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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制度改革才能解决增长与转型两难——在第六届财新峰会“转型和增长”分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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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财新峰会主办方的邀请。今天这个分论坛的主题非常好。现在国内外都很关心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增长下滑问题。说实话,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许多机构(包括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都对宏观经济做出分析和预测,结果都显示2015年“保7”的难度很大,并且会伴随PPI持续下行,通缩风险抬头。由于要素递减规律,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枢已经下移,但不应该像现在这样下滑得这么快,弄不好会引发连锁反应的恶果,危及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如果不尽快进行实质性的、制度性的、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持续快速下滑的趋势很难止住。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出现了大批民营企业倒闭潮和银行坏账,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省份的民营经济发达,经济增速一直很高的地区也是如此。根据《每日经济新闻》对公开报道的不完全梳理,2015年以来珠三角地区有76家企业关闭,其中东莞有27家,所占比例超过关闭企业总数的1/3。中国制造业也许正面临继2008年以后的第二次大规模企业倒闭潮。

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倒闭尤其是中小企业因破产倒闭并不鲜见,但是与经济增长持续大幅下滑一挂钩,问题就会放大,极其不寻常。目前,实体经济增速减缓和企业批量倒闭叠加效应正在向银行业加速传导,银行不良资产风险有扩大的趋势。据《财经》最新报道,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中国16家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9080亿元,比2014年末增长了近三成,不良贷款率全线急速上升。尤其是许多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债务负担沉重,杠杆率加速攀升。如果应对不当,更大的风暴可能还在后面。

与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大量倒闭和工人下岗有政府兜着不同,这一轮倒闭潮是民营企业批量倒闭,大量农民工返乡,形成了“逆城镇化”的现象,其中很多人又成为新的失业者或重新回到农地耕作,而国家的失业救济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健全,如果处理不好,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保障,由此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对此,许多人很不以为然。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误区。这里仅举几例。

(1)将中国的经济增速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进行简单类比,从而将危机当成成绩。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速哪怕低到6%以下也很不错,仍然要比发达国家如美国现在2%~3%的经济增长率高多了。其实,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不仅没有忧患意识,反而将危机当作成就而洋洋自得。殊不知,这种将不同发展阶段放在一起的简单类比是误导性的。如果用卫星来做比喻,发达国家就像已经进入预定轨道环绕飞行的卫星,虽然也会受经济周期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结构调整的影响而有所波动,但总体已经基本处于平衡增长轨道。中国则不同,作为一个仍处于发展中的经济体,就像一个处于腾空上升阶段的卫星一样,还需要一定的速度保障,否则动力不足,就可能达不到预定目标轨道,弄不好也可能像火箭发射失败落地一样,导致经济衰退、社会失衡等问题。

(2)将现有农村土地制度和国有企业等生产性行业或单位当成变相的社会救济制度和保障制度而鼓吹,从而认为国有企业好,民营企业靠不住。现在有许多人将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作为失业农民工的一种救济制度的替代,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差的社会保障救济制度,将一个关系到民生的生产行业作为本应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替代,是既没有考虑到效率(这种无法形成规模经济的现有土地制度使得中国农产品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导致价格不断上升,中外粮食价格悬殊,超出50%以上),更没有考虑到对农民的公平,是政府职能错位、缺位的表现。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维护和服务,这里显然是政府失职的表现。

此外,我们也看到很多国有企业以降低效率为代价利用政府的补贴或垄断利润进行所谓的“稳就业”。特别是很多传统工业企业虽然库存高企、产销下降、开工率不足,但是并未裁员,而是通过减少薪水、无薪休假、缩减工时、在职培训、推迟入职等将显性失业转化为隐性失业。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力去遏制显性失业。这种将本应注重效率的生产行业当成社会保障制度的替代,对低效国有企业的补贴,其实是政府职能越位和错位的表现。

这种为国有企业所谓的“稳就业”向政府表功、邀功以及民营企业的“倒闭潮”,容易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觉,错误地认为还是国有企业好,民营企业靠不住,从而否定过去30多年让经济大发展的民营化改革方向。其实,事实胜于雄辩,从2015年的经济数据来看,恰恰是那些国有经济比重越大的地方,经济受到的冲击越大,增长下滑越严重,如东北几个省份。

(3)对当前出现的许多问题认为是改革惹的祸,从而认为往回走、否定改革也是改革。现在很多人都声称要反思改革,借改革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怀疑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大方向,将经济问题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对改革方向及深化改革形成了很大的干扰。

由于这些误区和错误的看法,现在从上到下对于改革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和内在动力机制,所以就出现了“上面猛加油门,中层挂空挡,下面频踩刹车”的现象。并且,一旦遇到问题,政府就想到或仍采用政府主导的方式去解决,其负面作用很大,不可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面临的就仍然是一个发展型的政府,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出现“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的“三重三轻”现象。实际上,改革越往后推,代价越大,难度也越大。并且,创新驱动不是靠喊口号就能实现的,需要实实在在的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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