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转变增长方式是“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应该更开阔一些，不要更多地纠缠技术环节，更不要像以往那样带有功利色彩，应该扎扎实实地研究造成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现状及症结的深层次原因。如果我们置这些原因于不顾，而只是就高能耗、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一些技术环节进行对策分析，恐怕很难走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面临的困境。因此要有一个新的思路。

思路1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的基本格局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历史水平决定的。作为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即技术和科学，它们和生产的结合程度以及他们装备生产资料的水平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层次，如果这个过程还处于历史不发达阶段，高能耗、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成为这种增长方式的外部特征将是很难避免的一种被动选择。因为技术和科学含量较低的生产设备或劳动资料制约着总体生产过程无法生产出高精尖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产品，这样就只能选择靠资源输出或单纯的资源耗费来换取收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只能以价值低的自然资源的数量优势来换取我们无法掌握的那些以核心技术支持的生产设备，于是单纯的资源输出和资源耗费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渠道。

思路2 一个国家总体的节约意识，取决于一个民族对待财富的态度和取得财富的习惯方式（财产界定的模糊和保护财产的法律制度的缺位，会使得财富的取得和维持变得不安全。如果取得财富的生产性习惯不能成为持续的主导行为，就容易使财富的获得途径绕开生产环节），取决于人们和财富之间的利益相关度，取决于财富圆周循环的速度和频率。一般而言，经过自己劳动和经营渠道所得的财富，节约使用倾向强；而未经劳动环节过滤（分割、掠夺、剥削、转移等）所得到的财富，对财富的珍惜程度就弱，浪费倾向就强。当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时，财富使用的合理和节约程度就高，而资源配置权力还由政府基本控制的时候，财富使用不合理和浪费程度就高。可见，浪费发生最危险的社会群体不是一般劳动者和私人企业，而是政府。政府应该成为树立节约型社会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榜样和先锋。

思路3 假定市场制度本身已经基本建立并进入自己的良性循环，经济增长方式就主要由生产力的历史发展程度所制约。假定市场制度还没有完全掌握制度层面，国家权力在资源配置方面还起着主导作用，那么经济增长方式受到来自于和国家权力相连接的政治因素的制约就大于单纯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以及和政治因素相连接的政府责任就显得更加重要。由于经济要素被纳入政治范畴并服从政治的需要，经济的成长速度和质量都会受到影响，这样生产力的总体发展步伐就会相对缓慢。可见，在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政府以及和政府相关的体制转型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在促进生产力总体水平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样就显现出政府责任的神圣、醒目和艰难。

思路4 政治以四种方式给经济增长方式打上浮躁和功利的烙印。人们常常会感到我们的社会很浮躁。这个浮躁之风由来已久，几乎是个顽症，它似乎覆盖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这里提出三个问题。第一，浮躁的主要标志是什么？第二，造成这种浮躁的原因是什么？第三，浮躁通过什么途径对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影响？浮躁的主要标志是政治功利化、经济政治化、政治和经济生活口号化。GDP成为了政治功利化的工具，它深深地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政治因素强制进入并改变经济领域和经济增长方式系统，这样就将经济运行模式深深打上急功近利的功利色彩。

政治将以四种方式给经济运行方式打上功利的烙印。

第一，将国家降低到功利层面，国家与社会界限模糊而且国家功能缺位。第二，国家官员取得名望的方式脱离公共渠道。第三，政府业绩和面子工程经久不衰。第四，政治运作不计成本，并将经济运作方式政治化。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升华运动化，将经济变成口号经济。由于政治因素瞬息万变，这样就使得经济运作模式具有同等性质，浮躁的政治使经济增长模式也具有浮躁特点，很容易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习惯性地把表面化的东西作为切入点，不去也不愿意花费力气去触动深层次的制度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