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之际华南民众往越南、高棉、暹罗、马来亚及婆罗洲之迁移持续了近百年。即便我们清楚地知道，由于中国王朝更迭而导致的动荡，打破南海地区原来有秩序的移民活动，自秦汉以来曾经不同程度地再三发生，然而此次中国难民向南洋离散的规模和时间跨度仍然是史上罕见的。而该时段内一个前所未见的现象是，诸华人移民集团间盛行协助土著统治者垦荒，自居当地领袖，并建立由自己领有的有自治组织的定居点，甚或独立建国。此种行为显示出海外华人对外扩张之事业心，并标志着18世纪他们在东南亚的成熟的社群管理的出现。

越二十年（1661～1683）由据守台、澎抗清的郑氏三代（郑成功、郑经、郑克塽）所建立的东宁政权。该政权在许多方面而言，或应被视作在该特殊时期联合起背井离乡的中国难民们的最强政治力量。事实上，郑氏抗清及最终覆亡，不仅是远东国际政治间的一段插曲，也在适当的时候鼓励了华人移民建立自由企业1354932，并促进了他们在东南亚的自治组织的建立。

郑氏降清前夕，荷属东印度公司在长崎之代理人推测郑氏末主克塽及其家臣已计划一旦台湾沦入清朝之手，就会出奔真腊。1354933当然，这个计划并未实行（事实上，郑克塽在1683年9月自降于清军），但我们注意到一个行动与此计划的确相关：约七十艘郑氏的战船载着三千名将士及他们的家属，在杨彦迪（杨二）及陈上川（胜才）的指挥下，航向越南中部岘港湾投靠广南的阮氏贤王（阮福濒，1648～1687）；之后，依贤王命，他们在1682年9月及1693年5月分两批进入东浦地区（今西贡河流域）。当时，广南政府在普利安哥地区（Prey-kor，今西贡）只有几个据点，余下的南圻大部分仍在真腊的控制之下。有赖于他们积极的开发和管理，尤赖于指挥官陈上川的机智和勇敢，南圻的早期城市如农耐大铺（或大铺州，今边和市）、美湫大铺（美湫）和嘉定先后被建立了起来，并最终于1700年，越南人在南圻设立了首个行政机关——嘉定府。这些聚落的人口骤增与内外贸易兴盛，促进了区内军事基础与金融市场的联合。

值得深切关注的是台湾东宁政权的海上力量，他们可能是受命于主上郑克塽建立一块移民之地，结果却变成了首批在南圻定居的先锋。这些在越南官方编年史（《大南寔录前编》）中被称为“龙门之众”或“龙门将士”的“外籍军团”，自成一派，不直接服从阮氏君主。从他们南来起直至1732年，龙门将士都持续地处在陈上川及其子陈大定的领导之下。他们与真腊人数次作战以支持阮氏，这在广南政权的南扩中起了重要作用。鉴于贡献突出，在临近去世的1715年，陈上川被委任为“藩镇都督”（治嘉定及定祥省）。虽然陈氏家族在18世纪前二十五年内被视为南圻最有权势的家族，但他们并未有任何统辖本地、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之企图。1354934

先于郑氏残部到达南圻前十年或更早，在1671年，一个来自雷州的广东人鄚玖也为避华南之乱，来到真腊——他最初担任宫廷中的“屋牙”（oknha，高棉语，意为“大臣”）。在1700年，鄚玖和他的广东追随者在暹罗湾的班迭密（Bantheay）定居，他们在此建立了一个中国式城镇河仙镇及七个村庄，主要接纳来自广南和真腊的难民。他们在那里维持了一个将近八十年的自治政府。1735年鄚玖死后，其子鄚天赐（亦作鄚天锡，字士麟）继任河仙都督。天赐是明乡人，中越混血儿，据说其母阮氏是来自边和的越南人。虽然在政治上河仙自1708年起便是广南的属邦，但有许多证据表明这个政权享有不容置疑的主权。当时中国人称之为河仙镇、港口国或本底国，而欧洲人亦以Cancao、Peam或Ponthiamas名之。天赐继位四年后之1739年，强盛的河仙击败了真腊的入侵。此胜利大振天赐之威望，使其在真腊事务中举足轻重。1354935

当鄚天赐在河仙接任都督之时，在暹罗大城府，来自潮州府澄海县华富村的潮商郑镛与其暹罗妻诺央（Lok Iang）喜获麟儿。这孩子出生时得名“信”（Sin），在泰语中意为“富有”。成年以后，他在宫廷担任一系列官职，稍后他便以暹名“披耶达信”（Phraya Taksin）及汉名“郑昭”闻名。在1767年4月阿瑜陀耶被缅王辛标信（Hshinbyushin）军攻陷后仅六个月，郑信率其华暹联军成功地在国内歼灭缅守军，为重建暹罗的独立与主权奠定了基础。1768年2月，因功绩彪炳，郑信登基为暹罗王。他执权柄至1782年，是年其部将昭披耶却克里（Chao Phraya Chakri，汉名郑华，即后来之拉玛一世）篡位并谋杀之，建立起至今仍统治泰国的曼谷王朝。1354936

暹罗除了本土几个位于马来半岛中部东海岸的港口外，如北大年、六坤（Ligor，或译洛坤，亦作那空是贪玛叻Nakon Si Thammarat）和宋卡等自古以来就与中国华南保持海上及商业往来。在晚明时期，这些港口更为本地与中国的海盗提供了避难之所。1750年，漳州府海澄县西兴村人吴让（字士侃）率同乡人众，南渡宋卡，在考登（Khao Deng）定居，并于该处经营庄园。八年后，他娶了来自八打龙（P’attalung）的暹罗女为妻，与之育有六子。吴让在此地甚受欢迎，当地人呼之为“大伯”。1769年郑信克六坤，吴让向之输诚，献含五十箱烟草在内之贡物。郑信赐予他贵族头衔“Luang”，并允许他承包四岛与五岛的燕窝采集税。宋卡本属马来州，然自1775年郑信正式委任吴让治理后，一变而成为暹罗一部分。曼谷王朝兴，拉玛一世赐姓“Na Songkhla”，并赐继任者吴文辉最高等级贵族头衔“昭披耶”（Chao Phraya），自此当地华人习称吴氏统治者为“国主”或“城主”。吴氏家族效忠暹罗王室，得赐大量头衔，暹罗王许可他们的统治可沿袭八代，并将如北大年、柿武里（Saiburi，即吉打）和丁家奴（Trengganu）等邻近州划归宋卡管辖。1354937

同样在1775年，一群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人在罗芳伯的带领下，来到西婆罗洲的坤甸（Pontianak）定居。他们到达坤甸以后，成立了一个叫“兰芳公司”的类公司组织，并从事采金业。1777年，这些客家移民兼并附近的本地聚落后，在东万律（Iag Mandor）组织了一个独立政府即兰芳大统制（或兰芳大总制），由罗芳伯任“首领大唐总长”（或称“大唐客长”）。1795年罗芳伯死后，大唐总长由江戊伯、宋插伯、刘台二等先后继任，共持续了一百零七年，直至1884年公司才被荷兰东印度公司完全吞并。罗香林教授指出，此种总统制或许代表了一种民主与开明专制混合的政治理念。另外，刘强博士注意到，“公司”（Congsi）是当时华侨在东南亚广泛建立的洪门（或“天地会”）堂口的代名词，并指出兰芳公司与洪门在组织上的明显相似之处。1354938

以上事实揭示出，同时代的河仙鄚天赐（1700～1780）、暹罗郑信（1734～1782）、宋卡吴让（1717～1784）及坤甸罗芳伯（1738～1785）皆分别倚靠其广府、潮州、福建、客家同乡之力。这些政权共同的基本特征是都由华侨与华裔建立，然而其政权合法性和掌权的方法各有不同。例如，有确凿证据表明，郑信虽为“Lukchin”（中泰混血儿），但以暹人自居，为暹人国家之独立统一而奋战。至于鄚氏政权与兰芳公司，则又另属一类。它们原本是华人定居者武装自卫地域邻近本地部落的产物，后来发展为对内统一控制的政治组织。不论它们是如何维持政权并与周边本地政治力量相联合，它们的存在都明显代表了华人移民的意愿。宋卡的吴让或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因其政权先带有马来本地国家之面貌，然而不久即向暹罗中央政府臣服；此外，吴氏主连续数代娶暹罗女，自第三代、第四代（1810年代）后已彻底暹罗化了。他们的情形与效忠阮主不图自立而满足于做将领和地方统治者的陈上川很相似。

在这四人中，罗芳伯年龄最小，到南洋最晚，故与其他人不太可能有交集。相反，有一些史料可说明郑信与鄚天赐、郑信与吴让、鄚天赐与陈大定（1715年其父死后袭位统领南圻的龙门将士）之间均有交集。最近的史学研究使我们逐渐得知河仙鄚氏与边和陈氏间存在联姻关系。更确切地说，陈大定娶了鄚天赐之妹金定，两人生子陈大力。1732年陈氏倒台后，大力在其母及一部分龙门将士的陪伴下，逃往河仙，受其外祖鄚玖保护。稍后，这些来自南圻的广东民成为河仙最强的海上力量“胜水队”的核心。1354939

除了这些鲜为人知的话题，笔者还想在此提供更多鄚天赐与郑信的生平及两人竞争关系的细节。首先，鄚天赐以文武全才而闻名。他的功业，以在河仙传承中华文化传统最引人注目。据《大南列传前编》卷六，鄚玖（天赐父）为避清廷于新征服地区推行的“薙发严旨”而出奔南洋。既然鄚氏因抗拒清朝断发易服令而离开祖国，则他们无疑要优先选择在南圻的他们的新基地复兴与传扬故国衣冠。据《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九十三“港口”条云：

……宫室与中国无异。自王居以下，皆用砖瓦，服物制度，仿佛前代。王蓄发，戴网巾纱帽，身衣蟒袍，腰围角带，以靴为履。民衣长领广袖，有丧皆衣白，平居以杂色为之。其地常暖，虽秋冬亦不寒，人多裸而以裳围其下体。相见以合掌拱上为礼。其风俗重文学，好诗书。国中建有孔子庙，王与国人皆敬礼之。有义学，选国人子弟之秀者及贫而不能具修脯者弦诵其中。汉人有僦居其地而能句读、晓文义者，则延以为师，子弟皆彬彬如也……

此段明确暗示18世纪中叶之河仙可以说是被印度化异族包围之海外小中华。而天赐之好汉诗则中越闻名。凌扬藻《国朝岭海诗钞》卷五“余锡纯”条下注云天赐好锡纯诗，凡有中国商船至河仙，天赐取土产与之易余氏新作。天赐更与中越文士三十一人，集结诗集《河仙十咏》，关于此诗集笔者已有专文论述。1354940

反观郑信，其一应注意的显著特征是其与暹罗上层社会之紧密联系。郑信出生时，据说其父郑镛已靠垄断大城赌博所获得的财富攀升为社会上层人物。当郑镛因为与贵人相熟而得到宫廷授予坤钹Khun Phra（或作Khun Phat）封爵时，年幼的郑信也被大臣昭披耶节基收养。1354941及长，郑信被选作厄伽陀（King Ekat’at，即波隆阇五世Boromoraja Ⅴ）之侍从。因其擅长中、越、马来、巴利诸语，甚见亲赏，得王赐众多头衔，并于1764年被任命治理达（Tak，即来兴府Rahaeng）这一他后来获得崇高声望的地方。自此，人们称他为“披耶达信”或“披耶达”。简言之，郑信虽为“Lukchin”，但在暹罗上层社会长大为暹罗贵族，并跻身暹罗统治阶层。重点是，纵郑信有天才，但他是混血儿。可是问题来了：一个混血儿是如何获得暹人的广泛支持而得以称王的呢？

似乎可以合理推测，推动郑信掌权的原因有二。其一，缅甸人灭阿瑜陀耶王朝，暹罗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二，郑信驱逐缅甸人为暹罗独立统一奠基而赢得了不世功勋。笔者确信正是此二“特别因素”使这样一位混血儿得登暹罗大位。然而有理由认为，郑信称王乃是当地土著与已深深植根于暹罗之“Lukchin”（王之华人）群体融合的象征。这使得“Lukchin”自发尽忠报效暹罗而非弘扬父邦制度成为可能。

提及鄚天赐与郑信的关系，我们首先会注意到他们悬殊的年龄差距（天赐长郑信三十四岁）。当然，我们不应忽视这个事实，即当郑信于1768年初掌国柄时，天赐已控制河仙这个广东雷州移民建立的自治政权逾三十年。事实上，郑信敬重鄚天赐，屈尊自称为后者的“谊子”，尽力与河仙交好。相反，天赐对他较为蔑视，并冷眼旁观郑信之崛起。1354942

二位领袖相识之日尚待考证。我们可确定的是，在1767年攻占真奔（Chantabun）（即尖竹汶）以前，郑信曾寻求天赐军事援助以抗缅。Prita Crijalalaya称，在1767年郑信及其部众从受困之阿瑜陀耶逃至罗勇（Rayong）时，他遣属下銮披猜拉查（Luang Bhitchiyaraja）持其亲笔信至菩泰吗斯城（Ponthiamas，即河仙），求披耶拉查塞弟（Phraya Raja Cershthi，即鄚天赐）之合作与援助。銮披猜拉查在文 （Nai Bunmi）的陪伴下，于阴历四月十四日（1767年3月11日）抵达河仙。天赐隆重接待了代表团，并允诺于同年阴历八月或九月遣水军参与抗缅行动。同时，天赐派阮楷祥1354943携厚礼护送銮披猜拉查回罗勇。Prita Crijalalaya同时称，当郑信于该年六月占领真奔时，当地统治者披耶尖竹汶（Phraya Chandaburi）一家逃往菩泰吗斯城寻求天赐之保护。1354944

这些资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隐秘的线索。其一，除了成为广南阮氏的附庸，天赐似亦与阿瑜陀耶王朝保持类似的关系，从他有个暹罗式的头衔“披耶拉查塞弟”可见一斑。1354945其二，他与尖竹汶统治者间确实存在一点友谊。他继续对披耶尖竹汶的庇护必然导致其与郑信的交恶。无论如何，二人关系真正破裂始于1767年下半年，两位阿瑜陀耶亲王昭翠及昭侈腔率残部逃难至河仙。Morvan神父1771年4月22日的信件称，两位亲王于1767年11月到达河仙；1354946然而一个月之内，昭侈腔即乘一艘负责向鸿达岛（Hon Dat，一个离河仙四小时路程远的海岛）提供补给的船逃往高棉，而该处自1765年起即有一所由数名从阿瑜陀耶逃出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兴办的圣约瑟神学院。1768年1月8日，因怀疑传教士协助昭侈腔前往高棉，鄚天赐逮捕了两名法国神父Artaud与百多禄（后来的Adran主教）及一名华人神父Jacques Tchang，并将他们带回河仙审讯。神父们坚决否认曾参与此事，Artaud神父被鄚天赐遣往鸿达岛带回出逃的亲王，但神父未能完成这一任务。稍后神父们的清白才被证实，并在被监禁近三个月后于同年3月获释。1354947A.Leclère指出Chao Lesang（昭侈腔）亲王曾向在乌东（Oudong）的真腊王匿尊1354948（Ang Tong）寻求保护。1354949

由于暹罗亲王欲逃至河仙避难，摆脱正巩固其新地位的郑信的控制，1354950天赐渐忌郑信之野心，并敌视之。因此，天赐热烈欢迎王子昭翠，欲护送其归暹罗，立为新王，并复辟阿瑜陀耶王朝。1354951与此同时，郑信已于1767年12月从缅人手中光复暹都阿瑜陀耶，并于1768年2月即位，之后开始着手重新统一暹罗。虽然并无确切联系，但无疑郑信之成功得益于1767年爆发的清缅战争（同年阿瑜陀耶陷落）。

得知昭翠逃至河仙，郑信便遣使前往，携包括两门欧制加农炮之厚礼，谦卑地请求天赐交出昭翠亲王，并许诺事成再割以领土。在应郑信之请的借口下，天赐于同年（1768）命其婿徐湧率一满载大米的船队至曼谷，表面上向暹罗战争流民伸出了援手。1354952徐湧之行的真实目的，是要计擒郑信。但事情败露，船上大米被充公，河仙船队指挥官们被捕，其中一人在舰队返回前被杀。徐湧则在任务失败后返归途中死于覆釜山1354953（即万佛岁，Bangplasoi1354954）。震怒于此次失败，天赐禁止对暹海上贸易，并开始准备派一支远征军护送昭翠入暹。1354955

郑信在1768年2月即位后不久，就派人到真腊，命真腊王匿尊（即Preah OutayⅡ）向吞武里称臣纳贡，但被后者以“郑信非暹罗王种”为由拒绝。1354956若考虑到他实际上是天赐的盟友，匿尊王的拒绝似乎甚有深意。虽不能从相关史料中见到真相，但匿尊王似乎事实上在1767年末即对自河仙逃至真腊的暹罗亲王昭侈腔给予保护。因此似可合理推测昭侈腔留滞乌东应与匿尊王的决断有关。为此，在1769年3月，郑信遣Phraya Sut Cinda Bunma1354957领军护送自1757年起流亡暹罗的真腊亲王匿嫩返回母国。暹军的任务是扶立匿嫩，但他们在炉熰（Angkor）被匿尊军击败，Phraya Sut Cinda Bunma所部掳得大量真腊人后退军。暹罗入侵真腊使河仙震惊，天赐得知此事后即命令臣下警戒，并加强边境地区防卫。1354958

同年（1769）9月，天赐趁郑信离开吞武里领兵征讨六坤之机，1354959遣昭翠与侄陈大力率水陆军五万人，前往攻打东南暹罗的暹人城市真奔（越南语“真奔”）。虽然河仙军在击败郑信派出的华人将领陈来（即陈联）部三千暹军后占领该城，但随后被暹罗援军围困两月余，大量河仙士卒死于疫病，不久后残部千余人被迫退返。于是天赐横暴地炫耀武力的行动再次以惨败告终。1354960值得一提的是，那个被带到真奔充当河仙军名义首脑的昭翠亲王，并未能获得暹罗人民的拥戴。1354961

此种不友好关系由两派之间的间谍活动可见一斑。据《鄚氏家谱》记载，当鄚天赐收到郑信遣返暹罗亲王的请求时，他假意应承，却先命一批间谍到暹罗刺探郑信的实力。而与此同时，郑信已有一名秘密代理人阿摩潜伏在天赐妹（陈大力之母）鄚金定身边以收集河仙的军事行动情报。1354962陈大力的失败很有可能——即便不是全部，也部分地——归因于郑信派至河仙的秘密代理人情报工作的成功。

仍要留心的是，河仙大胆的武力展示乃是得到乾隆朝廷默许的。我们知道，在1767年阿瑜陀耶陷落至清军征缅失败的五年间，清廷与河仙互派使节七次（清方三次，河仙四次）。1767～1772年这些代表团的使命被详细记录在《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九十一至卷九百一十五中。从这些使节来往活动不难看出，除了为紧随清军远征而试图刺探当下暹罗、缅甸的真实情况外，清廷还赞扬了天赐对在河仙避难的暹罗亲王的保护，坚拒郑信册封暹王并准许朝贡的请求，代之以谴责其篡夺阿瑜陀耶王朝之王位。不言而喻，“天朝”激烈的态度极大地鼓励了鄚天赐对后阿瑜陀耶暹罗采取积极和攻击性的政策。1354963

在此环境下，河仙与暹罗间关系更为紧张。郑信决定回应挑战并制裁对手。为对抗天赐之压力，他加强了在河仙领地内的破坏活动，鼓励一些潮州籍流民在暹罗、高棉及广南交界的沿海区域挑起社会不安，甚或密谋颠覆河仙政权。1769年由潮州人陈太策划但失败了的夺取河仙之举，恐怕与郑信也不无关系。1354964

同时，Corre神父在他1770年7月7日寄自曼谷的信中称暹罗预备对港口国（Cancao，即河仙）宣战，先锋部队定于10月出征，若万事俱备，王（郑信）将亲征。1354965最终，郑信亲率军突袭河仙，围攻十日后于1771年11月19日克之。鄚天赐先逃至朱笃，但暹军穷追不舍，他被迫远遁广南境内的龙湖（Long Ho，即今永隆市）。1354966

为更好地理解郑信与鄚天赐间冲突的本质，笔者想提及在他们背后两个操不同方言的华人族群带来的间接影响，以及他们在真腊领导权上复杂的关系。在郑信的时代，有一群被称为“Chin Luang”或“王之华人”（King’s Chinese）的潮州特权商人常被学者提及。我们有理由推测，其时郑信在昭披耶河曼谷对岸的华人定居点及市场Thatian的快速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1770年访暹之法国人特斌（François Henri Turpin，1709-1799）目睹华人统治区域的繁荣后，将之归因于经营范围的广泛和华商享有的种种特权。另外，约翰·克劳福特（John Crawfurd）在1823年惊讶地看到，有大量华人被郑信不同寻常的奖励吸引而定居暹罗。克劳福特合乎逻辑地推断，华人人口的激增几乎只是由发生在此的这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造成的。市川信爱教授则注意到郑信积极雇请华商作为王室垄断海外贸易的特许中介。1354967

从上文可判断，郑信或明或暗地吸引潮州人到暹罗，并给予大量生意上的便利，是十分合理的。正是因为这层关系，1767年4月阿瑜陀耶陷落后，郑信选择暹罗东南部之真奔为基地，招募军士及准备进攻驻扎在阿瑜陀耶和其他战略要地的缅甸入侵者。施坚雅（W.Skinner）提醒我们，该区域有“在暹潮州人的主要聚落”。1354968除此以外，1859年1月，亨利·穆奥（Henri Mouhot）在前往高棉途中，在真奔山村中一位潮籍胡椒农“大爷”（泰语之“Apait”）家中住了数日，记录说每年有大量胡椒由当地华人种植并运往曼谷的市场。1354969

潮州人在真奔集体定居及种植胡椒的准确时间仍待考证。施坚雅提到，彼时曼谷华人的证词说，1645年清朝占据华南以后，有两支主要的难民至暹，潮州人居暹罗东南部，以万佛岁为中心；闽南人在暹罗南部，以宋卡为中心。1354970与之相应，《鄚氏家谱》《大南寔录前编》和《嘉定城通志》中不少段落皆指出，潮州人在此区域内许多领域均十分活跃，包括海盗及走私。据《大南寔录前编》卷十一记载，确信是潮州人霍然控制大批人众，占据靠近戈公省海岸的戈公（Kas Kong）岛、戈母（Kas Moul）岛，并以之作为抢掠行动的基地。因这帮潮州海盗企图占领河仙，鄚天赐于1767年3月派军袭击他们的巢穴，杀死霍然，并分化他的部众。1354971

两年后的1769年7月，另一个潮州冒险者陈太与其贼众于毗邻暹罗的白马山密谋，计划与鄚氏族人鄚崇、鄚宽等勾结，攻击河仙。事泄，天赐急命人前往他们接头的香山寺镇压贼党，诛鄚崇、鄚宽，而陈太则只身逃至真奔。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事出自郑信之教唆，因后者自1768年天赐欲擒自己未遂后，对天赐恨之入骨。1354972

据《鄚氏家谱》及《嘉定城通志》记载，暹罗王子昭翠逃至河仙后，郑信的参谋潮州人陈联负责与鄚天赐谈判遣返王子事宜。陈联因有暹罗头衔“昭科”（Chakkri），又被通称为“昭科联”。1354973稍后，他被郑信任命为河仙统治者，持续整个暹占时期（1771～1773）。Cl.Maitre坚称陈太在1769年7月颠覆河仙失败后开始为郑信效力。若如此，我们不得不怀疑，陈太、陈联和昭科联实际上是同一人。1354974

这些事实使我们看到，在18世纪中叶，真奔及毗邻海岸与离岛成为潮州人的势力范围，他们的领袖似乎曾对河仙抱有敌意。换言之，我们可想象两个华人方言群体在暹罗、高棉以及南圻交界地区的对抗：一个是控制暹罗沿海地区，以真奔为中心的潮州集团；而另一个是集合在河仙鄚氏政权下的广府集团。因此，郑信与强烈依赖本省广府移民同胞的鄚天赐间自然有冲突，因郑信需要潮州人的支持以统一和治理暹罗。

论及此二位领袖与真腊之关联，需首先注意，宣称对真腊的宗主权，乃是自拉玛铁菩提王（King Ramadhibodhi，乌通王，1347～1369）以来历代阿瑜陀耶君主所维持的一项重要对外政策，而作为暹罗王的郑信，不过是继承这个传统而已。暹人争取真腊宗主权，便与自17世纪中叶起公开向南扩张势力的广南阮氏发生冲突。事实上，自1674年贤王制造了居乌东的首王匿秋和居柴棍的次王匿嫩两个附庸王之日起，真腊就成为广南与暹罗争夺霸权的舞台。每当真腊发生内战或派系斗争，广南和暹罗就马上介入并各支援一方，使得真腊长期陷入混乱状态。

总的来说，鄚天赐支持广南管理高棉事务，但他自己对这个混乱的国家也怀有强烈的野心。在此笔者必须指出，早在1739年击败入侵河仙的真腊军后，鄚天赐便自称真腊王，冠以王家头衔“Nak Somdec Prah Sotat”。在此名义下，他于1742年派数名华商出使日本德川幕府，递交高棉文官方文书，请求恢复1736年被中断的日本与真腊间的贸易。1354975在1754～1755年，阮主武王（阮福阔，1738～1765）出兵干涉真腊内战，迫使匿原王（吉哲塔五世）逃往河仙求天赐庇护。通过天赐斡旋，真腊君主以割让安江省（今朱笃省）1354976换取越南人退兵。无独有偶，当1757年阮氏再次干涉真腊事务时，匿尊（Ang Tong，Neak Angk Tan）亦流亡河仙，最终通过天赐调停，匿尊以割让巴萨与茶荣两省来换取阮主承认他为王。1354977当时，阮主的领土包括整个湄公河三角洲，而鄚天赐以调停之功亦获得来自匿尊王的五个省。于是，河仙声称拥有巴萨河以西至暹罗河的广袤土地，从而标志着河仙达到鼎盛时期。这些事实无疑证明了天赐“造王者”的重要角色，以及河仙在广南、真腊、暹罗三国间起到的“缓冲区域”作用。

回到暹人占领河仙的主题。有证据表明，郑信在1771～1772年间东征的主要目的不仅是震慑鄚天赐以河仙为基地的反郑信政权，而且是重建暹罗对真腊的宗主权。因此，河仙陷落不久，郑信就命陈联带一队人马追赶逃往朱笃的鄚天赐，并亲率暹军主力，兼程赶往真腊。占领金边和乌东后，郑信成功扶立傀儡匿嫩为真腊王，称“衲王佛喇嘛提勃棣”（Nak Ong Phra Rama Dibadi）。而匿尊王则急奔嘉定，求广南庇护。彼时暹罗的宗主权似乎很稳固，但其持续的时间十分短暂，旋踵暹人即被阮久潭所率之精锐部队击溃。结果越南人得到南荣（金边）及罗壁（Lovek），匿尊复位，郑信与残部被迫经河仙撤回。匿嫩未随郑信去暹罗，而是留在暹罗湾一个港口城市贡布（Kampot），与郑信留下保护他的五百名士兵一道顽强抵抗驻在乌东由广南支持的匿尊王。1354978

我们可从《大南寔录前编》中得知，郑信于归暹途中暂驻河仙时，打算与鄚天赐和谈，但被后者拒绝。因此，郑信将天赐之妾、子女及在河仙之战时被擒之暹罗亲王昭翠带返吞武里，留陈联作长官统领河仙防卫。1354979郑信甫至吞武里，即以勾结河仙之罪名处决昭翠。鄚天赐拒绝和谈的原因似有二：其一，匿嫩王仍稳居暹人便于支援而又仅距河仙四十公里之海港贡布；其二，彼时匿尊王借广南之强力背景而巩固了其首王地位，天赐因此对依靠自己的威望与军队收复河仙有极大信心。

事实上，天赐重得河仙的方式与预想全然不同。1773年3月，遵广南政府密令“遣人入暹，以讲和为名，探其动静”，天赐遣舍人鄚秀为使，赍书及礼币至暹谈判河仙回归问题。郑信认为讲和于己有利，遂将暹罗所获之天赐四妾及女送还，并命陈联撤退，还将残破之城还给鄚天赐长子鄚子潢。1354980

鄚天赐与郑信的和谈也见诸高棉史料。Leclère称，在1771年（应是1773年之误），天赐不再自称真腊王，并得郑信同意，以被真腊王匿尊拒绝收容之昭侈腔交换被扣于曼谷之妻儿返回Peam（河仙）。昭侈腔被送回后即遭郑信处决。1354981Leclère的注解揭示了这两个竞争者达成的协议的内容。可以确定的是，鄚天赐放弃自称真腊王标志着他在真腊威望的下降。促使天赐主动与郑信和解的动因明显是同年在归仁（广南南部）爆发并迅速发展的由三阮兄弟（文岳、文侣、文惠）领导的西山起事。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大南寔录前编》将西山据归仁城与天赐郑信和谈同系于癸巳八年春二月（1773）条下。1354982

与广南西山起事扩大并行的，一个戏剧性的转变也在真腊的权力斗争中发生。在1775年，由于不断的政治冲突及持续的饥荒和疫病引发群众普遍不满，匿尊王在匿嫩王的赞同下退位，立其兄弟匿深为“三王”，并留尊号“太上王”。匿尊此举显然是为了终结他与匿嫩间近六年的政治斗争。然而，这暗示真腊的权力平衡已经被打破了，具体而言就是暹廷取代广南及河仙，再次掌握真腊的领导权。稍显奇特的是，尽管此政治变化十分重要，但《大南寔录前编》和收集了大量欧、越史料的梅奔（Ch.B.Maybon）都没有指出此事件发生的确切日期。幸而有《嘉定城通志》，我们才知道此事发生于乙未年（1775）。据笔者判断，此变化在1775年3月25日定王被西山朝从广南赶至嘉定即开始发生。1354983简言之，匿尊王之退位可解释为因靠山广南政权倒台而采取的自保策略。因此，匿嫩（彼时真腊首王）日益对广南政权不满，并于1776年公开拒绝向深陷西山起事的广南政权进贡。1354984

真腊的动荡仍在持续。次年（1777），匿嫩杀“三王”匿深，而“太上王”匿尊感伤此事，不久后亦死。此二潜在对手之死，使匿嫩王地位更加稳固，暹罗对真腊的影响亦更强。不言而喻，大厦将倾之广南政权对真腊事务无能为力。更坏的是，残喘的广南政权于同年10月彻底覆灭。据《鄚氏家谱》，1777年7月，定王被西山政权赶至龙川（即永隆），留天赐守坚江关口（今迪石），准备乘天赐属臣郭仁之大艚逃难广东。然天意不恤，船未至而定王于1777年10月18日在龙川为西山军所擒。1354985随着定王惨死，南圻大部分城市包括河仙落入西山阮氏最杰出的领导阮文惠手中。而被西山追逐的鄚天赐，则在磅逊1354986诸岛间辗转。

1777年10月，得知河仙陷落及鄚天赐退至磅逊湾口之罗腔（Kas Rong Sam Lem）岛，郑信即命属下阿摩做译员，伴真腊王子螉蟜乘四船前往慰问，并邀其来暹都居住。慎重考虑后，天赐别无选择只得接受邀请，航向真奔，被该省官员以礼相迎。1778年初，天赐前往吞武里。北榄府长官于湄南河口款待天赐及其众三日，并赠以厚礼。此后不久，一个都中来的大臣率领十余条驳船护送天赐一行往都。到达时，P’ra K’lang（外国事务大臣）等高官至都门迎候，然后天赐被引入金殿，郑信亲自为其接风。郑信云：“愿以诚好而相结，幸无念旧恶。”天赐被视为国宾，归宾馆前，郑信于宫中设宴五日，所用皆金玉。1354987

上文揭示天赐以政治难民身份初至，得郑信热情接待。然而因发生在真腊及南圻的一系列事件，礼遇与友谊不幸于数年内渐消。有证据表明，除了天赐一家及部众外，尚有不少阮氏族人在吞武里，当中包括定王弟尊室春。考虑到1776年6月有逾三千名教民居于河仙，1354988似可认为有相当数量越南官员及教民随天赐入暹，于是吞武里——曼谷区成为越南难民的聚居地。

亦需指出的是，天赐流亡暹罗后，南圻仍深陷广南与西山的激烈内战中。据《大南寔录正编》（第一纪，卷一，第6b页），天赐远走暹罗，是为寻求暹廷之大量军援，以增强广南阮朝之战力，从西山叛逆手中夺回失地。事实上，嘉定地区（今西贡堤岸区及附近）于1777年末为阮氏将领杜清仁部所克复，而至1778年中，南圻大部已为阮福映（后之阮朝嘉隆帝）摄政的新阮氏政府所控制。

1778年7月，摄政阮福映遣刘福忠领衔之使团至暹廷报告嘉定之光复事宜，并重建两国邦交。同时，使节受命邀请鄚天赐和尊室春返越，与阮朝共击西山。然而郑信对嘉定邀请的真实目的有所怀疑，天赐为免得罪王室东主，决定留暹，密切注意越南动向。1354989

《嘉定城通志》补充道，1778年，郑信遣丕雅质知及其兄弟丕雅刍仕率暹人与高棉人各一万人的混编部队北上，成功征服圆禛牢（永珍）和其他寮国城市。由于匿嫩王之真腊政府被迫为此提供大量兵士和给养，真腊人民变得极度贫困，而这又为一场新政治危机提供孕育之温床。

1779年，以匿嫩王过于亲暹导致饥荒失政为罪名，亲越派在巴萨省长官昭钟谟（Chao Srey Mu）1354990带领下，举兵反王，并向嘉定当局求援。应昭钟谟之请，杜清仁及胡文邻率越军跨过边界。很快，匿嫩军在磅清扬（洞里萨湖南端）大败，昭钟谟擒匿嫩，并将其处死。数月后，一名六岁小童（《嘉定城通志》作八岁）登位称“匿印”，昭钟谟为摄政。同时，真腊新政府被置于留任总督的胡文邻的严格监管下。1354991无疑，1779年嘉定当局干涉的真正目的是重建数代阮主作为传统的越南对真腊之宗主权，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阻止西山政权影响渗透真腊的尝试。不过，嘉定当局此举对郑信在真腊的威信造成了即使不致命也是沉重的打击。我们应记得，政变之受害者匿嫩正是受郑信保护之人。因此这一打击对郑信来说无疑是不可容忍的。

次年（1780），或为平息郑信因上述事件引起之愤怒，两名越南高官该奇参与该奇静被派往暹廷以确保两国继续交好。他们到后不久，郑信得知一艘自广州返航的暹罗商船在河仙被当地守将刘守昇所部越军劫掠。送至吞武里之官方报告称船上货物被没收，乘员五十人全数遭屠戮。震怒于此，郑信命扣押二越南使节。同时鄚天赐与尊室春被急召入宫受审，天赐在郑信坚持下，派四名部下往嘉定以求获得阮朝政府之官方解释。但使天赐沮丧的是，将近五个月后仍未从嘉定得到答复。

此时，西山朝日益惧怕暹阮联盟，故伪造一封杜清仁给鄚天赐与尊室春之秘信，内中催促二人于越南船队访问吞武里之际里应外合，共图暹罗。此信最初由西山官员慎（《鄚氏家谱》作“队慎”）秘密带往暹罗，但他在去吞武里途中遇害，信为亲暹的真腊亲王逋翁胶（亦作“螉蟜”）所得并呈交郑信。这一阴谋的结果相当严重。郑信被此信的内容激怒，直接命人将鄚天赐与尊室春并二人之家属随从逮捕下狱。更糟的是，当时高棉海湾内有一支百余只船组成的越南舰队正在防备西山海军的攻击。收得越南舰队在边境活动之谍报，郑信更确信西贡当局真欲与流暹越人密谋突袭本国。于是他命会审此案。天赐第三子鄚子溶因坚拒认罪而遭残酷处死，天赐本人则于1780年11月1日被迫自杀。二越使、尊室春及天赐长子、次子等共五十三人皆于11月20日被处决。鄚家之幼小与其余在吞武里的越人则被迁至边境地区。1354992

1780年11月大量处决越南难民之事似可与次年11月郑信针对真腊的军事行动相关。事实上，自匿印-摄政昭钟谟政权在嘉定方面支持下建立之日起，郑信便立誓恢复暹罗对真腊之宗主权，并准备对以罗碧为基地的亲越政权予以强力反击。而在暹军将与嘉定在真腊的驻屯军作战前，郑信意识到有必要剪除所有与嘉定有联系的越南政治难民以防军机外泄。1354993

从更人文主义的观点来看，鄚天赐及其家族之惨死可部分归因于郑信日益严重的精神错乱。Mgr.Pallegoix指出，郑信于其死前数年即已对臣属及来暹定居或贸易之外国人充满猜忌。尤其在1781年，因他之故，几乎所有与暹贸易的华人都被迫放弃商业活动。1354994也正因其内心的不安，郑信只比鄚天赐多活了两年。在一系列复杂的内部冲突以后，1782年4月7日，郑信部将昭披耶却克里以精神错乱、残忍、独断等罪名，将郑信废黜并处决，昭披耶却克里是在与越军指挥阮有翠协议停火后自真腊前线紧急赶回吞武里的。最终，鄚天赐与郑信于两年内接连死于非命，结束了他们历尽荣辱的传奇人生。

鄚天赐和郑信是十八世纪在印度支那生活华人的两种典型。审视二人生平，我们首先意识到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作为混血儿（明乡及Lukchin）居于母亲之国的自卑。Mgr.Pallegoix指出，郑信登基时，纵使人们称他为“王”，但Phaja-Tak（郑信）仍自谦作“Conservateur du Royaume”（王国保卫者），并试图与其臣属保持直接且频繁的联系。1354995Purcell亦注意到郑信之敌多倾向于强调郑信乃“Lukchin”（王之华人）以向暹人暗示他不适于做君主。1354996而鄚天赐则维持对阮主的严格忠诚，除喜爱大量汉文文学作品外，亦尝试以字喃作诗影响其部下。此二人共同的取向反映了清楚知道自己政治权力局限的混血政治家们小心谨慎的行事方式。这揭示出基于他们内心同情及同族主义但受周围环境多样性影响导致他们持完全相反的政治主张。

虽然他们都怀有毫不掩饰的政治野心，但天赐醉心于创建一个传统中华式的乌托邦，而郑信则视将养育他的国家拯救出外国征服者之手为其最高使命。为达成政治目标，他们都依赖父邦乡民集团的强援（即广府人与潮州人）。而一旦需要维护自身利益，两人皆随时准备在风云变幻的局势中不惜代价地一搏。两位领袖时敌时友。很明显，他们都对对方怀有强烈的矛盾心理。

此中有两个关键因素，即他们在真腊等量反向的影响，及他们于后阿瑜陀耶暹罗时代对霸权的争夺。这激起他们心中的壮志，并迅速使他们的关系由前辈与后辈转变为武装的竞争者。只要涉及真腊的领导权，自1768年起，与匿尊王结盟的天赐便与欲废匿尊立匿嫩的郑信间有着尖锐的冲突。透过他们冲突的过程，我们注意到一系列暴力袭击及阴谋在他们间交替发生。例如，1768年有为扶立匿嫩但失败了的暹罗征真腊，同年徐湧就密谋擒郑信失败；1769年河仙为扶持昭翠出兵真奔失败，同年就有郑信的潮州同乡陈太谋取河仙。

虽然郑信在1771～1772年的东征成功颠覆了河仙鄚氏政权，但未能达成主要目标即将匿尊赶下真腊王位，反而造成了匿尊王和觊觎者匿嫩间的派系斗争。由于广南爆发了西山起义，鄚天赐在1773年与郑信和解并收复河仙；然而，西山势力的急速发展与广南政权的衰败适时地引起南圻与真腊政治的急剧转变。1775年广南当局倒台不久，匿尊失去保护，向他的对手匿嫩让位，导致暹罗对真腊的宗主权得到重建。然而仅两年后之1777年，由嘉定当局大力支持的昭钟谟等反暹派对匿嫩王的暗杀，致使真腊主导权落入越南之手，暹罗势力又被迫撤出。嘉定方面政治上的胜利不仅对郑信的威信造成了一系列的打击，也激起他对鄚天赐及一群留滞暹罗的越南官员的猜忌。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真腊事务上意见相左外，郑信与鄚天赐于1767年缅人灭亡阿瑜陀耶王朝时即围绕暹罗的领导权展开竞争。为了将势力自偏远的河仙扩展至经济上更重要的湄南河谷，天赐以复兴阿瑜陀耶王朝、扶立昭翠为旗号，并以为视郑信为阿瑜陀耶朝叛逆的清乾隆政府会助其一臂之力。如天赐般成熟老练的政治家设计如此宏大的计划不会使人惊讶，但以下三大主要困难他却不曾料到。

首先，被他鄙视作黄毛小儿之郑信的真实力量以及暹人对他的出乎意料的强大支持。天赐笃信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复辟阿瑜陀耶王朝，然而当时的暹罗人却渴望一个非常规的新型领袖，因此天赐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其次，天赐未能自清政府处获得任何重大援助。以暹罗王位继承者昭翠的名义提出的军事援助请求经两广总督呈送至北京，但清帝将其承诺严格限制在口头鼓励和道德支持上。1354997甚至在1777年10月面对西山军施加巨大压力完全打倒广南军时，天赐仍准备护送定王流亡广东，但以失败告终。

最后，匿尊王之亲越（亦亲河仙）政权之倒台，使天赐失去了一个忠诚的盟友，并迫使他离开河仙流亡暹罗，寄其主要对手郑信之篱下。

郑信对天赐的保护或可视为东方道德中敬老的表现，然而我们有足够理由推测郑信曾经严肃地考虑过继续保持河仙的存在，以其为暹罗与志在统一全越的西山政权间的缓冲地带。与天赐的衰老及保守相反，郑信示人以精力充沛、勇于革新的领袖形象，能充分满足暹人的期望。事实上在统一暹罗短暂的两年多里，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展现，他与西山朝的实际领导阮文惠齐名。不幸的是，他执政晚期失德、残暴与独断为他的敌人提供了推翻他的口实。因此，笔者愿说二人争斗结束，而胜败仍未可期。

迄今为止，历史学家们并未对此二位杰出的华裔政治家间的关系给予足够重视。笔者提及此内容之原因乃是强调17～18世纪华人移民及他们的第二代在印度支那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笔者坚信，随着对个体海外华裔领袖成就的历史研究的开展，对同代移民集团相互关系的分析揭示与对特定华人移民与当地人民同化的具体进程的系统考察，将成为东南亚海外华人历史研究的主要目标。笔者希望本文能成为此新领域中的一次粗浅的尝试。

（执行编辑：王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