个社会,认识我们面对的那些人?我们需要认识很多和我们已有的认知不一样的人,而且这些人在左右着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

同样,在艺术上也是这样,艺术和你们所学的人文学科是一样的。怎样才能两全?我想起《哈姆雷特》的台词:世界上没有对错二字,都是每个人的思想把它分辨出来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一定是生活、生命以及经历多年慢慢形成的一种东西,把它确立起来的。

当一种非主流思想成为主流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怎么会这样?似乎有点儿道理,但是仔细分析绝对是谬误。我们经常要面对这样一种思想的纠结。比如很多东西处在创新初期时还不太完善、很稚嫩,但是我们知道它将来可能是对的一种状态。可是前辈们不同意你的做法或想法,那你就放弃吧,能够有办法自己出去做事就出去,没有办法就回来做一个老实人,就是要容忍。就像我容忍刚才堵车的困境,不用生气、着急。不管怎样,最后我还是到这里来了,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我就打个比方,我们生活中天天遇到这样的事。

主持人:濮老师您是什么时候结束知青生活的?

濮存昕:1977年1月结束的知青生活。

主持人:结束知青生活就考入空政话剧团了吗?我觉得您刚才说的人生有很多无奈,包括在艺术道路上也有很多。为什么您进入人艺之后大家对您更有共识的是“人艺长子”这个称号?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是因为苏老师是第一代的艺术家,所以您就是第二代的,还是说您是人艺招的第二批成员,同时又是从事艺术的老大哥?

濮存昕:“长子”这个词是前几个月何冰写的一篇文章里说的。一个刊物约我谈剧院的事,谈着谈着就谈到“濮哥”,弄了一个标题到网上就成了“长子”,我不敢当。人艺的基因里面,剧院子弟就认这个剧院,他对剧院有着一种遗传的认同。有人说“我是人艺的儿子,我是正宗的,是世袭的,我只排演那样的话剧,只忠于中国所谓的话剧学派,我们要用中国的艺术去抗衡西方的艺术”。但我不敢说我是人艺的儿子,虽然我爹是,但是我不敢说。你们是不是也面对这种困境,不敢说呀?而且人艺是他立的这个规矩,就是子女不许走后门进剧团。比如有一位同学来考试,说这是剧院里某某的儿子,希望能“照顾一下”,肯定行不通。我是剧院里唯一一个剧院演员的子弟,但绝不是靠关系。

主持人:这是精神的传承。

濮存昕:人艺培养了好几批学员,从高中毕业就开始培养,像宋丹丹、梁冠华、何冰、徐帆、陈小艺,他们一走进社会就到了人艺,是人艺把他们引领到艺术道路上来的。他们是很感恩的。现在学院毕业的孩子,跟剧院就是雇佣关系,没什么感情,这将来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北京人艺这种作坊式的建院发展模式也有问题,将来也得走向非常细化的管理状态。因为随着商业社会和市场化的推进,我们不能老是“戏比天大”,老是奉献文艺事业去做事情,很多东西要改变。我在脑子不清楚、最痛苦的时候就喜欢背台词。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相对于人艺副院长来说,您可能更愿意做一个纯粹的演员在台上尽情挥洒?

濮存昕:社会学科太复杂,我没学过。管理学科也太复杂,我只会把自己弄好,当教练都不行。有人说:“那你当导演啊,你看你这么能说。”不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不行。而且到这把年纪了,我该守关了,我锐气越来越少了。我也知道在这些方面自己有些问题,但我最没问题的就是面对观众。我面对所有的人,眼睛是平易近人的,跟大伙在一起相处,这是最没问题的。

主持人:这是作为一名出色演员的本色,无论何时都能保持一颗纯粹的赤子之心,对待观众平易近人,让我们非常钦佩。在座的同学们也任重道远啊!我们在求学的道路上也要学习濮老师,像他那样既努力探索又不忘初心。您从1986年到人艺至今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您算过自己演过多少角色吗?

濮存昕:以前数,跟自己家有多少宝贝似地数,现在已经不数了。

主持人:以前是如数家珍,现在也许是因为演的形象太多,数不过来了。

濮存昕:嗯,五六年前数过,这两年就懒得数了。大概有40来部吧。

图3 《雷雨》剧照

主持人:濮老师出演过很多像《雷雨》(见图3)、《窝头会馆》(见图4)、《茶馆》(见图5)这样的人艺看家大作,对于这些作品,话剧迷们是一定要看的。

您作为人艺的副院长有没有某种忧患意识,就像您刚才说的,原有的体制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另外,面对大众口味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不断变化,我们的话剧又应该如何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呢?

图4 话剧《窝头会馆》中饰演前清落魄举人古月宗

濮存昕:不要忧患,有多少先闲们都是忧患而去的。鲁迅先生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能够从天上看到深渊的。因为知识分子凭借其洞察力一下就能看到结果。

没必要杞人忧天,总有人吃饭,所以饭馆不用担心,也不用担心饭馆。中国人有口福,现在的饭馆都混搭了,有人喜欢坚持自己的口味,有人就喜欢混搭。总有人看书,总有人想问题,总有人看戏,当然不是所有人都看戏。文是雅,艺是俗,我相信永远有人在阅读,所以肯定需要社会学科;演戏也肯定有人看,所以只要你演好了,就没必要担忧。因此我一点儿也不担心。

图5 话剧《茶馆》中饰演常四爷

但同时,我想起了俄罗斯的一名芭蕾舞演员,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担心没有芭蕾舞团,我只关心有没有芭蕾舞教育,只要有‘一嗒嗒、二嗒嗒’的严格教育,就永远有芭蕾舞。但如果这个动摇了,芭蕾舞可能就没有了。”他说的这句话使我特别有感触。我们的艺术教育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的艺术教育也跟着市场化、商业化,追求“效果化表演”,那么表演艺术跟着也没了。我甚至有点儿像从高空看到了深渊,我看到了可能出现的灾难是什么,就是一个泛娱乐化的社会。真正的艺术品质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过,在中国唐宋时期出现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个中西合璧的非常特殊的时期,中国文化出现了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闪光、一个展示。那么今天还会不会有?如果教育被干扰的话,真才实学给不了孩子,那可能就会有问题。现在的艺术教育就是这样。

专业是什么?专业的精神是什么?专业的系统是什么?这个东西不能够被利益动摇,要从小到大老老实实地接受教育。我们要形成一种品质,形成我们专业的、不为所动的精神。

主持人:濮老师所言极是。

濮存昕:我是幸运的,像割麦子一样每天演出,一天900个观众,我演100场,就有9万名观众。我要出去拍个电视剧,一集至少十万块钱,这都是很寒碜的价钱。但是,我觉得我不缺那个了,我拍过一个《来来往往》就够了,我拍得倍儿好,我自己都觉得谁都没演过我呢。开个玩笑哈!

我现在在剧院里做行政工作,如果天天指手画脚,那麻烦死了,做出个样儿给大伙儿看就行了。

主持人: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濮存昕:于是之老师年初走了,是之老师是我的榜样,当然我不会学他,就像我们不会学鲁迅一样,但是鲁迅的精神和感召,我们要传承下来。你学他你就要死,毛主席都说了,“鲁迅要活着的话不是进监狱就是被打成右派”,他是发牢骚的人,就是出问题捣乱的人。但是社会在发展,哪儿能没问题呢?

当年我演弘一法师的时候,是在灵隐寺的大雄宝殿拍摄的。演到他出家剃度,刀子把头发一缕一缕地往下刮,我泪流满面。当时我想要不要也像他一样,遁入空门?但是我没做到。我还想演戏,我又回来了。但是那一刹那很重要啊!

咱们再说回北京人艺的发展,将来会不会还有人看话剧,北京人艺还会不会存在?不要想这个。1992年,老前辈们集体退休,以《茶馆》封箱义演,然后报纸上突然出现了《北京人艺的旗帜能打多久?》的报道,现在不也20多年过来了嘛,我们还演呐!我们今天成了当年的于是之,还在纠结北京人艺行不行?很多老前辈,一退休,办完退休手续,除了报销医药费,人艺的大门都不进,演的戏都不看。我们当年演的戏,其实没人看,或者很少有人在看。这没关系,我们自己慢慢地、认真努力地把话剧做出来,和同时代、同年龄的观众进行交流,当他们信任你了,就掏钱买票了。一张票挺贵的,最便宜的票也一二百,最贵的票八百多,但是人家信任你、期待你,你总是在创作,人家就来买票。

主持人:濮老师的话质朴无华,让我们向濮老师致敬。最近几年您的影视作品确实很少了,您基本上都在致力于话剧的创作。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濮老师早些年经典的影视作品。

濮存昕:这是电影《大漠紫禁令》、《最后的贵族》(见图6)、《鼓上蚤传奇》、《清凉寺钟声》、《杨贵妃》、《云南故事》(见图7)、《蓝风筝》(见图8)、《梁山伯与祝英台》、《说好不分手》、《洗澡》的剧照。这是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见图9)、《三国演义》(见图10)、《我爱我家》(见图11)、《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英雄无悔》(见图12)、《来来往往》(见图13)、《光荣之旅》(见图14)、《曹操与蔡文姬》、《天下第一楼》、《失乐园》、《公安局长2》(见15)、《男人底线》、《闯关东2》(见图16)、《血色婚姻》、《金太郎的幸福生活》(见图17)、《推拿》的剧照。

图6 电影《最后的贵族》中饰演陈寅

图7 电影《云南故事》中饰演军官夏沙

图8 电影《蓝风筝》中饰演李少龙

图9 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客串诗人田乔

图10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饰演孙策

图11 电视剧《我爱我家》中客串阿文

图12 电视剧《英雄无悔》中饰演公安局长高天

图13 电视剧《来来往往》中饰演商人康伟业

图14 电视剧《光荣之旅》中饰演军人贺援朝

图15 电视剧《公安局长2》中饰演刑侦队长黎剑

图16 电视剧《闯关东2》中饰演抗联战士魏德民

图17 电视剧《金太狼的幸福生活》中饰演教授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刚才濮老师说到的《一轮明月》、《弘一法师》和《鲁迅》等作品的片段(见图18、图19)。

濮存昕:当年演鲁迅的时候,报纸上有一个豆腐块儿大的地方写着“电影《鲁迅》零票房”,我当时气愤至极。

主持人:这些作品的化妆技术真是太厉害了,根本无法跟您本人对应上。我们真真切切地领略了这些角色的魅力,人物刻画得层次丰富、个性鲜明。

濮存昕:《鲁迅》这部影片是上海电影集团做的,当时做得很艰难,最后上海电影集团和《解放日报》各注入了一半的资金才得以拍完,花费了1700万元,当时还是2005年。

图18 于电影《一轮明月》中饰演李叔同

图19 于电影《鲁迅》中饰演鲁迅

主持人:在2005年这也算是一个大制作了。

濮存昕:很多人期盼着《鲁迅》这部电影能拍出来,赵丹先生曾经特别想演,最终没演成。

鲁迅的《〈野草〉题辞》是知识分子的,或者说是鲁迅自己的文化宣言。弘一法师,他的艺术,他写的歌、做的曲子、画的画,哪怕他的书法,在今天看来,可能也有比他更精彩的,可为什么弘一法师到今天对于大众,特别是在知识界还有重要影响?因为他的生命境界是很多人所神往而不可及的。

主持人:弘一法师开创了很多先河,据我所知,他是中国第一个用人体模特进行艺术创作的画家,而且在日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

濮存昕:他和吴启梁(音译)一起画裸体画,留学日本的时候组织了“春柳社”,演《茶花女》,然后集资为浙江赈灾,这是中国国人话剧的开端,所以他也是我们的祖师爷。

主持人:所以您一定要演他,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濮存昕:对。

主持人:您演到弘一法师最后的时候,非常清瘦,除了跟化妆有一定的关系外,是不是您为此专门减肥了呢?

濮存昕:不瘦,怎么有权利去演呢?

主持人:这就是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和追求。弘一法师修行的属于佛教的哪个宗派?

濮存昕:他修的是南山律宗,已经失传很多年了,大概有七百年以上吧,戒律非常严格。他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没有人能做到。有那么多禅宗,弘一法师不学,为什么学这个呢?我觉得他是要忏悔,要克己,他必须用非常极端的办法惩戒自己。那又是什么东西让他必须忏悔?通过研究剧本人物,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去看,那就是他的爱情。我是这么遐想的,才能够演得那么决绝。

主持人:您55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我知道光在哪里》,这个名字是您自己取的吗?

濮存昕:是我们一个编辑取的。取名字的时候,人们容易矫情,同时要美化、提升,要么有诗意,要么能讨好受众。他说:“这是我采访您的时候,您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当时我很担心——难道只有你知道光在哪儿,别人都不知道?“光”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去拥抱的事物,是最适合人生思考的事,实际上就是一个睁眼闭眼几十年的事。

主持人:您所谓的“光”是一种追寻,一种方向,还是一种感悟?

濮存昕:应该这样讲,你不可以说:“真理都在我这里”,但是你要知道,你每时每刻都在寻找真理。因为你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处世、怎么样去为人,这些都是在找“光”,都是在“光”下舞蹈。舞台上“光”闪闪的,演员们都往里头跳,沾着演员这一角色就离不开了。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农村的一个孩子沾上了拍电影,结果她现在在美国学导演专业呢。演员怎么一沾表演就离不开了呢?人生需要“表现”这种潜在的愿望,虽然我们大家都不这么认为,但不得不承认你们也有“表现”的愿望,因为你有你的精彩、你的感受,然后你想要影响别人。你有这种快感,你有这种愿望,你就有这个东西。但是,光一打,幕一开,你在台上,人家在台下,有掌声了,这个就放大了,你对自我价值的表现欲就放大了,你陶醉得就离不开了。因此,“光”同时也是名和利的陷阱,但是真正在里面有幸福感的人,一定不只是为了名和利。

我小时候,对戏剧似懂非懂。在剧院前面,我看我爸演戏,因为看不懂就天天跑后台,所以后来就让我朗诵。“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这是《红岩》里的诗歌。我一朗诵,就获得了掌声。掌声是驱动你把这件事干到底的一个动力。我做公益事业,预防艾滋病,获得掌声,乐此不疲。为了掌声、支持和赞誉,当然还为了自己,因为我确实感到快乐了,那我就继续演、继续做。

人真正使自己永远都在发光,是一个什么境界?你不只在找光,并且你自己在发光,你自己就是光体。这和弘一法师一样,弘一法师不是国学老师,但他的国学比国学老师好。他不是外语老师,但他的外语比外语老师好,他的物理比物理老师好。他就是一个教音乐、教美术的,他怎么在其他方面就比别人都好?因为弘一法师修行了,他脑后有“光”,同学一见他,马上肃正。谁都害怕弘一老师,弘一老师绝对不打骂学生,他看到同学做得不对,吐痰了,他跑到同学面前鞠一个躬,扭头就走。丰子恺先生回忆录里写的就是这个,他说他脑后有“光”。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有力量、从里到外都对的人,你就有了“光”。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愿意把自己的人生完成好。20多年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安排好,与别人的合作做到最好。人真正的快乐在哪儿?就在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中。

丰子恺先在纪念弘一法师的文章里说,人生不过三层楼,第一层,衣食住行、妻子儿女、荣华富贵,物质生活为第一层。第二层,不满足自己现状的人,有人生角力的人,他还有力量,他一抬头,原来还有二层楼。他跑上去一看,上面很快乐啊,二层就是精神生活。它能让你感到快乐,包括你的思想、你的感知,这些东西特别和谐温暖,并且适合生命,这叫精神生活。他把精神生活比喻成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是最能唤起你精神生活中所有渴求的。艺术、文学,包括文字、思想都是有快感的,我们做学问的人,一定是快乐地在想事情,快乐地接受新的思维方式。但是他又说,“精神生活往往是昙花一现的美景”。钱钟书先生说:“为什么笑叫快乐呢,因为特别快就没了,所以叫‘快了’,很快就没了。”但是你不可能永远傻笑,所以说精神生活往往昙花一现。第三层是灵魂生活。灵魂生活探究永恒,比如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么结束的,这也是社会科学院在研究的事情。但不可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范式。我们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些定势的逻辑、定势的社会结构、定势的人际关系、定势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在一定的时候需要改、做些调整,哪怕改良都成,但是一定要改。永恒的往往是宗教的,在第三层楼修行生活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要远离第二层和第一层。

图20 《建筑大师》剧照

主持人:您说的这三层其实是三个境界,也可能是一个认识和追求的过程。

濮存昕:是的。最明显的是刚才看易卜生《建筑大师》(见图20)中的一个场景,我演的这个人叫索尔尼斯。索尔尼斯老了,他突然间觉得生活无味,他曾经为宗教热情地盖教堂,为他的信仰盖教堂。突然有一天他不盖教堂了,他背叛上帝了。为什么?他认为自己的命运受到了太多的不公。有一天,他盖好最后一个教堂塔顶的时候,把花环挂到塔的风向标上,面向上帝说:“我不会盖教堂了,我要去盖民居”,他就抛弃信仰落入世俗。在世俗的空间中,他成为建筑大师,有名又有利,最终成为一个霸气的国王。但是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十来年所盖的东西都是垃圾,没什么艺术价值可言。他最害怕自己的助手超过自己,时刻警惕他,不许他独立工作,不许他做创意,只能画图。他非常残酷地压制这个年轻人的能力,而同时,他那种老年的魅力,深深地把这个助手的未婚妻给迷住了,他占有了她,悄悄地跟她维系情人的关系。就在他纠结的时候,突然间,他说:“我快要亡了,冥冥之中我觉得运气将要从我这儿离开,会有人来敲我的门把我赶走。”正说着呢,忽然有人敲门,是一位少女:“嗨,不认识我啦?”他说:“你是谁?”女孩儿说:“你不认识我吗?我是你十年前吻过的那个孩子。那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场的时候你吻过我,说让我当公主,给我一个王国。我想了十年,今天正好是9月19日,我来了,给我王国,我当公主。”“当时你还是孩子?”“对啊,我可不是一般的孩子,那时候我13岁,现在我23岁了。”索尔尼斯很紧张:“你什么目的,为什么到这儿来?”他们俩开始谈话,他把自己所有的纠结向这个女孩儿倾诉,他们痛痛快快地聊完之后,他突然间知道了:“我不是什么都不盖了,我要盖唯一使我相信有快乐的地方。”他这句台词,似乎是这个戏精神命题里面的一个点,即我们要快乐地生存。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似乎有这么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责任、理想、上级、同事,然后,我还要担当点儿什么,我还要信誉,我还要我的脸面。这些事儿要是过不了关,就会跟阮玲玉一样服毒自杀,即使腰缠万贯,也是一个精神贫困者。王小波说,不要忘了乐趣。当你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当你觉得付出毫无价值的时候,你会不快乐。所以演戏激动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演员既是在塑造角色,同时角色也在塑造演员。我演李白、鲁迅、弘一法师还有索尔尼斯,有人说:“你是不是也体会过其中的残酷性,是否因为人生中有过类似的经历才演得这么深刻”?

我突然间想到一句话,这句话是我得到最高奖的时候说的,那个奖给了我100万元,我觉得“烫手”,又把它捐出去了,那个奖就是“中华艺文奖”。当时我发表感言,不知怎么就说了那句话,我说一切都使我充满了感激,充满了对评委的敬意,因为他们都是大家。另外我觉得,得奖对于我而言,仿佛就是今天的事情。我把喜欢的一句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叫“晓暮不因钟鼓动,月明岂为夜路人”。

我似乎是从四五十岁的时候才开始系统读书的,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绝对不读,我的运气特别好。传统文化也好,演的角色也罢,它们在台词中给我的这些启迪,使我今天觉得,我仿佛能解释自己,解释好自己就能解释好别人。在解释不好自己的时候去解释别人,就可能要争吵。

主持人:濮老师字字珠玑、句句箴言!一方面您外化地塑造了经典的荧屏形象,另一方面您把人物精神层面的东西都内化成自身的一部分了。您用了很多特别有价值的台词,跟我们分享了您演艺生涯里的一些感悟。我认为濮老师是一个既内在地实现了自我价值,又外在地向他人传播正能量的一个人。众所周知,您也做了很多公益,并且多次献血(见图21)。

濮存昕:我的年龄现在已经不允许我再献血了。

主持人:其实更早的时候,您还呼吁过保护白鳍豚吧(见图22)?

濮存昕:说到这个事,真的很无奈,白鳍豚已经没了。

主持人:您同时也做过艾滋病的形象大使,能跟我们分享下您的这段经历吗?

濮存昕:我是他们在找的形象大使之一,后来我就答应了。拍公益广告的时候,我得骑着自行车,看到年轻人,然后引出那句话:“年轻人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拍自行车那段的时候,是在上海的淮海路,我就坐在一辆车上,然后拿一个卸下来的自行车把,放在前面假装在骑自行车,周围的人都在看我的洋相。

图21 无偿献血

图22 保护白鳍豚

主持人:濮老师做过的公益事业很多。您总是用最平实朴素的话语、最朴实无华的艺术表达和感动着所有人。让我们用掌声祝福濮老师艺术事业四季常青、风范长存!

主持人(文学国):濮老师跟大家交流了这么长时间,同学们是否有关于艺术与人生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濮老师请教的?

学生1:濮老师,我有一个关于朗诵的问题想请教您。我知道您之前经常担任曲艺节的评委,您既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员,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朗诵艺术家。您认为诗朗诵和表演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朗诵过程中应不应该融入表演的成分,或者说是角色扮演呢?谢谢您!

濮存昕:朗诵不是自己演,是传递作品,要通过语言把情景说清楚。我们剧院的老前辈给我们讲台词时说:“你们别把台词当词,演戏别演戏,演人!”台词、诗文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它里面当然有理、有情,但它传递的东西原本是什么呢?先别说抑扬顿挫,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传递文学本身想表达的东西。你是作家、诗人的代言人,你自己不重要。当然我也一定要向很多老师,如孙道临老师、乔琛老师学习,他们口齿很厉害,这是技术,没有技术你怎么可能把那么多充沛的情感表达出来?所以你得先有技术,得先把中国字音里面的那些字头、字音、字尾,中国语音里的四声,中国语言中传递的意图,中国文字里面的一字多意、一字多音,这些学问弄明白了,在此基础上要特别注重感情的表达。最后一点,是焦先生说的,也是我最高的一个追求,就是与观众共同创造。戏剧都是从西方来的,焦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探讨中国戏剧民族化问题的时候,也感到了中国戏曲、曲艺艺术具有了不起的精彩,可是当时我们故步自封,就没把这个学问弄起来。

要回到原本上去想问题,回到和观众发生交流的那个点上去想问题。我们的欣赏水平决定着我们的审美水平。当我拿着剧本看,第一个直观、直感、直觉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当你从观众的角度去想,慢慢你就进入了;当你成为一个创作者的时候,你就开始纠结了。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有能力、聪明的演员,在进入的过程中,你要时常出来,时常用审视的办法看待问题,这样就会指导你去伪存真、去繁从简。不要忘记观众,不要按照标点符号说词,不要老想着自己这么朗诵一下从而让它洋溢一下、深沉一下。作家原本是什么意思,我的直觉是什么意思,我想跟你们表达什么意思,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文学国):非常感谢濮老师今天上午给我们做的精彩讲座,希望濮老师以后还有机会多跟我们的同学们交流。谢谢大家。

(初稿整理:阎沭杉 图片整理: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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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文学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今天上午我们非常荣幸地请来了北京人艺的国家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基本上是齐名的,不同的是:我们搞的是学术,他们搞的是艺术,而事实上学术和艺术之间又有许多共同之处。

我本人也是人艺的忠实观众,《茶馆》的各个版本我都看过,当然也看过濮老师的那个版本。濮老师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家,从小孩到老人,都特别想和他见上一面。今天由我院韩老师与濮老师对话,一个是美女、一个是帅哥,这个搭档应该不错!我们热烈欢迎!

主持人 韩育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团委书记):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不知道濮老师在来的路上有没有注意到,校园里有我们团委的同志们制作的展板。今天是12月9日,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个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们能非常荣幸地请濮老师来到“笃书讲堂”,又为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大家是否有同感,坐在我面前的濮老师与电视荧屏上的濮老师不太一样,用文院长的话说,能跟这样资深的帅哥面对面地近距离接触,非常荣幸。我跟濮老师还很有缘分,据我所知,您是1953年出生的,咱俩都属蛇。

濮存昕:对,我是1953年出生的,都有点儿秃顶了。平时头发比较爱立着,得把它压下来,没想到它今天见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学们也知道注重形象了。

主持人:大艺术家不但如此平易近人,而且非常幽默。濮老师今天做客“笃学讲堂”,演讲的题目叫“艺术之路上的体悟”,可想而知,讲述的是艺术家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还有对人生的一些感悟。我想还是从您最早当知青的时候说起吧。因为大家都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想,您肯定是在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汲取了养分,并且以此来滋养您的艺术创作的。

这位老先生大家认识吗?这是濮存昕老师的父亲——苏民老师(见图1)。据我所知,苏老师是人艺的元老,下面有同学疑问:为什么姓苏呢?

图1 苏民先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导演,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濮存昕:苏民是他的笔名。我父亲1946年入党,后来做地下工作,是城工部刘仁的手下。当时他们做“进步戏剧”,就是用戏剧团结学生那样的活动,他们的剧团叫“祖国剧团”。有个话剧叫《最后一步》,讲的是北平地下党的剧团要撤退到解放区,写的就是他们的事。当时中转的人中有我母亲,我母亲帮助地下党从天津那边转到华北大学。20世纪40年代初,我爷爷给我父亲起了个号,因为他是江苏籍,就用“苏”和“民”两个字。从此以后他就沿用自己的号,沿用到后来就叫苏民。我用的是本姓,我父亲的不是本姓。

主持人:这个名字显然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据我所知,濮老师自从下乡,甚至在下乡之前在学校里就酷爱艺术,经常会演一些小话剧。可能那个时候是无意识的,但事实上,好多看似偶然的经历,现在回头去想,都有一些必然在里面。

图2 与父亲苏民

当然,这也与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知道您父子感情特别好(见图2),但是有没有因为对某些剧本或者人物的理解不同,而有过分歧和不愉快呢?

濮存昕:当然有。人和人之间怎么可能全部都一样呢?另外,我们年轻人学到一定的程度,在实践中,虽不一定要标新立异,但当我们必须融入进去的时候,一定是创新的,以一个新的生命体进入这个学科。人的思维是用自己的生命孕育起来的,用直觉,更多的是用记性去做判断。因为直觉和记性,实际就是你的学养和经历。你不把自己摆进去,你就永远是一个描红模子的人。当我们到了二三十岁,身上的肌肉都成疙瘩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父辈的缺陷、局限的时候,应该怎么对待他们?完全继承传统、做一个唯唯诺诺的好学生?那这辈子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对和错在实践中呈现出来,错了就是错了,现在不明白没关系,五年后,事实可能证明我是对的,也可能证明我是错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真诚,你的生命会一塌糊涂,就混混沌沌地过去了,没有意义。我的父亲曾经干革命,后来他做戏剧,我爷爷很不喜欢,怎么干这个呢,不是下九流吗?我父亲喜欢,所以他坚持做,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今天的我们成长起来了,时代属于我们了,在我们生命的一个轮回中,有发言权的时候不要唯唯诺诺地只按照老先生的话做。

主持人:您是指在艺术创作中,还是在人艺的发展问题上?

濮存昕:在关于创新和人艺发展的问题上,有时候讲着讲着,如果突然间嗓门儿高了四个八度,就不能再谈下去了。现在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都有胶囊列车了,去纽约很短的时间就到了,到上海好像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再过段时间,我们的思维方式又要发生变化,特别是学传统文化的人,对这个世界的变化会有一种恐惧感。和当年蒸汽机出现的时候一样,我们要面对很多调整,怎样才能认识这个天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个社会,认识我们面对的那些人?我们需要认识很多和我们已有的认知不一样的人,而且这些人在左右着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

同样,在艺术上也是这样,艺术和你们所学的人文学科是一样的。怎样才能两全?我想起《哈姆雷特》的台词:世界上没有对错二字,都是每个人的思想把它分辨出来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一定是生活、生命以及经历多年慢慢形成的一种东西,把它确立起来的。

当一种非主流思想成为主流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怎么会这样?似乎有点儿道理,但是仔细分析绝对是谬误。我们经常要面对这样一种思想的纠结。比如很多东西处在创新初期时还不太完善、很稚嫩,但是我们知道它将来可能是对的一种状态。可是前辈们不同意你的做法或想法,那你就放弃吧,能够有办法自己出去做事就出去,没有办法就回来做一个老实人,就是要容忍。就像我容忍刚才堵车的困境,不用生气、着急。不管怎样,最后我还是到这里来了,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我就打个比方,我们生活中天天遇到这样的事。

主持人:濮老师您是什么时候结束知青生活的?

濮存昕:1977年1月结束的知青生活。

主持人:结束知青生活就考入空政话剧团了吗?我觉得您刚才说的人生有很多无奈,包括在艺术道路上也有很多。为什么您进入人艺之后大家对您更有共识的是“人艺长子”这个称号?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是因为苏老师是第一代的艺术家,所以您就是第二代的,还是说您是人艺招的第二批成员,同时又是从事艺术的老大哥?

濮存昕:“长子”这个词是前几个月何冰写的一篇文章里说的。一个刊物约我谈剧院的事,谈着谈着就谈到“濮哥”,弄了一个标题到网上就成了“长子”,我不敢当。人艺的基因里面,剧院子弟就认这个剧院,他对剧院有着一种遗传的认同。有人说“我是人艺的儿子,我是正宗的,是世袭的,我只排演那样的话剧,只忠于中国所谓的话剧学派,我们要用中国的艺术去抗衡西方的艺术”。但我不敢说我是人艺的儿子,虽然我爹是,但是我不敢说。你们是不是也面对这种困境,不敢说呀?而且人艺是他立的这个规矩,就是子女不许走后门进剧团。比如有一位同学来考试,说这是剧院里某某的儿子,希望能“照顾一下”,肯定行不通。我是剧院里唯一一个剧院演员的子弟,但绝不是靠关系。

主持人:这是精神的传承。

濮存昕:人艺培养了好几批学员,从高中毕业就开始培养,像宋丹丹、梁冠华、何冰、徐帆、陈小艺,他们一走进社会就到了人艺,是人艺把他们引领到艺术道路上来的。他们是很感恩的。现在学院毕业的孩子,跟剧院就是雇佣关系,没什么感情,这将来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北京人艺这种作坊式的建院发展模式也有问题,将来也得走向非常细化的管理状态。因为随着商业社会和市场化的推进,我们不能老是“戏比天大”,老是奉献文艺事业去做事情,很多东西要改变。我在脑子不清楚、最痛苦的时候就喜欢背台词。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相对于人艺副院长来说,您可能更愿意做一个纯粹的演员在台上尽情挥洒?

濮存昕:社会学科太复杂,我没学过。管理学科也太复杂,我只会把自己弄好,当教练都不行。有人说:“那你当导演啊,你看你这么能说。”不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不行。而且到这把年纪了,我该守关了,我锐气越来越少了。我也知道在这些方面自己有些问题,但我最没问题的就是面对观众。我面对所有的人,眼睛是平易近人的,跟大伙在一起相处,这是最没问题的。

主持人:这是作为一名出色演员的本色,无论何时都能保持一颗纯粹的赤子之心,对待观众平易近人,让我们非常钦佩。在座的同学们也任重道远啊!我们在求学的道路上也要学习濮老师,像他那样既努力探索又不忘初心。您从1986年到人艺至今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您算过自己演过多少角色吗?

濮存昕:以前数,跟自己家有多少宝贝似地数,现在已经不数了。

主持人:以前是如数家珍,现在也许是因为演的形象太多,数不过来了。

濮存昕:嗯,五六年前数过,这两年就懒得数了。大概有40来部吧。

图3 《雷雨》剧照

主持人:濮老师出演过很多像《雷雨》(见图3)、《窝头会馆》(见图4)、《茶馆》(见图5)这样的人艺看家大作,对于这些作品,话剧迷们是一定要看的。

您作为人艺的副院长有没有某种忧患意识,就像您刚才说的,原有的体制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另外,面对大众口味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不断变化,我们的话剧又应该如何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呢?

图4 话剧《窝头会馆》中饰演前清落魄举人古月宗

濮存昕:不要忧患,有多少先闲们都是忧患而去的。鲁迅先生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能够从天上看到深渊的。因为知识分子凭借其洞察力一下就能看到结果。

没必要杞人忧天,总有人吃饭,所以饭馆不用担心,也不用担心饭馆。中国人有口福,现在的饭馆都混搭了,有人喜欢坚持自己的口味,有人就喜欢混搭。总有人看书,总有人想问题,总有人看戏,当然不是所有人都看戏。文是雅,艺是俗,我相信永远有人在阅读,所以肯定需要社会学科;演戏也肯定有人看,所以只要你演好了,就没必要担忧。因此我一点儿也不担心。

图5 话剧《茶馆》中饰演常四爷

但同时,我想起了俄罗斯的一名芭蕾舞演员,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担心没有芭蕾舞团,我只关心有没有芭蕾舞教育,只要有‘一嗒嗒、二嗒嗒’的严格教育,就永远有芭蕾舞。但如果这个动摇了,芭蕾舞可能就没有了。”他说的这句话使我特别有感触。我们的艺术教育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的艺术教育也跟着市场化、商业化,追求“效果化表演”,那么表演艺术跟着也没了。我甚至有点儿像从高空看到了深渊,我看到了可能出现的灾难是什么,就是一个泛娱乐化的社会。真正的艺术品质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过,在中国唐宋时期出现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个中西合璧的非常特殊的时期,中国文化出现了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闪光、一个展示。那么今天还会不会有?如果教育被干扰的话,真才实学给不了孩子,那可能就会有问题。现在的艺术教育就是这样。

专业是什么?专业的精神是什么?专业的系统是什么?这个东西不能够被利益动摇,要从小到大老老实实地接受教育。我们要形成一种品质,形成我们专业的、不为所动的精神。

主持人:濮老师所言极是。

濮存昕:我是幸运的,像割麦子一样每天演出,一天900个观众,我演100场,就有9万名观众。我要出去拍个电视剧,一集至少十万块钱,这都是很寒碜的价钱。但是,我觉得我不缺那个了,我拍过一个《来来往往》就够了,我拍得倍儿好,我自己都觉得谁都没演过我呢。开个玩笑哈!

我现在在剧院里做行政工作,如果天天指手画脚,那麻烦死了,做出个样儿给大伙儿看就行了。

主持人: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濮存昕:于是之老师年初走了,是之老师是我的榜样,当然我不会学他,就像我们不会学鲁迅一样,但是鲁迅的精神和感召,我们要传承下来。你学他你就要死,毛主席都说了,“鲁迅要活着的话不是进监狱就是被打成右派”,他是发牢骚的人,就是出问题捣乱的人。但是社会在发展,哪儿能没问题呢?

当年我演弘一法师的时候,是在灵隐寺的大雄宝殿拍摄的。演到他出家剃度,刀子把头发一缕一缕地往下刮,我泪流满面。当时我想要不要也像他一样,遁入空门?但是我没做到。我还想演戏,我又回来了。但是那一刹那很重要啊!

咱们再说回北京人艺的发展,将来会不会还有人看话剧,北京人艺还会不会存在?不要想这个。1992年,老前辈们集体退休,以《茶馆》封箱义演,然后报纸上突然出现了《北京人艺的旗帜能打多久?》的报道,现在不也20多年过来了嘛,我们还演呐!我们今天成了当年的于是之,还在纠结北京人艺行不行?很多老前辈,一退休,办完退休手续,除了报销医药费,人艺的大门都不进,演的戏都不看。我们当年演的戏,其实没人看,或者很少有人在看。这没关系,我们自己慢慢地、认真努力地把话剧做出来,和同时代、同年龄的观众进行交流,当他们信任你了,就掏钱买票了。一张票挺贵的,最便宜的票也一二百,最贵的票八百多,但是人家信任你、期待你,你总是在创作,人家就来买票。

主持人:濮老师的话质朴无华,让我们向濮老师致敬。最近几年您的影视作品确实很少了,您基本上都在致力于话剧的创作。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濮老师早些年经典的影视作品。

濮存昕:这是电影《大漠紫禁令》、《最后的贵族》(见图6)、《鼓上蚤传奇》、《清凉寺钟声》、《杨贵妃》、《云南故事》(见图7)、《蓝风筝》(见图8)、《梁山伯与祝英台》、《说好不分手》、《洗澡》的剧照。这是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见图9)、《三国演义》(见图10)、《我爱我家》(见图11)、《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英雄无悔》(见图12)、《来来往往》(见图13)、《光荣之旅》(见图14)、《曹操与蔡文姬》、《天下第一楼》、《失乐园》、《公安局长2》(见15)、《男人底线》、《闯关东2》(见图16)、《血色婚姻》、《金太郎的幸福生活》(见图17)、《推拿》的剧照。

图6 电影《最后的贵族》中饰演陈寅

图7 电影《云南故事》中饰演军官夏沙

图8 电影《蓝风筝》中饰演李少龙

图9 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客串诗人田乔

图10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饰演孙策

图11 电视剧《我爱我家》中客串阿文

图12 电视剧《英雄无悔》中饰演公安局长高天

图13 电视剧《来来往往》中饰演商人康伟业

图14 电视剧《光荣之旅》中饰演军人贺援朝

图15 电视剧《公安局长2》中饰演刑侦队长黎剑

图16 电视剧《闯关东2》中饰演抗联战士魏德民

图17 电视剧《金太狼的幸福生活》中饰演教授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刚才濮老师说到的《一轮明月》、《弘一法师》和《鲁迅》等作品的片段(见图18、图19)。

濮存昕:当年演鲁迅的时候,报纸上有一个豆腐块儿大的地方写着“电影《鲁迅》零票房”,我当时气愤至极。

主持人:这些作品的化妆技术真是太厉害了,根本无法跟您本人对应上。我们真真切切地领略了这些角色的魅力,人物刻画得层次丰富、个性鲜明。

濮存昕:《鲁迅》这部影片是上海电影集团做的,当时做得很艰难,最后上海电影集团和《解放日报》各注入了一半的资金才得以拍完,花费了1700万元,当时还是2005年。

图18 于电影《一轮明月》中饰演李叔同

图19 于电影《鲁迅》中饰演鲁迅

主持人:在2005年这也算是一个大制作了。

濮存昕:很多人期盼着《鲁迅》这部电影能拍出来,赵丹先生曾经特别想演,最终没演成。

鲁迅的《〈野草〉题辞》是知识分子的,或者说是鲁迅自己的文化宣言。弘一法师,他的艺术,他写的歌、做的曲子、画的画,哪怕他的书法,在今天看来,可能也有比他更精彩的,可为什么弘一法师到今天对于大众,特别是在知识界还有重要影响?因为他的生命境界是很多人所神往而不可及的。

主持人:弘一法师开创了很多先河,据我所知,他是中国第一个用人体模特进行艺术创作的画家,而且在日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

濮存昕:他和吴启梁(音译)一起画裸体画,留学日本的时候组织了“春柳社”,演《茶花女》,然后集资为浙江赈灾,这是中国国人话剧的开端,所以他也是我们的祖师爷。

主持人:所以您一定要演他,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濮存昕:对。

主持人:您演到弘一法师最后的时候,非常清瘦,除了跟化妆有一定的关系外,是不是您为此专门减肥了呢?

濮存昕:不瘦,怎么有权利去演呢?

主持人:这就是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和追求。弘一法师修行的属于佛教的哪个宗派?

濮存昕:他修的是南山律宗,已经失传很多年了,大概有七百年以上吧,戒律非常严格。他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没有人能做到。有那么多禅宗,弘一法师不学,为什么学这个呢?我觉得他是要忏悔,要克己,他必须用非常极端的办法惩戒自己。那又是什么东西让他必须忏悔?通过研究剧本人物,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去看,那就是他的爱情。我是这么遐想的,才能够演得那么决绝。

主持人:您55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我知道光在哪里》,这个名字是您自己取的吗?

濮存昕:是我们一个编辑取的。取名字的时候,人们容易矫情,同时要美化、提升,要么有诗意,要么能讨好受众。他说:“这是我采访您的时候,您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当时我很担心——难道只有你知道光在哪儿,别人都不知道?“光”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去拥抱的事物,是最适合人生思考的事,实际上就是一个睁眼闭眼几十年的事。

主持人:您所谓的“光”是一种追寻,一种方向,还是一种感悟?

濮存昕:应该这样讲,你不可以说:“真理都在我这里”,但是你要知道,你每时每刻都在寻找真理。因为你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处世、怎么样去为人,这些都是在找“光”,都是在“光”下舞蹈。舞台上“光”闪闪的,演员们都往里头跳,沾着演员这一角色就离不开了。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农村的一个孩子沾上了拍电影,结果她现在在美国学导演专业呢。演员怎么一沾表演就离不开了呢?人生需要“表现”这种潜在的愿望,虽然我们大家都不这么认为,但不得不承认你们也有“表现”的愿望,因为你有你的精彩、你的感受,然后你想要影响别人。你有这种快感,你有这种愿望,你就有这个东西。但是,光一打,幕一开,你在台上,人家在台下,有掌声了,这个就放大了,你对自我价值的表现欲就放大了,你陶醉得就离不开了。因此,“光”同时也是名和利的陷阱,但是真正在里面有幸福感的人,一定不只是为了名和利。

我小时候,对戏剧似懂非懂。在剧院前面,我看我爸演戏,因为看不懂就天天跑后台,所以后来就让我朗诵。“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这是《红岩》里的诗歌。我一朗诵,就获得了掌声。掌声是驱动你把这件事干到底的一个动力。我做公益事业,预防艾滋病,获得掌声,乐此不疲。为了掌声、支持和赞誉,当然还为了自己,因为我确实感到快乐了,那我就继续演、继续做。

人真正使自己永远都在发光,是一个什么境界?你不只在找光,并且你自己在发光,你自己就是光体。这和弘一法师一样,弘一法师不是国学老师,但他的国学比国学老师好。他不是外语老师,但他的外语比外语老师好,他的物理比物理老师好。他就是一个教音乐、教美术的,他怎么在其他方面就比别人都好?因为弘一法师修行了,他脑后有“光”,同学一见他,马上肃正。谁都害怕弘一老师,弘一老师绝对不打骂学生,他看到同学做得不对,吐痰了,他跑到同学面前鞠一个躬,扭头就走。丰子恺先生回忆录里写的就是这个,他说他脑后有“光”。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有力量、从里到外都对的人,你就有了“光”。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愿意把自己的人生完成好。20多年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安排好,与别人的合作做到最好。人真正的快乐在哪儿?就在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中。

丰子恺先在纪念弘一法师的文章里说,人生不过三层楼,第一层,衣食住行、妻子儿女、荣华富贵,物质生活为第一层。第二层,不满足自己现状的人,有人生角力的人,他还有力量,他一抬头,原来还有二层楼。他跑上去一看,上面很快乐啊,二层就是精神生活。它能让你感到快乐,包括你的思想、你的感知,这些东西特别和谐温暖,并且适合生命,这叫精神生活。他把精神生活比喻成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是最能唤起你精神生活中所有渴求的。艺术、文学,包括文字、思想都是有快感的,我们做学问的人,一定是快乐地在想事情,快乐地接受新的思维方式。但是他又说,“精神生活往往是昙花一现的美景”。钱钟书先生说:“为什么笑叫快乐呢,因为特别快就没了,所以叫‘快了’,很快就没了。”但是你不可能永远傻笑,所以说精神生活往往昙花一现。第三层是灵魂生活。灵魂生活探究永恒,比如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么结束的,这也是社会科学院在研究的事情。但不可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范式。我们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些定势的逻辑、定势的社会结构、定势的人际关系、定势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在一定的时候需要改、做些调整,哪怕改良都成,但是一定要改。永恒的往往是宗教的,在第三层楼修行生活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要远离第二层和第一层。

图20 《建筑大师》剧照

主持人:您说的这三层其实是三个境界,也可能是一个认识和追求的过程。

濮存昕:是的。最明显的是刚才看易卜生《建筑大师》(见图20)中的一个场景,我演的这个人叫索尔尼斯。索尔尼斯老了,他突然间觉得生活无味,他曾经为宗教热情地盖教堂,为他的信仰盖教堂。突然有一天他不盖教堂了,他背叛上帝了。为什么?他认为自己的命运受到了太多的不公。有一天,他盖好最后一个教堂塔顶的时候,把花环挂到塔的风向标上,面向上帝说:“我不会盖教堂了,我要去盖民居”,他就抛弃信仰落入世俗。在世俗的空间中,他成为建筑大师,有名又有利,最终成为一个霸气的国王。但是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十来年所盖的东西都是垃圾,没什么艺术价值可言。他最害怕自己的助手超过自己,时刻警惕他,不许他独立工作,不许他做创意,只能画图。他非常残酷地压制这个年轻人的能力,而同时,他那种老年的魅力,深深地把这个助手的未婚妻给迷住了,他占有了她,悄悄地跟她维系情人的关系。就在他纠结的时候,突然间,他说:“我快要亡了,冥冥之中我觉得运气将要从我这儿离开,会有人来敲我的门把我赶走。”正说着呢,忽然有人敲门,是一位少女:“嗨,不认识我啦?”他说:“你是谁?”女孩儿说:“你不认识我吗?我是你十年前吻过的那个孩子。那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场的时候你吻过我,说让我当公主,给我一个王国。我想了十年,今天正好是9月19日,我来了,给我王国,我当公主。”“当时你还是孩子?”“对啊,我可不是一般的孩子,那时候我13岁,现在我23岁了。”索尔尼斯很紧张:“你什么目的,为什么到这儿来?”他们俩开始谈话,他把自己所有的纠结向这个女孩儿倾诉,他们痛痛快快地聊完之后,他突然间知道了:“我不是什么都不盖了,我要盖唯一使我相信有快乐的地方。”他这句台词,似乎是这个戏精神命题里面的一个点,即我们要快乐地生存。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似乎有这么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责任、理想、上级、同事,然后,我还要担当点儿什么,我还要信誉,我还要我的脸面。这些事儿要是过不了关,就会跟阮玲玉一样服毒自杀,即使腰缠万贯,也是一个精神贫困者。王小波说,不要忘了乐趣。当你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当你觉得付出毫无价值的时候,你会不快乐。所以演戏激动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演员既是在塑造角色,同时角色也在塑造演员。我演李白、鲁迅、弘一法师还有索尔尼斯,有人说:“你是不是也体会过其中的残酷性,是否因为人生中有过类似的经历才演得这么深刻”?

我突然间想到一句话,这句话是我得到最高奖的时候说的,那个奖给了我100万元,我觉得“烫手”,又把它捐出去了,那个奖就是“中华艺文奖”。当时我发表感言,不知怎么就说了那句话,我说一切都使我充满了感激,充满了对评委的敬意,因为他们都是大家。另外我觉得,得奖对于我而言,仿佛就是今天的事情。我把喜欢的一句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叫“晓暮不因钟鼓动,月明岂为夜路人”。

我似乎是从四五十岁的时候才开始系统读书的,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绝对不读,我的运气特别好。传统文化也好,演的角色也罢,它们在台词中给我的这些启迪,使我今天觉得,我仿佛能解释自己,解释好自己就能解释好别人。在解释不好自己的时候去解释别人,就可能要争吵。

主持人:濮老师字字珠玑、句句箴言!一方面您外化地塑造了经典的荧屏形象,另一方面您把人物精神层面的东西都内化成自身的一部分了。您用了很多特别有价值的台词,跟我们分享了您演艺生涯里的一些感悟。我认为濮老师是一个既内在地实现了自我价值,又外在地向他人传播正能量的一个人。众所周知,您也做了很多公益,并且多次献血(见图21)。

濮存昕:我的年龄现在已经不允许我再献血了。

主持人:其实更早的时候,您还呼吁过保护白鳍豚吧(见图22)?

濮存昕:说到这个事,真的很无奈,白鳍豚已经没了。

主持人:您同时也做过艾滋病的形象大使,能跟我们分享下您的这段经历吗?

濮存昕:我是他们在找的形象大使之一,后来我就答应了。拍公益广告的时候,我得骑着自行车,看到年轻人,然后引出那句话:“年轻人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拍自行车那段的时候,是在上海的淮海路,我就坐在一辆车上,然后拿一个卸下来的自行车把,放在前面假装在骑自行车,周围的人都在看我的洋相。

图21 无偿献血

图22 保护白鳍豚

主持人:濮老师做过的公益事业很多。您总是用最平实朴素的话语、最朴实无华的艺术表达和感动着所有人。让我们用掌声祝福濮老师艺术事业四季常青、风范长存!

主持人(文学国):濮老师跟大家交流了这么长时间,同学们是否有关于艺术与人生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濮老师请教的?

学生1:濮老师,我有一个关于朗诵的问题想请教您。我知道您之前经常担任曲艺节的评委,您既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员,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朗诵艺术家。您认为诗朗诵和表演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朗诵过程中应不应该融入表演的成分,或者说是角色扮演呢?谢谢您!

濮存昕:朗诵不是自己演,是传递作品,要通过语言把情景说清楚。我们剧院的老前辈给我们讲台词时说:“你们别把台词当词,演戏别演戏,演人!”台词、诗文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它里面当然有理、有情,但它传递的东西原本是什么呢?先别说抑扬顿挫,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传递文学本身想表达的东西。你是作家、诗人的代言人,你自己不重要。当然我也一定要向很多老师,如孙道临老师、乔琛老师学习,他们口齿很厉害,这是技术,没有技术你怎么可能把那么多充沛的情感表达出来?所以你得先有技术,得先把中国字音里面的那些字头、字音、字尾,中国语音里的四声,中国语言中传递的意图,中国文字里面的一字多意、一字多音,这些学问弄明白了,在此基础上要特别注重感情的表达。最后一点,是焦先生说的,也是我最高的一个追求,就是与观众共同创造。戏剧都是从西方来的,焦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探讨中国戏剧民族化问题的时候,也感到了中国戏曲、曲艺艺术具有了不起的精彩,可是当时我们故步自封,就没把这个学问弄起来。

要回到原本上去想问题,回到和观众发生交流的那个点上去想问题。我们的欣赏水平决定着我们的审美水平。当我拿着剧本看,第一个直观、直感、直觉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当你从观众的角度去想,慢慢你就进入了;当你成为一个创作者的时候,你就开始纠结了。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有能力、聪明的演员,在进入的过程中,你要时常出来,时常用审视的办法看待问题,这样就会指导你去伪存真、去繁从简。不要忘记观众,不要按照标点符号说词,不要老想着自己这么朗诵一下从而让它洋溢一下、深沉一下。作家原本是什么意思,我的直觉是什么意思,我想跟你们表达什么意思,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文学国):非常感谢濮老师今天上午给我们做的精彩讲座,希望濮老师以后还有机会多跟我们的同学们交流。谢谢大家。

(初稿整理:阎沭杉 图片整理: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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