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赵建军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技术理性化的历史批判与文化解构》（批准号为03BZX018），最终成果是同名研究报告。课题组成员有：方玉媚、邬晓燕、曹欢荣、刘国建、邓波、付立、钱俊生、蔡德聪、邢顺福、修涛。

对技术理性的专题研究，国外自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就开始了，尤其以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最具代表性。国内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技术哲学研究热潮的兴起而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的。国内外学者对技术理性研究主要的误区是：他们都依据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由马尔库塞所建立的技术理性体系——技术理性就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对立的两极，技术理性张扬，必然导致价值理性衰微。这不仅带来人们对技术理性理论认识的模糊不清，而且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

该成果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比较和分析方法，以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文化哲学、生态哲学等学科理论为基础，以韦伯工具理性为切入点，以马尔库塞技术理性为批判对象，探讨技术内在逻辑发展的理性化要求和社会对技术理性化的文化认同和选择，论证了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提升的必然化趋向与路径。该成果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第一，从动态的角度探讨了技术理性化过程及其丰富内涵。根据技术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把技术的理性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工具理性阶段、操作理性阶段和价值理性阶段。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既是对立的两极，而且也是技术理性化发展的低级和高级阶段。尽管二者有质的差异，但就技术的本质特性而言，它们是相通的。

第二，揭示了技术的理性化过程与文化的内在关联机制。技术理性化的展现，文化认同是其前提，同时技术的理性化也为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文化品质注入了新质。一方面，文化工业、文化产业乃至文化事业的大量涌现（如汽车文化、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等），就是技术理性化的文化产物，可以说技术的理性化使文化呈现出以高新技术为载体的多样性、丰富性，体现了社会的真正进步。另一方面，技术理性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提升，既是技术本性的逻辑指归，也是文化对技术理性化的内在要求。工具理性是初始阶段的价值理性，而价值理性则是完成了的工具理性。不存在与价值无涉的纯粹工具理性，也不存在抛弃工具的纯价值理性。作为技术理性化的两极，工具理性一定要发展到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必定是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实现。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对技术理性化内在演化机制的分析，以及技术理性化与文化互动关系的揭示，反观中国实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各自的理论背景和实施特点，找出二者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一面，以及二者相互牵制、相互矛盾的一面，系统、全面地论证两大战略的对立统一关系，探寻其未来协调发展之路。

该成果在以三个方面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