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杨曾文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元禅宗史》（批准号为00BZJ00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漫长的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宗教习俗结合的过程，到隋唐时期形成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宗派，标志着佛教民族化阶段的基本完成，此后进入中国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在隋唐佛教宗派中，禅宗富有鲜明的个性，具有易于适应社会现实，贴近儒教士大夫和普通民众，简单易行的性格，使它得以在唐末五代迅速兴起。进入宋代以后，禅宗进入鼎盛时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佛教中的主流派别，对中国思想文化和历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一研究成果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两宋和元代禅宗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对这个时期禅宗各个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事件、禅法思想、著述，以及禅宗与儒、道二教的关系等进行介绍和评述。全书共八章。

第一章《宋元的社会和佛教、禅宗》，从总体上介绍宋、元两代，包括北宋、南宋及长期在北方建国的辽、西夏、金和元朝的社会背景及宗教政策、佛教情况，然后再扼要地介绍这个时期的禅宗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情况，以便于读者从整体上对宋元禅宗进行了解。此章对全书起到导读的作用。

第二章《北宋法眼宗的学僧》，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对宋初著名法眼宗禅师、学者延寿的生平、著作及心性论、禅教会通思想等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二是对道原编撰，杨亿等朝廷官员奉诏最后裁定的禅宗史书《景德传灯录》的内容、版本进行介绍。

第三章《北宋云门宗的兴盛》，对北宋最盛行的云门宗的地理分布，著名禅僧的生平、著作及思想进行介绍。其中雪窦重显的文字禅、契嵩的著作及其会通佛儒二教等思想是介绍的重点。契嵩的《辅教编》等佛教著作和先后两次向仁宗皇帝的上书，始终以阐述佛教教人为善、有益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安定、佛教与儒家贯通一致等作为重点。他作为禅僧，编撰《传法正宗记》等订正禅宗祖统世系的书，是希望扩大禅宗的影响，缓和诸宗的批评。他的儒学著作和论及与道学相似的哲学问题，反映了道学正在兴起的时代思潮。

第四章《临济宗的迅速兴起》，对继云门宗之后迅速兴起的临济宗的代表人物延沼、省念、蕴聪、汾阳善昭、石霜楚圆及黄龙慧南、杨岐方会、圆悟克勤的经历、著作和思想进行考察和介绍。这一部分是全书重点章节，其中关于善昭及其文字禅，楚圆以后临济宗迅速传入南方，惠洪编撰《禅林僧宝传》，临济宗分为黄龙、杨岐两派，克勤及其《碧岩录》等，皆属于中国禅宗史上比较重要的问题，因而在书中做了较详细的论述。

第五章《临济宗大慧派和虎丘派》，对同属圆悟门下的大慧宗杲及其法系的大慧派、虎丘绍隆及其法系的虎丘派进行介绍。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临济宗杨岐派最为兴盛，而在杨岐派中最有影响的是圆悟克勤的法系。克勤弟子大慧宗杲的法系形成大慧派，辗转相承一直到明清时代。另一弟子虎丘绍隆的法系形成虎丘派，一直传到明清以后。宗杲与士大夫的交往是宋代儒、佛交流中的突出事例，对正在形成的理学有一定影响。他提倡的“看话禅”成为宋以后丛林盛行的主流禅法。本书对宗杲及其禅法以较大篇幅进行论述。

第六章《宋代曹洞宗》，对北宋中期开始缓慢兴起的曹洞宗的代表人物投子义青、芙蓉道楷等人，特别对宏智正觉提倡的所谓“默照禅”进行考察介绍。曹洞宗的“默照禅”与临济宗的“看话禅”是丛林间并行的两大禅法，虽修持方法有别，然而皆以引导修行者达到明心见性为目的。

第七章《宋代儒者士大夫和禅宗》，对宋代儒者士大夫出入禅宗，与禅僧的交游进行集中介绍。禅宗的盛行，不仅给佛教本身带来极大的影响，即使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理学也有多方面的影响。这与皇帝、士大夫对禅宗的理解和支持是有密切关系的。在皇帝中，真宗、仁宗、高宗、孝宗皆曾亲近禅僧；朝臣士大夫中有不少人亲近或信奉禅宗。本书除在相关章节介绍儒者士大夫与禅僧交往之外，在本章集中介绍周敦颐、王安石、谢景温、徐僖、黄庭坚、张商英及杨亿、李遵勖和苏轼等人与禅僧往来和思想交流的事迹。

第八章《元代的曹洞宗和临济宗》，介绍金末元初及正式建“元”以后的临济宗、曹洞宗代表人物的事迹和禅法。临济宗海云印简、子聪（刘秉忠）在元初政治和政教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曹洞宗万松行秀是金末元初影响很大的禅僧，所著《从容录》是继宋代克勤《碧岩录》之后另一著名“评唱”颂古的著作，弟子少林福裕、林泉从伦曾在佛教与以全真道为代表的道教的争辩中发挥主导作用。元代临济宗高峰原妙在以往“看话禅”的基础上特别提倡参扣所谓“疑团”的禅法，通过其弟子中峰明本的推广，将“看话禅”推到一个新的阶段。明本同时站在“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立场提倡念佛法门。弟子天如惟则对此进一步发挥，将一切净土念佛法门吸收到禅宗之中，促成“念佛禅”的形成和普及。行秀的在家弟子耶律楚材的奉佛事迹及其《西游录》、李纯甫在《鸣道集说》中对理学的批评，在金元佛教史和思想史上都有特殊意义。

通观全书，可以归纳出以下六个主要特色。

（1）在明确禅宗传播和发展所依托的社会环境、厘清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对在佛教禅宗史、文化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人物、著作和思想等，例如对宋代云门宗禅僧延寿、重显、契嵩；临济宗禅僧善昭、楚圆、惠洪、克勤、宗杲；曹洞宗禅僧正觉；元代曹洞宗禅僧行秀、临济宗禅僧印简、子聪（刘秉忠）、明本等人；宋代的文字禅；禅法中的“看话禅”、“默照禅”及“念佛禅”；宋元时代儒者士大夫与禅僧的交往等，皆置于特定历史环境进行考察，然后努力做出接近符合客观事实的评述。

（2）禅宗注重法系传承，并且是在以皇室、朝廷臣僚、地方官员和各地儒者为重要“外护”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因此，笔者在考察宋元禅宗历史过程中，既重视从纵向明确禅宗代表人物的传承法系，又重视从横向介绍他们的社会交往及外护情况，例如促成云门宗迅速兴起的外护是宋仁宗、驸马都尉张敦礼和越国大长公主等人；临济宗禅僧蕴聪的外护是驸马都尉李遵勖，赞元、克文的外护是王安石，从悦和惠洪的外护是张商英，宗杲的外护是张浚、张九成；元代印简、福裕、子聪的外护是元宪宗、元世祖及某些大臣，等等。对他们考察和进行介绍，既有助于将禅宗史实讲清楚，也可以充实一般的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内容。

（3）在宋代，儒、释、道三教会通和融合已构成时代思潮，对正在兴起的理学产生重大影响。本书在第七章和其他不少章节对禅僧与士大夫交往的情况做了详略不同的介绍。

（4）佛教思想的核心是关于如何解脱，如何修行等问题的，也包含对适应现实社会等问题的思考，拥有丰富的宗教的和文化的内涵。禅宗作为佛教宗派之一，虽然从根本上看也是这样，然而却更富有现实主义的性格，主张佛与众生、菩提与烦恼、出世与入世是相即不二的，提出“随处作主，立处皆真”，提倡自修自悟，见性成佛。宋元禅宗在禅法上有新的发展，代表性的禅法有“看话禅”、“默照禅”，各有自己的特色，然而在理论和主张上仍未脱离禅宗的根本宗旨；即使是后来兴起的“念佛禅”，也是以“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思想为标榜的。

（5）禅宗从标榜“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到唐末五代形成数量日渐增多的语录，再到宋代盛行所谓“文字禅”，形成体裁多样卷帙浩繁的文字著述，有语录、拈古、颂古、评唱等。本书在关于善昭、重显、克勤、行秀等禅僧的章节对各种形式文字禅做了重点介绍和评述。

（6）本书利用的资料十分广泛，有正史、编年体史书，还有禅宗语录、多种“灯史”，也有儒者的文集及碑铭和地方志、寺志等。同时也参考国内外发表的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