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孙继民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北边军研究》（批准号为02BZS009），最终成果为专著《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

这一研究成果的内容主要是以上下两篇的形式探讨瀚海军文书和瀚海军本体的若干问题。上篇属于瀚海军文献整理的范畴，主要是对六组（件）瀚海军文书进行考释，为下篇研究瀚海军本体提供必要的资料基础。大略而言，第一组文书主要是对英藏S.11453与S.11459的11件文书进行分组与定名。第二组文书主要是对国家图书馆所藏并缀合的一组瀚海军文书（BD09337、BD09342和BD09347）进行考释，认为其中的BD09342和BD09347为同一件文书，BD09337为另一件文书；BD09342和BD09347虽为同一件文书但二者的缀合也有问题，BD09342和BD09347之间约有一行文字的断残；该组文书的年代应该属于开元时期，约在开元十五年（727年）前后。第三组、第四组文书主要是对罗振玉旧藏两组瀚海军文书进行考释，认为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171号定名为《唐年次未详（八世纪前半？）西州康思眘申功状》的文书（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书周字68号）即国家图书馆所藏一组瀚海军文书的BD09337号，BD09337号文书与《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172号定名为《唐开元年代（八世纪前期）北庭都护府流外官名簿（有关考课）》的文书是同一件，应定名为《唐开元中期瀚海军状为孝方等漏申蒙赏绯鱼袋事》；《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173号定名为《唐开元年代（八世纪前期）有关衙前健儿等示案》的文书属于瀚海军，应该定名为《唐开元中期瀚海军牒为明分地界、于南营安置健儿等事》。第五组文书是对有邻馆文书39号的归属及其所反映的奏傔制度进行研究，此节与上篇其他各节有所不同，即不是单纯的文献整理与考释，除认为该件属于瀚海军文书外，还对文书所反映的唐军奏傔制度进行研究，指出唐军中别奏充任者资格的规定曾经发生变化，存在着傔奏充任的制度规定与傔奏充任实际状况的矛盾，这种矛盾说到底是常制与权制的矛盾。第六组文书主要是对吐鲁番所出《唐开元十一年（723年）状上北庭都护所属诸守捉属斤田顷亩牒》和《唐北庭诸烽属斤田亩数文书》的归属进行考察，认为这些文书都属于瀚海军文书。

下篇属于瀚海军本体研究的范畴，主要围绕着瀚海军的始置、瀚海军的兵员构成、瀚海军的兵种、瀚海军组织制度、瀚海军兵源的地区构成、瀚海军军人承担的杂役等问题展开。“瀚海军的始置”一节对史籍意见分歧的三种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吐鲁番所出《武周天山府下张父团帖为新兵造幕事一》提供的新材料，认为瀚海军置于长安二年（702年）的传统说法不可信，《唐会要》所记瀚海军于文明元年（684年）设置的观点比较近实，出土文书至少证实武周早期瀚海军已经存在，最保守地估计也应在久视元年（700年）之前即已设置。不过，对于《唐会要》所说文明元年（684年）瀚海军“废州置焉”，亦即认为瀚海军的设置与庭州的废除是在同一时间的说法持一种怀疑保留的态度，因为出土文书证实文明元年（684年）以后至长安二年（702年）之前多次出现有庭州之名，瀚海军的设置与庭州的废除未必同时。

“瀚海军的兵员构成”一节分别探讨了瀚海军兵员结构的主体——府兵、兵募和健儿，认为府兵在早期相对多见；兵募最早见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元初期更占有相当的比例；根据健儿在武周时期已经见于西州地区的驻军，推测早期的瀚海军也应有健儿。此节的重点是依据“兵”与健儿在S.11453和 S.11459两组文书出现的频率，探讨了开元中期瀚海军中健儿占全部兵员的比重问题，指出开元十五年（727年）前后健儿在瀚海军全部兵员中的比例大约占1/3左右，非健儿的兵员（以兵募为主体也可能包括少量的府兵）大约占2/3左右，以兵募为主体的非健儿兵员依然是瀚海军兵员的主要组成部分。瀚海军的兵员结构及其比例，为从总体上把握高宗后期至玄宗时期边军系统的兵员结构及其变动趋势提供了虽非翔实然而不乏具体的资料，具有典型性的意义。

“瀚海军的兵种”一节重点探讨了唐代前期行军所不见而文书出现的若干新兵种的材料，如扶车兵、磨甲兵、陌刀手等。认为“扶车兵”应即车坊由兵募担任驭手的兵员，扶车兵和长行车应是瀚海军主要的后勤兵种和后勤装备。“磨甲兵”的职掌细节与技术内容尽管不详，但可以推断是隶属于胄曹（主管武器装备的部门）之下，负责制造或维护铠甲的后勤专业兵种。对陌刀手的探讨，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专业陌刀手的出现时间至迟在开元十五年（727年）之前，它的出现标志着唐代军队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兵种；专业陌刀手的出现和陌刀队战法的使用是唐军在战术上的重大革新和重要变化。

“文书所见的瀚海军组织制度”一节分别探讨了七军系列、诸守捉系列、南营即中军辨、守捉之下的两种编制等问题。七军系列是指瀚海军内有中军加六军的组织结构，这与行军的诸军结构相同。诸守捉系列是指瀚海军统辖的以守捉为名的镇守单位，出土文书总共提供了开元十五年（727年）前后共9个守捉名，即沙钵守捉、耶勒守捉、俱六守捉、轮台守捉、神山守捉、凭洛守捉、东道守捉、西北道守捉和石堡守捉。南营即中军辨主要是论证瀚海军文书中出现的“南营”即瀚海军的中军。守捉之下的两种编制，一是守捉统辖若干队的编制，一是守捉统辖若干烽戍的编制。守捉统辖若干队的体制体现的是野战军的战斗序列关系，守捉统辖若干烽戍的体制体现的是烽戍属地的地缘关系，它实质上是唐代前期边军集野战军与镇守军两种性质于一身的体现。

“瀚海军兵源的地区构成”一节根据李慈艺勋告提供的军人受勋资料，探讨了开元初期瀚海军兵源的地区分布，认为开元初期的瀚海军兵员主要来自关内道和河东道，包括西州和北庭府在内的陇右道只占很少一部分，河南道人数最少。在关内道和河东道中，又主要来自岐州和蒲州，二州兵员分别占了33%和30%。本节还将李慈艺勋告与沙州张君义勋告进行了对照研究，指出开元初期瀚海军兵源的地区分布与民族成分，相对于安西镇守军而言，具有兵源相对集中和民族成分相对单纯、汉族占绝对多数的特点。

“瀚海军军人承担的杂役”一节指出瀚海军军人除军事任务之外，平时还要承担大量的杂役，包括作坊服役、长行坊服役、车坊服役、屯田服役、解默服役和其他杂役。武官也要在军外部门任职。

“史籍所不见的两位‘副使’”一节认为文书所见的“阴副使”即阴嗣监或阴嗣瓌，“和副使”是和守阳；“阴副使”应是北庭府主官，和守阳应是副职；开元十五年（727年）前后在北庭实际主持瀚海军军务的应是阴嗣瓌或阴嗣监。

该项研究的主要建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现知六组瀚海军文书做了全面系统的文献学整理。以往虽有学者对部分瀚海军文书做过初步的整理和研究，但因缺乏系统性，遗留问题尚多。本项目在深入分析全部瀚海军文书的基础上，对各件文书的名称、用途、年代等重新做了通盘的考定，结论令人信服。这项工作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利用经过整理的瀚海军文书，参以传世典籍，对瀚海军的始置、兵员构成、兵种、组织制度及兵源的地区构成等问题做了深入的考察，这些工作对深入瀚海军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第三，没有停留于对瀚海军的个案考察，而是将瀚海军文书置于唐前期军事制度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如对瀚海军的兵员结构及其比例的探讨，作者就强调了试图为了解唐前期边军系统的兵员结构及其变化提供典型事例；对瀚海军兵种的探讨，作者也力图通过瀚海军的个案了解唐代军队战术上的革新和变化；而对瀚海军组织制度的探讨，更是着眼于弄清楚唐前期军镇制度的实质。所以，这对了解唐前期军镇制度和国防战略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充分地掌握了目前已经公布的所有资料，并且把过去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些文书，通过细致的人名、年代、事件的对证，判定为瀚海军文书或与瀚海军有关的文书，这一点体现了整理文书的高水平。本项目还把原本分散收藏、发表、研究的北图新刊文书和罗振玉旧藏文书结合起来，极有见地。下篇是对瀚海军本身的研究，包括瀚海军的始置年代问题，瀚海军中府兵、兵募、健儿三种成员的构成及其大致比例，瀚海军的兵种，瀚海军的组织系统，如七军编制、守捉系统、南营即中军、守捉下的编制等，阐明其与唐朝定制的异同，最后是瀚海军兵源的地区构成问题。作者由于掌握了比较充分的资料，而且是经过考释的材料，所以论据可靠，论证严谨，论点深入，在唐朝军一级的军事建制和相关问题上，有明显的进步。

研究瀚海军对我们认识唐代前期的军镇制度和国防战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奇特现象：汉民族建立的强盛统一帝国与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帝国在国防战略上大异其趣，汉民族统一帝国的国防战略往往采取一种消极的防御战略，其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大修长城，企图单纯凭借绵亘数千里的军事堡垒抵御外敌的入侵，秦汉如此（本文无意否认秦汉在一定时期采取攻势战略，如秦始皇派蒙恬与汉武帝遣将出击匈奴等，但总体上仍取守势），隋朝如此，明朝也是如此。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帝国则不然，国防战略均采取积极的进攻战略，从不以一线长城限隔内外，元朝如此，清朝也是如此。汉民族强盛帝国如果有什么例外的话，那就是唐朝，唐王朝是历史上唯一不筑长城而采积极国防战略的汉民族建立的强盛帝国。唐朝不筑长城舍弃要塞战略，凭借什么实施积极的国防战略呢？一言以蔽之，行军与镇军。

所谓行军是指北周至唐前期采用而以唐代最为典型的出征制度，是唐前期特别是镇军形成之前执行战略机动的野战军团。所谓镇军是指与行军对称的屯驻军，即由镇守使或军使等统领，最后确立为节度使统领的边防军，亦即通常所说的军镇、边军、边兵等，是行军体制消失之后兼具边防守备与战略机动于一体的野战军团。行军作为出征制度和野战军组织形式使用于唐初至武周时期，此后除偶尔设置外已基本废弃不用。镇军主要存续于高宗仪凤年间至玄宗天宝年间甚至以后。高宗仪凤年间至武周末是二者并存时期。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是：行军是临时的野战军，镇军是常备的野战军。行军是形成镇军的来源和前身，镇军是行军转入屯驻的必然结果。行军与镇军是唐代颇具特色的野战军体制。

行军与镇军的递嬗同唐代前期的周边形势和国防战略密切相关。唐高宗仪凤年间以前，由于唐王朝国力强盛，而周边诸族相对衰弱，唐王朝处于明显的优势，因此每当战略目标确定，就迅速由内地抽调大批兵员，编成大规模行军，迅速组织攻伐，一旦达到目的取得胜利，除留下部分兵力用于镇守外，旋即退军并解散行军。这一时期相继攻灭突厥、高昌、焉耆、于阗、龟兹、薛延陀、高丽、百济的军事胜利就是多次组织行军的结果，可以说行军是适应当时攻势战略需要行之有效的野战军组织形式。仪凤年间以后，以吐蕃、契丹为代表的周边诸族的崛起，改变了唐王朝与周边诸族的力量对比，唐军的攻势战略不得不转为防御战略，因而原来达到战略目的即行撤罢的行军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投入相当的兵力屯戍边防，用于抵挡诸族的进攻，于是原来临时征行的军队被迫转入长期的屯驻，长期屯驻的镇军开始取代临时出征的行军，并成为一种新的野战军组织形式。可以说镇军是适应当时防御战略需要的野战军组织形式。

镇军当然是屯驻边境以防御为主，但这并不妨碍唐军在有利时机下集中优势兵力实行进攻作战，天宝六载（747年）安西四镇行营节度使高仙芝远征小勃律；天宝八载（749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陷石堡城；天宝九载（750年）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生俘突骑施可汗及石国王；天宝十载（751年）杨国忠伐南诏；天宝十一载（752年）安禄山讨契丹，尽管战果不同，但都是镇军依托边境城堡发动的进攻性战役。我们说镇军是适应防御战略需要的野战军组织仅是就总体情况而言，实质上唐代前期采取的是攻防兼备的积极防御战略，是“远程防御与境外决战为其基本原则”的攻势防御战略，“极具积极进取之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说，镇军所取的攻势防御战略仍然属于积极的国防战略。

镇军初期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军、城、镇和守捉，以后城、镇和守捉或趋于衰微或转隶于军之下，军成为其中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唐后期更成为方镇的同义语，入宋后更与州、监等成为一级特殊的政区建置。所以，研究瀚海军无疑有助于推动唐代前期军镇制度和国防战略的深入探讨，也有助于从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唐代前期军镇与后期方镇的内在联系，探寻从唐代军事单位的“军”向宋代政区单位的“军”演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