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张侃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外债管理制度的近代化与本土化（1840～1949）》（批准号为03CZS013），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中国进入近代后，财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外债应运而生，成为对外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经济史学界对此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前人大都局限于“帝国主义论”或“压迫论”的框架，宏观性研究较多，而对外债政策、外债举借、债券发行、外债偿还、外债整理等研究不足，无法从外债本体具体认识资本两重性。本研究成果认为外债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复杂的社会经济变迁，其中“外债管理”不仅能体现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外交制度等在外债活动中的作用，而且能综合反映晚清到民国的经济转型，所以从外债管理制度角度切入，可以全面地、客观地认识中国近代外债所具有的两重性。这一研究成果分为五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绪论。分“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论著概况”、“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思路的转变”、“本研究的框架、方法和资料”三节。具体内容是：梳理民国以来已有研究成果，概述不同历史时期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外债史的重点，结合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思潮，从“研究范式”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变化趋势，认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今，学界在外债史研究上经历一个从“性质论”到“制度分析”的思路转变。

第二部分，“分散”到“统一”的努力：晚清外债管理的制度建设。分“‘制度边缘’的早期外债管理”、“洋务运动与外债管理的‘制度初建’”、“危机与纷杂之间的外债管理制度‘近代化’”三节。指出晚清作为外债管理制度的初建阶段，经历着从无到有的过程，各阶层对外债认识也正经历着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在“多头”、“多层”的债务运行体制下，各种管理要素的发展是参差不齐的，如债务—债权关系、外债合同等正从旧有体制或惯例中脱离出来，处于慢慢的明确过程中。同时又要辩证地认识，与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相一致，晚清外债管理仍力图集中权力，将处于“分散”状态的外债活动“集中”，并按照国际惯例管理外债。

第三部分，“制度困境”下的北洋外债管理。分“新旧体制转换与外债管理制度建设”、“国际巨变与外债管理制度的杂乱”、“债信危机与外债管理的整顿”三节。阐明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新旧矛盾最为复杂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外债管理制度的合理与不合理因素并存，制度建设出现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北洋政府滥借外债，导致了外债危机与财政困难之间恶性循环，外债管理中的担保、偿还出现了混乱，债信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另一方面，自民国肇始，国家的制度化建设呼声不断，经济管理也采用了一些西方体制，外债也不例外，尤其在债信危机导致外交干涉之际，外债管理不得不逐渐引入西方财政方式进行改革。

第四部分，“整理”与“举借”并行的南京政府外债管理制度。分“以‘整理’为核心的外债管理制度”、“战时外债管理制度的良性运作”、“外债管理制度建设的继续”三节。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活动以抗战为界，总体上呈现出“整理”与“举借”并行的特点。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利用国际形势和国际惯例，强化法规制度建立，健全外债管理机构，强化管理制度的自主化，使外债管理制度走向近代化与本土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管理制度的建设一贯而终，其政策、法规、机构等呈现了连续性，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建设和财政的宏观控制，符合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

第五部分，结语。分“中国近代外债管理制度的演变趋势”、“外债管理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些思考”二节。认为通过晚清民国外债管理制度的实证分析，综观近百年的外债历程，可以概括出中国近代外债管理制度的演变趋势，即从“分散”到“集中”、从“非正轨”到“国际化”、从“人管”到“法治”、从“搬用”到“本土化”。同时进一步指出，这些演变趋势不是孤立行进的，它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制度环境变迁之间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从中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具体实践。

该项成果提出的主要观点有以下方面。

第一，从纵向的角度揭示外债管理制度在中国近代史上移植、创新的过程，认为外债是在外来因素的冲击下产生的，究其本质，是一种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移植的制度。在发生之初，由于无法在旧有制度框架里得到确立，只能在社会经济活动的“边际上”演化，结果导致了制度规则的临时性和不确定性。但外债的从无到有，从小量到大规模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外债活动的全面展开，临时的和不确定的制度规则往往使外债运行成本过高，因此外债活动必然依照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千方百计地在具体的外债谈判、外债使用、外债偿还等各个环节中逐步完善外债管理制度的各个要素，使外债管理制度固定化、正规化。在此过程中，两种制度塑造主体在发挥作用，一是晚清政府、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组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近代主权代表，成为外债管理制度诱致性塑造力量；二是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形成的在华特权进行制度输出，成为外债管理制度强制性塑造力量。两者互动、互为消长、相互制约、共同作用，成为外债管理制度近代化与本土化的基本推动力。

第二，从横向的角度分析了外债管理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认为外债是国际资金流动的重要形式，外债的举借、使用、偿还等环节与外交制度、银行制度、货币制度、汇率制度、海关制度、财政制度、国际收支制度均有密切的联系，这些制度所构成的运行环境决定着外债管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与不能够做什么事，是外债管理制度能否在具体社会环境下展开的先决条件。外债管理制度与这些制度的能否配合融洽，则又直接影响着外债实效的发挥。由于近代社会呈现整体转型，因此如海关与外债担保制度、银行制度与外债偿还、公使制度与债券发行、国际证券市场与债权价格、财政部公债司与外债管理制度、内外债整理委员会与外债管理制度等关系错综复杂，外债管理制度变迁受制于制度环境。

第三，结合社会发展的内外因素研究外债管理制度演变，通过考察具体历史过程，如清末外债管理制度的“近代化”努力发生在“新政”推行之际，北洋“减债基金”的设想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时期外债运行的“国际化”步伐加快等。认为外债管理制度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有着不可断裂的关系，与中国社会的整体近代化及起伏、世界格局的演化有着极大的关联。同时结合抗战后外债管理制度的状况指出，“毕竟外债活动仅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它受到国内外各种社会的制约是很大的，尤其是政权本身在处理国内事务上失败，在政治上逐步衰败，所有的良好构想也就付之东流了”。

本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方面分析中国近代的二元经济结构与外来资本之间的关系，通过外债管理制度研究深化的“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另一方面通过中国近代外债管理制度逐步健全过程的分析，讨论外债管理制度与“资本两重性”的关系，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应用价值在于，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借债速度，自1993年起，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五个外债借用国之一，而近期的一些信托公司发生的债务危机又证实了中国现阶段外债管理制度建设的不健全。因此对近代外债管理制度的研究，将对如何按照中国的国情，合理、科学地建立外债管理制度有所裨益，使各部门在社会资本集中化浪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保证使用外债的安全，避免外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