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林枫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中后期的税收制度研究》（批准号为02CZS003），最终成果为专著《明代中后期的商业税收研究》。

明代嘉万时期，社会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商业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商品增多、市场扩大、商人活跃，海外贸易又带来巨额白银财富，人民生活富庶，社会风气侈靡。但是，商业税收在国家税收总收入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商业税定额表现出很大的不合理性，严重影响政府税收。商业税收定额的不合理之处主要表现为：第一，社会生产发展，国内市场扩大，商人活跃，商品交流频繁，为商业税的课征提供了充裕的税源，但商业税不受重视，税入十分低下，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尤为明显。第二，官盐销售不足，盐税收入亦低，但盐商以私盐买卖牟取暴利。第三，海商获利甚巨而其税甚轻，富埒王侯。万历时期矿监税使的大量出现，与商业税收入偏低从而留下很大增收余地的状况颇有关联。税收制度设计的缺陷，造成政府财政困境的不可避免，并最终导致国家覆亡；另一方面，制度设计的缺陷又为相当一部分人创造了从中牟利的机会。然而，滞留民众之手的财富并不会带来原始资本的有效积累，反倒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

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主要介绍万历前期的商业税制。首先对商业、商业税的定义做出界定，作为下文分析的基础。明代商业税明确规定以商品为课征对象，实际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商业税，指的是对所有商业领域课征之税，包括国内贸易、国际贸易及专卖行业，分为盐茶税、市舶税、狭义商业税三种。狭义商业税指的是国内商品流转税，可以分为通过税与营业税两类。通过税即在各水陆要津设立关卡，对通过商品及其运载工具所征之税，包括钞关税、抽分税、淮安四税、门税及其他相关税种，遵守不重征原则。营业税包括市肆门摊钞、塌房税、商税等税种。此外还有杂税，如鱼课、酒醋税等。通过对各税种具体征收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的商业税制已经基本实现了对不同商业领域、不同商品流通环节的全方位监管，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如通过税的不重征原则，为解决征税不便而实行的包税制等，在当时条件下，算得上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商业税制。将万历初年商业税入与同期两税收入、宋代商业税入、晚清商业税入进行比较，万历初年商业税入相形见绌，处于一种相当低下的水平，这与嘉万以来商业的繁荣景象很不相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业税入在国家财政中应有作用的发挥。

第二章主要对营业税进行评价。《万历会计录》卷四三《杂课》、《明会典》卷三五《商税》两大序列相对集中地保存了万历前期的营业税资料，其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问题：内容混乱，数据缺失严重。但这两大序列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它们至少保留了一部分可用的营业税资料，依据一定的原则对两大序列进行修正，求出万历初年的各省营业税额。营业税针对区域商品购销活动课征，与区域商业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具体考察各省区商业水平，将有助于判别其营业税定额的合理性。从商业定义出发，商业水平实际上就是市场上商品购销的数量与金额所能达到的层次，工农业生产状况、购买力高低、交通条件、专业化生产区域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对全国十五个省区商业水平分别进行考量，分成四个不同等级。再将万历初年的营业税额与各省商业水平进行对照，发现各省商业水平与营业税额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表现有二：对多数省区而言，商业水平与营业税额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符合；各省区商业水平与营业税额不相称。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在于：课税对象的狭隘，造成营业税额的普遍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各省区营业税额与其商业水平的分离；对宋代商税的机械沿袭，则造成了明代分省区营业税额与其商业水平在国内地位的不相一致。

第三章主要考察市舶税。嘉万时期，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欧洲人东来经商的热切，促成了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的迅速发展。隆庆之后，政府部分解除海禁，开放漳州月港为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口岸。与此同时，贡舶贸易日趋衰落，嘉靖中，仅存的广州市舶司移驻澳门。其时，在澳诸国番商、夷商已越出朝贡贸易的范围，大力发展自由贸易，澳门实际上成为外商进出口贸易的合法港口。政府对月港华商、澳门外商实行了有别于贡舶抽分制的新税制。月港设督饷馆，由漳州府佐贰轮流督税，岁入约2万两，全部留充漳州军饷；澳门由广州市舶司与香山县征税，岁入亦约2万两，留充广东军饷。本章对两地贸易额、贸易利润与税额之间的比例进行分析，认为：月港开放有限，走私普遍存在，政府课税对象狭隘，且税率极低，巨额财富滞留海商手中，国家税源严重流失；政府对澳门外商缺乏有效税收征管，使利用税收对葡商所获巨额利润进行调节、实现利益重新分配的可能落空。

第四章主要考察盐税。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洪武初年即陆续设立两淮等六都转运盐使司、广东等七盐课提举司，推行盐专卖制度。其主要内容是民产、官收、商运商销。专卖制下，商人纳盐价及各类税费于官后，盐就进入了事实上的商运商销过程，与其他商品无异。盐税为商业税之大宗，岁征约300万两，在国家财政中举足轻重。本章以两淮盐运司为例，对明代中后期开中制下的盐税征收进行了初步探讨。在食盐的纯粹商品性运销过程中，利润极高，但是，从事官盐合法运销的盐商，其经营活动是在盐专卖制度的严格监控下进行的，超额利润甚至于合理利润，被政府以种种名目的规费搜刮殆尽。政府制定的盐税税率过高，真正能从盐业经营中牟利的是不法商人，他们囤积盐引，贩卖私盐。而私盐的泛滥，缘于官盐定额相对食盐产销量的低下。政府扩大官盐销售的种种努力，在当时的情境下收效甚微。因此，盐税总额低于应税水平，利入私门。

第五章考察万历中后期商业税制的变化。万历中期以后，商业税制发生了显著变化：税目增多，税额增加，通过税、营业税、盐税、市舶税等均有明显增长；商业税征管机构与税入分配变动，大批矿监税使驻扎在各省，接收了部分商业税种的征管权，商业税入因此进行了重新分配，一半直接进入皇室内库。矿税大兴，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明代前期税收制度的不合理设计，为商业税增收留下了很大余地，从而为中期而后的矿税大兴开启方便之门。矿税大兴固然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诸多弊病，但是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考虑，它确实对前期商业税收制度的不足多所匡正。内臣地位尴尬，为人乖戾，往往为士大夫和百姓所歧视。增加税额，在崇尚“轻徭薄赋”的国家里本就令人难以接受，一经内臣之手，世人的抵触情绪就愈加激烈，合理性更受质疑。后来内臣的恶劣行径，更证实了人们心中早有的想法。税入内库，是对国家财政的直接侵掠，在当日财政紧张的状况下，难免会激化社会矛盾；矿税大兴的最大受益者是矿监税使及其随从，明神宗抑或是皇室财政都没有从中真正受益，明朝的最后覆亡与矿监税使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通过对万历时期商业税收的脉络梳理和种种利害关系的阐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万历前后期，商业税定额表现出明显的不合理性，严重影响了政府税收收入，政府财政的困境因此不可避免。商税体制存在的弊端，使得一部分人从中非法获取了大量好处。藏富于民，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对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并无实质性作用。重本轻末，造成农业税在国家税收中的主体地位，而商业税却长时间处于低水平状态；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兴起是通过对农业的残酷掠夺以积累原始资本、降低商税以保护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来实现的。东西方在税收的表象上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原因导致了不同的结局，西方迅速崛起，中国却长期徘徊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