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杨军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韵镜〉再研究》（批准号为02BYY023），最终成果为专著《韵镜校笺》。

该成果充分利用新材料和中日学者数百年的研究成果，对《韵镜》做出新的笺注，并结合大乘部和秘咒等佛经翻译及注疏和悉昙著作，重新对《韵镜》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早期韵图发生、发展的过程，为《韵镜》音系的构拟奠定了基础。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是对《韵镜》序例的疏解，中编是对《韵镜》的校笺，下编则是对各个专题的研究。

要为《韵镜》反映的语音系统正确定位，必须有一个精校本作为依据。1959年龙宇纯先生作《韵镜校注》，1982年李新魁先生又作《韵镜校证》，然二书所依据的版本太少，遗存问题甚多，实难应学界之需。马渊和夫先生所作《韵镜校本と广韵索引》，虽将十数种《韵镜》写、刻本之异同批注于应永本《韵镜》的天头，然于各本之正误、是非未置一词，且不跟其他音韵材料进行比勘，亦难当精校之大任。该成果在《七音略校注》和一系列研究论文的先期成果基础上，以《古逸丛书》覆刻日本永禄七年刊本《韵镜》为工作底本，采用国内罕见的日本醍醐寺藏嘉吉元年写本、日本宝生寺藏福德二年写本、日本东京教育大学国语学研究室藏应永元年写本、日本六地藏寺所藏写本以及宽永十八年刊本（北京大学据该本的复制本日本松雪堂本影印）、宽永五年刊本以及马渊和夫先生《韵镜校本》所录十数种写、刻本等，并参考龙宇纯先生的《韵镜校注》、李新魁先生的《韵镜校证》，先校出各版本之间列字的异同，并且与各版本《七音略》比勘，然后用切三（S.2071）、王一（P.2011）、王三（故宫博物院影印宋跋本、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唐韵》以及所有其他今存唐五代韵书残卷、《广韵》、《集韵》等韵书资料，《经典释文》、《一切经音义》以及古代史籍、文集等所载其他音义资料，《说文》、《玉篇》、《类篇》等字书材料，《尔雅》、《广雅》等雅书材料，参考《切韵》系韵书的音韵系统和国内外前修时贤的研究成果，对每处异文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断定各版本之间列字的是非及字形的正讹，并且根据各种版本流传的情况，指出这些错讹产生的原因。其中对于永禄本《韵镜》所列的许多违反制图体例，不合中古时期语音系统甚至有悖于音理的字，例如一字一音而出现在两图或多图，同音两字在不同的位置出现等进行了分析、考证，确定了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主要是《韵镜》在日本流传期间，日本僧人阅读时根据《广韵》、《集韵》做过批注，批注的内容涉及不同于《广韵》、《集韵》的小韵首字、同音字、字音（反切和直音）、字义等，有的版本在传抄时误将这些批注窜入图中，或者误以为是校语而改动了原来所列的字，使得今本《韵镜》中在一些不该有字的地方有字。

正因为是“层累”的，今本《韵镜》能否代表一个单一、纯粹的语音系统，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不能反映一个纯粹的语音系统，《韵镜》这类早期切韵图的价值将大打折扣。所以，只有“还原”《韵镜》的原貌，才可能让它反映一个纯粹而完整的语音系统，也才可能对它所反映的语音系统有正确的认识。《韵镜》的层累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从《韵镜》的雏形到它的定型，时间以张麟之刊刻为止。另一个阶段是从《韵镜》流传到日本开始，一直到永禄本刊行为止。由于“文献不足征”，我们已经看不到早期切韵图的雏形，所以对于第一阶段的层累很难系统地考辨，只能通过一些零星的材料做出粗略勾勒。而对于第二阶段的层累，我们则可以根据大量版本之间的差异，通过日本学者留下的旁注材料，再与各种韵书资料比勘合按而得出断制。该成果《韵镜》校笺部分对《韵镜》流传到日本以后累增的内容进行考辨，力图剥除后人有意（采用后代的韵书如《广韵》、《集韵》所作的修改）或无意（抄胥误以校读者的旁注、校语改动原文）造成的层累，以还张麟之刊行时的原貌。该成果通过考辨《韵镜校笺》的2483条校语，基本还原了张麟之嘉泰三年（1203年）第三次刊行时的原貌，从而为考求《韵镜》音韵系统的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精校本。

如果没有张麟之的刊行，《韵镜》这部反映了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宝贵韵图就不可能保存到现在。而张麟之在三次刊行《韵镜》时，曾经为作序、例。其中有一些涉及早期韵图产生以及《韵镜》的体例、术语方面的内容，还有一些内容反映出宋代语音演变的情况，如全浊上声跟全浊去声合流等。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认识《韵镜》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是不可忽略的。过去学术界对张麟之的序、例有过一些单篇论文和零星的研究成果，但始终没有人对它进行系统、全面的注解和阐释。该成果结合中国早期切韵图的产生与发展、早期切韵图的体例与专门术语的内涵，以及中古汉语语音系统与演变等，在《序例校笺》部分用117条校语的形式，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考释。并通过分析张麟之对《韵镜》的理解，指出了张氏在音韵学方面的造诣十分有限，对《韵镜》的构造原理也没有深刻了解，对早期切韵图使用的术语更缺乏准确的认识。从而，在充分肯定张麟之对《韵镜》的功绩的同时，指出了他在切韵学上的局限性。

了解早期切韵图的产生发展，对于判断《韵镜》音韵系统的性质有着重要的意义。该成果（《佛经翻译与早期切韵图的产生和发展》）指出了早期切韵图是在佛经翻译昌盛的情况下，因翻译佛典经咒选字精确而由僧人制作的。《韵镜》尽管历经层累，但填字所依据的韵书仍然是唐代韵书，没有脱离《切韵》系韵书的语音系统，因此，《韵镜》在剥除日本时期的层累之后，所反映的是《切韵》系统的音韵架子，对考求《切韵》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今本《韵镜》各图标注的“开”、“合”、“开合”与“内”、“外”等，这些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与各图包含的元音到底有无关系？这在学术界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该成果（《〈韵镜〉所标“开合”及相关问题研究》）通过各版本标注的异同以及列图规则为根据，证明“开合”是在日本流传时抄写不慎造成的错误，非关音理。《韵镜》原图只有“开”或“合”，没有“开合”。该成果（《〈韵镜〉所标“内外”再研究》）充分考察了前人的研究，分析了他们得出的各种结论，在版本校勘的基础上，通过《韵镜》列字的体例、规则，并与各种韵书比较，结合中古语音的演变和各种韵书发展，证明了“内”、“外”是二等位置上齿音声母后韵母性质的标记，“内”为三等，“外”为二等。“内”是指本图所有三等韵的音节都在该图之内，“外”是指该图三等韵的正齿音庄组声母字溢于图外。“内”、“外”本身也是《韵镜》的体例之一，跟各图所含元音的前后、高低没有直接关系，基本解决了学术界数十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由于《韵镜》在南宋嘉泰三年张麟之刊行后不久就传入日本，反而在本土失传，学术界对《韵镜》在日本的情况很难有全面的了解。该成果（《〈韵镜〉的流传情况再研究》）对日本流传的各种版本《韵镜》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对重要的版本还做了点评，并对各本的系统进行了勾勒。

《韵镜》在日本流传期间，很多人都为该书做过旁校或者旁注。这些旁校或旁注，在后来的流传中很容易被抄写者误入正图或者误改原文。今传各本《韵镜》的很多错误正是由这些旁注造成的，而这一点又大多不为国内学者所知。该成果（《应永本〈韵镜〉的旁注字研究》）以应永元年写本为一典型代表，考察了该本所有242条旁注，分析了旁注的内容与形式，并通过与其他版本的比较，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该本存在：①误注误校；②因注文羴入正位而误；③因注文羴入正文而误；④因注文替换正文而误等最常见的错误、错因。这可使我们对今传《韵镜》中何以有如此众多违反音理的列字做出正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