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11月7日（周四）15：00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北一区文科楼602

主讲人简介

张正平 教授，于1981年在伊利诺伊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近15年来一直在马萨诸塞大学传播系执教。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哲学、文化研究、媒介理论和批评。他是第一个将德里达的思想引入传播学研究的学者，著有Deconstructing Communication：Representation，Subject，and Economies of Exchange（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6），编有第一部传播哲学选本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2）。

主持人（符鹏博士） 今天的讲座活动是由首都师范大学的“燕京论坛”和文学院、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这次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美国阿姆斯特马萨诸塞大学传播学系的张正平教授。我先对张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再请张教授为我们讲今天的内容。

张老师生于台湾，于台湾辅仁大学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后来就一直在马萨诸塞大学任教。他的研究专长集中在传播哲学。大家可能对传播哲学比较陌生，因为我们国内的传播学研究者大概不太做传播哲学的研究，所以大家今天可以从这个角度重新领悟一些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想法。张教授的研究领域还有文化研究、媒介批评，等等。张老师是美国学术界第一位将德里达的理论引入传播学界的学者，他有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解构传播：主体再现与交换经济》。另外他在很多著名的学术期刊上，如《文化批判》《差异》《欧洲思想史》《国际哲学季刊》等，发表过很多篇论文，此外，他还翻译了德里达的《他者的单语主义》，这本书在台湾出版。2012年，他编了一本非常厚的在美国学界很有名且很受欢迎的《传播哲学文选》，其中收集了很多有名的传播哲学论文，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找这本书看。

今天的讲座，张老师将以文化研究为中心，主要的核心观点是讨论文化研究、媒介和书信。讲座的英文名叫作“Post of Cultural Studies”，所以今天希望大家可以专注地听张老师如何阐释关于“post”的问题。我以前听过张老师的讲座，非常有意思。我想提醒大家一点，张老师的讲座思路可能和大家以前听的那些中国学者或者国外学者的不太一样，他以一个非常理论化的方式来讨论理论；但是张老师的讲法通常又深入浅出。因此，我觉得大家今天可以得到在以前的讲座中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就先说这么多，下面欢迎张老师演讲。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到首都师范大学来。首先，without delay，我必须谢谢陶老师，这次有机会见到陶老师，感谢他的邀请。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吕黎老师是我多年的良师益友，所以我能有到北京的机会。还要感谢符鹏老师的联络和帮忙，当年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符老师还在念书。那我很快地讲一下我的感想。这次是我第一次到首都师范大学来，昨天晚上到，今天很快地看了一下，觉得各位同学的福气都不浅，在这里念书，讲老实话，我有点羡慕。长话短说，最后我要谢谢大家在学习、上课等日常生活的挑战下抽空来跟我见面和交流。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换一下意见。我想，在座的许多同学可能对文化研究基本上多多少少有些认识。我个人的兴趣也和大家差不多，当我在思考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时，我从文化研究发展出的几个理论的角度，选了一个课题，并由此做引发，然后讨论一下我对文化研究的感想，不是从个案分析上，而是从理论倾向上做探讨。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讲一个我个人认为重要且比较有兴趣的概念，那就是所谓的“寄信”。刚刚符鹏老师说到“寄信”的概念，是post。我们知道邮局的英译是post office或post service，那用我们中文来思考就是“寄信”的意思。但在语言上，我们用两分钟来讲一下，它们中间是有一点点不同。我们讲到“寄”，和post的概念比较相似的，那么post就是“把任何东西变成公众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房子想要出租，我就往墙上贴了一张纸条，写上“请打电话×××”，这也叫post；还有一种post，是表示“后来”的概念，我们先暂时不讨论。这个post的观念，我想不仅在文化研究上，而且在整个文学思考、社会科学或者对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反省上，都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这里只是对post暂做一个广告，而不深入理解。

现在进入我的话题。我在思考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什么课题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切入点。我在切入点的选择上通常都是很主观的，因为按照我对大家的阅读、兴趣的猜想，我想讲一讲解构的问题，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大家在阅读或学习中都常常会接触解构的观念，然后在“解构”观念之后，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德里达。他在1960年代写了很多书，在思想上有很多创见。他在欧洲当时生产状况下的情况我就不多做讨论。这个人比较不怕坐飞机，他到处旅行。在对美国社会学的思考下，他的影响力就变得很大。所以虽然在他自己的研究上他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他的理论在美国文学界比较受欢迎。因而从比较文学领域，他的研究就变成一门显学。我想，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空间下学习，我也和各位同学一样，念了书然后去留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可避免地受了他的影响。因为每个人读书的兴趣点不一样，有的人喜欢研究这个，有的人喜欢研究那个，根据个人气质、兴趣的不同而做出选择。我对“解构”这样一个理论或分析观点的兴趣比较大，因此我有这样一个自私的想法，想和大家谈论一下解构的概念。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希望以“解构”为出发点，联系刚刚提到的“寄信”观念，同时我想以“解构”为触发点，用分析的方式谈谈我关于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理论、一个学派到底有什么特性的思考。文化研究做的东西很多，在1980年代以它这种狭义的生产方式，在英国有很多人集中在一起，它是1960年代新左派如霍尔、威廉斯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分析方法和书写的一种style（文类）。虽然它后面发展出的理论比较复杂，关于它的生成方式我暂且不讲，但不管怎么说文化研究就变成了学习社会文化在批判理论上很重要的一种理论，一种学术的program（课题）。就像你们买的皮包跟随你们到处走一样，社会学的现象也是到处游走，我想经过这二三十年的学术旅行，经过留学生、大的出版商等的努力，文化研究像所谓的下层建筑一样，常常会给上层建筑造成影响。比如说，哈贝马斯很有名，很多人都去翻译他的著作，所以他就变成了大师。这样同学就大概可以理解，经过很多这种物质性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参与，学术的思考会扩大影响，因而文化研究也就蔚然成风。所以，我希望讲一下这个“躲在房子后面”的解构和文化研究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或密切或间接，大家是可以继续思考的。我的引言先讲到这儿，然后我想和大家讲一讲我对“解构”的理解。

在我谈对它的理解之前，我想讲两句话，也是两个命题。一个是解构不是分析。为什么解构不是分析呢？我还要想说明的是，我讲的“解构”跟我阅读的德里达的理论是直接关联的。如果把解构当作一般世俗上的用法，如看看广告进行分析也叫解构，那这个和我狭义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事实上这些都不叫解构，而是阅读。比如分析广告，看完之后我们分析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什么；看了王家卫的电影，就说1997年中国电影的前途，这些都是一种分析方式，在我狭义的理解里面这些都不叫解构。这些都是批判性的阅读，具备一个角度，有一些先前的想法，就去分析一个社会现象。所以第一个命题就是，解构不只是分析。那我想在分析的观念上停留十几秒钟。如果说我要分析一件东西，所谓“分析”的概念或者说我要对一个东西具有分析性，We have to be analytic，analysis，如果大家这样想，我就假装问一个修辞学的问题——什么叫作分析？当我说我们要有分析的精神、客观的精神，不要主观，对一件事情要深入，要理清它的前因后果时，那么什么是分析？看到一个社会现象，我可以发挥我的想象力，东想西想地讲了很多话，写了好几页纸，那是一种发表。我们在进行头脑思考、认知活动的时候，什么样的认知活动叫作分析，什么样的态度才是分析的态度？我们可以综观一下，我能一下子就看见五千年历史，所以要问各位一个问题，我不是在考试，什么叫分析？当我们对一件事情进行分析的话，那我们在干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我问的是它的必要条件，什么样的条件使你的认知活动变成一种分析性的行为？（同学：思考）对，什么样的思考会变成分析的思考？（同学：逻辑思考）对，那是不是所有的逻辑思考都是分析思考？因为如果是逻辑的话，我可以用inductional（归纳的方法），那归纳是不是分析？我喝可乐，我就醉了；比如说陶老师请客，我喝了两碗白干，我也喝了可乐，我也醉了。那我就得出结论，我喝可乐就会醉，那这个显然是错误的，对不对？我长话短说，不和大家卖关子了。分析，最简单的概念是把复杂的东西变成它的元素，分析就是把它打碎。如果大家修过analytic chemistry（分析化学），就是用这个溶剂、那个溶剂把一个东西打碎。所以水就变成H₂O，而分析就是把一个体、一个东西，不管它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我用某一种方式把它打碎、打散，把它变成和我们眼下看见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打碎之后我还可以把它集合起来，所以分析是一个decomposition（分解，腐烂）的观念，是decompose。比如说蔬菜，我要把它变成肥料，就把它放在我们家后院的柜子底下，这样它就会烂掉，这就是一种分析，decompose方式，慢慢把它散掉。再讲一个稍微抽象一点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笛卡尔，他提出了解析几何。表示二维空间，我们知道，X轴和Y轴。研究空间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一个点，还有点、面、线这些观念，这很简单。但是，对“点”的这个概念，我们要用分析思考，而不只是用逻辑思考。我们进行分析性的思考时，我们要怎么办？笛卡尔采用的方式，是坐标概念。那点的观念就被重新翻译成坐标上两个数字的方式。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吧？就是对任何一件事物，我把它用另外一种手段打碎。这种打碎并不是把一个杯子打碎那种，破了就拼不起来了。一个点的观念用坐标的观念表示，那问题就在这里，坐标观念本身要比点观念更清晰。所以你不能把复杂的东西复杂化，如果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你写了十几页的纸，这就不叫分析，这叫解释，commentary。如郑玄看到这个东西，本来一句话，他写了一页纸，这不叫分析精神，狭义里面这不叫分析。所以我就举了这两个例子：一个是把看起来很简单、透明的水变成氢和氧，这就是分析。从氢和氧到水，中间是可以画等号的。等号的意义很简单，等号是一个方程的概念，表示一种功能，由这个到另一个，生成演化的概念。一个是点的观念。讲到笛卡尔，我们刚刚讲到解析几何里用坐标把点简化。我插一句话。中古时代的一个神学家说，要解释几何，要解释任何东西、现象的话，我们一定要用另一些话来讲它。除非像释迦牟尼一样，某些东西直观，闭上眼睛就讲通了。但是你要讲，你就须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不同的东西或说法。这些东西或说法本身的被了解性、被接受程度，要超过原来的。在这个时候，中间就是一个对等的概念。所以A就是B，B就是A。这个关系通常是由深入浅，这就是所谓“分析”概念。这里可能讲得有点多。分析就是把一件东西decompose，就是把它smash，打碎。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思考，如果解构不是分析的话，那解构也就不是破坏。解构不是把一个文本拿起来，你读我读之后讲不清楚，然后把它这样一直地解释下去。在我的理解里面，狭义地来说，这不叫解构，那些是其他的东西，叫解释学，把事物解释，大家各说各话。所以重复一下，解构不是分析。还有，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德里达自己说的，“deconstruction is not analysis”。如果要分析的话，就简单了，我们就不须要读德里达，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分析的方法。我想把德里达的观点讲清楚一点。而解构呢，我们讲到deconstruction，又会想到海德格尔的destruction，而看到中文“解构”，我们又会想到“解”是“解掉”，“构”就是“构造”。我们思考的时候，在脑中形成一种意象，就像把房子盖起来，又把它拆了一样，变成了一片尘土。如果我们这样思考“解构”的话，它可能就不是德里达的原意，这是望文生义。所以我要讲，解构不是分析，解构不是破坏的行动。

在还没有进入“解构”的正题以前，我要讲一下解构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在对解构快速的理解下，大家认为它是分析，在我看来是值得商榷的想法。那解构到底是什么？德里达会说类似的话：解构在想要分析、解构的这件事物之后，将它进行了还原。所以如果这样想，解构的意思和我们常识性的想象是相反的，它是要还原。那怎么还原？讲起来很简单，很冠冕堂皇，解构是一种还原，是找到事物最清楚、最根本的问题，然后要清除一切所谓的成见，等等。那怎么叫还原呢？德里达说，“原”是“源头”“起源”，那么同学们根据你们的阅读，大家也可以猜想到他受到尼采的影响很大。如尼采的书《历史的用途与滥用》（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道德谱系学》（The Genealogy of Morals）等。我们都说要做好人、做好事，要孝顺父母，等等，讲了半天都是我们应该这么做，为什么？你不能杀人，为什么？原因是如果他杀了我怎么办？像尼采这样对思想有深切反省的人，他常常会对这些我们认为应该是这样子的东西、普天下都不思考的问题进行反省。反省的时候，他会把隐藏在我们认为已经是结论的、不可质疑的事情后面的黑色历史揭露出来。这样的思考就是对一些普世的观念，比如，一加一等于二，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等等，都持怀疑的态度。他思考这些结论背后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密宗的搞法，他不是从一个故事上进行思考，而是从观念上进行思考。所以他会把我们认为是结论的东西前面的故事说出来。这就是所谓的prehistory，就是在历史之前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之后，历史出现了。可是历史不像种苹果，会自己产生，历史是书写的，那书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书写人要有历史的眼光，那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历史为什么不能乱写，不能想象？孔子讲周公，我们就相信，而我讲蒋中正怎么怎么样，为什么就不行？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做追根究底的严格思考的话，那么这可能算一个genealogical（谱系的）的想象。

我再扩展一下。这里大家可能会提到福柯，他也写了很多书，他会进行历史的反省，甚至是考古学或者系谱学的反省。他为什么会讲这种话，为什么会讲到genealogy（谱系），为什么会讲archeology（考古学）？所谓archeology，ar-che-ology，如果本校有建筑学（architecture）的话，就会知道，“arche”在希腊文中就是origin的意思，就是所谓“起源”的观念。建筑系中的“texture”（结构）就是“文本”，所以说建筑就是在地上造一个文章、结构的意思，archeology也是同样的概念。因此大家看到，所谓后解构主义者，福柯、德勒兹、拉康、德里达他们略同，但和现象学者讲的东西都不一样。可以知道，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观念，是让人非常头痛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origin的观念，起源的概念。时间从哪里来？历史从哪里来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文学是怎么样来的？文学不可能是原始人走在路上打猎、吃苹果的时候就产生了，没有这种事情。所以，“arche”就是他们要思考的东西。

德里达的一辈子，也不能说一辈子，他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文本”，因为他不是念历史的，也不是念物理学的，也不是念地质学的，他也不思考石头的问题，他思考的是文字的问题。他想文字的起源是什么样的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有关于德里达对“起源”的反省的认识。当德里达和福柯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不是说他们从小天资聪慧，自己想出来的，他们做这些思考都是在传统学术之下想出来的。我们读书的时候也一样，如果我们研究一个东西，就要往前追溯。比如，符鹏老师研究美学，就会了解宗白华说什么，朱光潜说什么，这些学术都是在发展的。我想符鹏老师不会从小长大，在钓鱼、去卡拉OK的时候，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大学者，这其中一定是受到他人影响的。像德里达他们这些人的观念也是由传统学术影响下产生出来的，不是说有一天他一觉醒来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就想和大家说，大家别看到德里达的理论就觉得看不懂，他也是人，他同样受教育，如果我们对他的前因后果能够有一点捕捉的话，那么对他讲的这些话就不会感到那么陌生。不感到陌生的时候，再花一点时间去阅读他的著作，我们是可以对他的理论下评论的，并不是说德里达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这是我要讲到的德里达。

总之，解构绝对不是分析，我这里讲得比较强硬一点，它也不是什么破坏，看到一个文本，就你讲我讲，然后就一直解读，一直解读……我想这样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用直觉来感受。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近500年前莎士比亚写的东西，今天英文系的人读一读，20年后有人这样读，再过20年还有人会这样读。中国人这样读，印度人也这样读。那当然可以一直解，一直解，就一直会有不同的解释。每个人生长环境不一样，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我和我父母的感觉同样不一样。我们交男女朋友的经验不一样，那么我们看到一个悲剧或者喜剧时，当然感觉不一样，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是必然的现象。但是这个必然的现象不能当作解构的工程，这就是我一直在着力强调的问题。

好，我刚刚讲到解构是要还原，那怎么还原呢？在这个时候，我想把我的观点限制得窄一点。刚才我又快速地提到德里达不是做物理学的，也不是做化学的，也不是做所谓geology——地质学的。他主要是一个哲学家，对文学有兴趣，所以还是要从“文”和“章”上看。“文”和“章”到底是什么呢？暂时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不是很大的问题，就当作text，大家常用的一个词叫“文本”。我再很快地讲一个很小的概念，“文本”的概念和“书”是不一样的。“书”就是一个物理的东西，一本书我可以这样印，那样印；纸张也可以不同，几开呀，本来是10页，我可以把它排小一点，规格变一变；等等。但是文章是一篇篇的，是一个观念。text是一个concept，它不是一个physical（物理性的）东西。简单地说，它是一个意义的个体，它主要在于意义。我们说“你吃饱了吗”，我可以这样讲，你也可以这样讲，那你的声音比较好听，我的声音比较难听，我现在讲，或者明天讲，我可以讲不同的话，但是我的意思还是“你吃饱了吗”。所以我想text的观念是一个抽象的concept，它是一个type。就是说一块钱，虽然我有很多一元大钞，但是一块钱是一个概念，对不对？一张一块钱的钞票我把它揉烂了又撕破了，这和“一块钱”是两回事，这样说大家应该很清楚。如果我讲得有点太肤浅的话，那大家forgive me for saying so。因此text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德里达在text上着力也比较深。

继续讲，当我们讲到“文本”的观念时，不是在说书本的几百页纸、白纸黑字、油墨的东西。什么东西叫作text？一辆汽车是不是一个text？一个西瓜切成两半后我再把它合起来，这些可能就不叫text。我们这样想，“text”是一个“织”的概念。从字上是这样讲，我还没有讲观念。所谓text，纺织业叫textile，它们来自同样一个字；所以文本的概念在基础上是一个“织”的问题，是weaving，打毛线。一个东西，只要是用一些线和工具把它的各个部分全部连在一起的，我们就叫它“织”。如果没有“织”，就把一堆线放在那边，这个东西就会散掉；但是如果有一个weaving的概念，把一个东西的各个部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连接起来，这样就会有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跟weaving这个行动是不可能分开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行动，就没有text。所以text是一个weaving的概念。文本也不能说就是这些线条，但是text的本身是weaving的概念，所以它产生的是一个fabric（织物），叫作布料。大家可以想见，fabric和fabrication（制造、建造）都和制造有关，我们会说fabricate一个零件。我是提供一个途径，大家可以这样思考，比较好。fabricate的概念就是，很多东西把它放在一起，即要去制造，要铸造，要打一打，加加热，把零件粘一粘，本来的一大堆铁就可能变成印书机了。这就是一个fabrication，它也是fabricate的概念。我想这样理解文本——text可能是比较正确的，不然在思考上的方向上会和textuality（文本性）的观念有一点偏差。

我们接着想，如果text是weave，是“织起来”的话，那么你也知道，所谓的“文本”，它的本质就是一个行动，把东西织起来。所以text本身是没有任何本质内容的。我们都以为文本好像里面都有一个本质内容，但是按照德里达的想象，或者不讲他，只从weaving的概念上讲，text基本上是没有本的。它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一个行为产生了一个结果。这就是我快速地讲德里达说的“文本性”——textuality，其实它是这个意思。我之所以会这样长话短说地解释这句话，稍显啰唆，就是想表达我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大家交换意见。因此，在关注文本的时候，我对它的概念是没有本的，没有所谓的本质。它只是编织行为，如果没有编织，就没有text。除非你说“编织”就是text的本质，但这样讲词是不对的，因为它没有什么所谓的essence（本质，实质）。我们知道essence的概念就是“本质”，从拉丁文看是esse，to be。to be 不是说有一个什么特性，像it is那样。可能这样想，捕捉到的意思就比较对。

我对文本进行了解释之后，就想和大家分享德里达对文本的看法，他的这些看法使他发展了“解构”的概念。他提出“解构”，不是因为喜欢唱反调：念书的时候或年轻的时候，他就把柏拉图的理论拿来，硬要与之唱反调，把它重新解释。我想不是，他不是要创造一种新解释。比如说郑玄是这样讲《论语》《孟子》，我却非要那样讲。其实孔子是这个意思，我却非要说是那个意思。这绝对不是德里达的原意，这只是重新解释，新的解释。为什么这不是德里达的意思呢？我刚刚讲到编织，讲到“思”，陶老师说是thread（线，思路）。我们知道，文本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如果一定要成为一个文本的话，就要有一个动作嘛。首先就是要writing，这里的writing就是weaving。在德里达刚开始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没有想到writing是一个伟大的工作。Writing的观念，我相信我是对的，可以这样想，就是“切”。其他不多说，就讲一个例子。同学可能看过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他写南美等地的文章——《热带的忧郁》吧？他讲他到原始森林里面，自己头昏脑涨，就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大家有没有读到，他写他在原始森林里，看到亚马孙河那里在开路。在中国也是如此，文明发达了，于是我们就会在西双版纳这样原始的地方开一些路，挂一些电线。他当时感叹，在原始森林那一片绿茫茫的海洋里，突然开出一条公路，我们在高空可以看到。那个东西叫什么，对他来说，就是writing。就是所谓文明在所有原始的自然里面留下它第一条痕迹，这就是writing。所以writing不是说毛笔字或者用文房四宝在那边写来写去，不是说什么象形文字啊，什么埃及人、希腊人刻来刻去的东西，也不是腓尼基人搞出的26个字母。所以writing对德里达来说就是第一次在世界上用刀切下去，叫“刻”。在中文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用火烧骨头，也会产生很多裂痕。对，这是“裂痕”的概念，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crack。在这个宇宙中，本来就是无边无际，上天就是这样子完美的，突然产生了一个裂痕，这个就是writing。writing不一定就是人为的，上帝、女娲也可以。任何一个东西，只要在它混沌之中给它第一刀，留下一个裂痕，这个就是所谓writing的概念。所以叫作inscription或inscribe。中古世纪那些抄书的人叫作scribe，一些和尚，如法显啊，他们抄书就叫scribe，就是“刻”。我们经常在石头上刻下“我到此一游”，我到三清山时，就在石头上刮一下，表示我来了。这个刮一下不是风吹雨打的，也不是一个石头掉在另一个石头上形成的，这个东西和我刚刚举的列维·斯特劳斯那个例子。就是在德里达他们的想象里形成了第一个课题——writing。因为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一旦发生以后，所谓的自然就被破坏了，而且破坏了之后，就永远不能复合了。所以说在破坏之后要去整治它，就要再开一条路，从此原始的美满——origin就没有了。你要去保护森林，怎么保护？就是把一些人训练一下再去维护，结果越弄越坏，越弄越坏……我们永远要保护自然，怎么保护自然呢？这就用很多工程去保护它。所以这时候就是永远在追寻自然，永远找不到自然。每一个部落都讲不同的话，我们才会说在盖巴别塔的时候，大家讲得都一样，这就是对过去的幻想，因为我们已经讲得都不一样了。如果还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这个问题。在起源时，或者在失去以前，我们不会觉得。

刚刚讲的是writing的概念，我们再回来。德里达想的是如果要writing的话，就需要一些线，要cut。你要cut它，把它分开，又要放在一起。那在书写中，你把它分开又放在一起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一个关于文字的问题，我们把文字叫符号。你把很多符号联系在一起，就是书写。你把树皮草根放在一起，可能就是中药，也可能是食物。你要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嘛，就只把它们堆在那里是不行的，你须要煮一煮、切一切，那就是所谓的cooking，烹调。烹调以后就会出现食物，对不对？所以原来的树皮草根就变成食物了。书写也一样，它不是用树皮草根而是用符号联系而成。你把这些符号联系在一起就叫书写。OK，问题就在这里了。符号，德里达就在想，符号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能够把符号放在一起。例如，要开车上街，如果大家都乱开的话就不叫开车，那就会造成车撞在一起，所以要开车先要有一条公路。大家乱开也不行，必须有一个东西规范开车，这个东西我们常常会忘掉，叫作交通标志，如红绿灯，对不对？这样就是把很多规范性的制度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规范性行为。书写也是同样的，那些符号，你要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对，那怎么办？在这个时候，德里达想了一个问题：这些符号到底是什么？符号是怎么样互相工作？这个东西是符号，那个东西也是符号；这个要解码，那个也要解码，那这些符号、这些码是从哪里来的？它们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会讲得很简单，大家也都读过这方面的书籍，我就重复地讲一下。符号，在德里达这里，是如何变成符号系统呢？德里达就讲了一个很简单的话——差异。符号和符号是有差异的，大家都会讲差异性，讲得好像很复杂，那到底什么叫作差异？我和我的弟弟有一点差异，我和我的父母也有差异，我和这个同学有差异，我和这个桌子也很有差异。那什么叫差异呢？德里达在讲差异的时候，他最基本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当我们在讲差异的时候，我们都指的是不同，不同就是差异。可是讲了半天，为什么德里达讲的差异观念会给人一种震动的感觉？

那我们这样想，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我第一次到首都师范大学来，符鹏老师和我说，我们要到文学院大楼去。我就问文学院大楼在哪里？符鹏老师说，在理学院的左边。OK，这些都是钢筋水泥的大楼。文学院大楼、电机系大楼、咨询交管系大楼、体育馆等，它们就形成了一个系统，对不对？那这些楼之间是什么关系？假设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我就问符鹏老师，我要去文学馆。他就说文学馆在科学馆的左边，但科学馆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就问科学馆在哪里，他就会说科学馆在教育学院的后面，接着我又问教育学院在哪里，他说教育学院在游泳池的前面……就这样可以一直讲下去。那大家能看到，这个东西连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又连着另一个东西，这样连到最后，它们是互联的。所以符号和符号在一个系统里面，它们的关系就是联系，它们之间是联系着的。查字典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字的话，你要用其他字来解释，如果用来解释这个字的字你也不认识，你就要再找其他的字。找找找，找到最后会转回来，所以结果还是不知道。我现在讲的是关系问题。在这个关系上我们可以知道A、B、C、D……都在里面，那A是什么呢，A就不是B、C、D、E、F，if it is not everything else，it will be itself。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A、B、C之所以叫作A、B、C，我们之所以能够讲出这句话，就是因为A跟B不同，B跟C不同，C跟D不同，D跟A又不同。因为这些不同的东西加起来使我们了解到什么叫作A，什么叫作B，什么叫作C，对不对？在这个时候想，A是这样子，B也是这样子，C也是这样子……每一个我们都按照这样的逻辑思考下去的话，A、B、C、D、E、F、G是互相定义的。在互相定义的过程中，是什么东西造成它们可以互相定义呢？是A跟B的不同，B跟C的不同，C跟D的不同，D跟E、F的不同。到最后A是这样子，B是这样子，所以最后只有一个东西是最重要的，这个东西就是“不同”。在这个时候，德里达会用一个观念来讲，叫作trace，痕迹。所以A，理学院的地址其实是要靠着文学院的地址来决定的，文学院的地址则是要靠游泳池的location来决定的。每一座大楼最重要的是，它都有一个地址。这个地址是可以写下来的。但是在观念上，我们讲，它是所有痕迹的累积。什么东西都是痕迹。所以说我们开车，看到红灯时我们就停车，看到绿灯时，我们就加速，看到黄灯我们就减速。那我问你为什么红灯就是停？其实那个灯泡红不红是无所谓的。红灯、黄灯、绿灯，之所以能够perform，可以function as traffic light的时候，这中间最重要的机制不是大家在判断红灯红不红，而是看它们之间的contrast。所以，我们不要想一半，而是一直这样想下去，到最后就只有一个界限。它是个没有界限的界限。而这个界限就叫作“差异”。所以在一个符号系统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差异。是这些差异让任何东西都可以运转。

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讲时间，什么叫作时间。这个问题很大，我就不多说了，我只用一些浅显的话和例子来讲一下德里达的概念。当我们要理解时间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前人怎么讲。好，那就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来讲。他说时间就是现在、过去和未来。我们中国人也这样讲嘛。时间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时间本来是不能想象的。我们think它，但是康德说是不能represent的。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think about it，but it is not something we can represent in our imagination，就是说时间不是臆想。比如说我在思考时间，没有做什么事，我们只能说我们思考时间这样一个行为永远在时间中发生。再比如说我要思考空间，我只能说这个房子怎么样，但是空间本身是不能思考的。它不能被represent，但是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观念来做一些认知的叙述。所以康德写了几百页纸，但他说这个东西是不能再现的。因为再现的时候，你只能说，我对空间的再现是在空间中发生的，而你不能说我的空间就变成再现了。所以，时空是可以思考但不能再现的。They are thinkable，but they are not representable.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那现在在哪里？什么叫作现在？如果我们一想讲现在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了，对不对？它之所以会变成过去，就是因为现在有变成将来的可能。所以它才会变成过去，所以我们称为“过去”。我说现在，就像禅宗大师说，一讲就完了，我们一讲就变成了过去。因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已经往前走了。所以现在、过去、未来是永远不可分的。那当我们把时间分成三个elements——现在、过去、未来时，我们就会发觉在现在、过去、未来这三点之中，每一点都是现在、过去、未来。而这三点之中，每一点又是现在、过去、未来。这样就像画树枝一样，可以无穷地画下去。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想，它和这个符号的观念是一样的，时间、空间也是这样子。德里达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什么东西都是有差异的。德里达在讲差异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些差异是意义生产的基础。他不是说这个差异本身可以创造什么，但是它是产生意义的基础。就好比没有一个篮球场就不能打篮球一样。你可以在沙漠里面打，但是你要把沙漠当作篮球场。而这个篮球场是凹凸不平的，还是水泥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篮球场”这个概念一定要在那儿。所以德里达的意思就是差异的分散是文本的基础，也就是在文本差异的基础上，德里达会说这些话：任何一个文本的意义，在我们阅读它的时候是不能决定的。

好，我讲到文本的意义是不能决定的，不能在一时一刻做永远的决定。这个时候我想区分两个概念：一个叫作indetermination，不能决定；还有一个叫作undecidability，无法决定。当我们在“解构”的观念上说一个文本或文章时——举个例子，我们看“重建森林”，它的意义你解释是这样的，我解释是那样的，符鹏老师解释是另一样子的；然后我就读了feminism theory，认为它其实是这个意思，再读了后殖民主义相关文章，我又说它是那个意思，又读台湾文学，觉得它是另外的意思；大家讲来讲去是肯定的，但是文本的意思不是；——并不是说一个文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这个是indeterminacy，不能决定的。但是undecidability，所谓的不能决定性，我只能这样翻译，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个undecidability并不是说这个文章可以乱读，比如说，把莎士比亚读成笑剧或者科幻小说，那是你想象力丰富，对不对？但是你要是考试的时候我就把你down掉，因为你乱读，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德里达讲的这个undecidability，就像我们知道的，to decide，去决定。大家可以这样想，我们刚刚讲到writing就是去cut它，这个decision或to decide就是去cut。你要去医院动手术，医生就in cision，割它、切它，incision就是切割，decision也是一样，也是切。所以当德里达说不可决定性时，是说文本的不可切割性，而不是说文章你读我读，意义乱飞。我在21世纪的今天读《论语》，当然和清朝一个人读私塾时的读法不一样。那我就在想，什么东西不能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再讲一个例子，这样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教室的里面。那我问，怎么知道什么是室外，什么是室内？如果我讲着讲着，陶老师一看我，我感到紧张想跑出去，那我就开门出去了。我什么时候到室外去了？（同学：开门出去的时候）好，对，那门在哪里？你们可能回答门就在那儿，这个很简单。但我的问题是那个“门”到底在哪里？（同学：门是室内和室外的一个界线）所以说，门的观念是室内和室外之间的limit，对不对？所以世界上不是有所谓“门”的概念，而是因为有“打通”的概念，而门的概念就是passage。就是因为有passage，所以“外面”的概念根本就是在“室内”，“室内”的概念就在“室外”。之所以有“门”这个概念，是因为有内外的区别。既然可以讲内和外，那它们之间一定有一个cut。那这个cut本身就是使内存在于外中、外存在于内。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我们就在说“我现在在室内”，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吧。简单类比一下，这就是德里达在很多地方所说的supplementarity，即“补充”的概念。比如说，《溪山行旅图》，在故宫博物院，我们要把它裱一下挂在那儿，那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幅画哪边是画儿，哪边是裱？我们有一张画，我们给它画一个框，那这个框是不是画的一部分？我们当然说不是，框是木头做的，画是白纸黑字，还有宣纸什么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框呢？如果我们有一幅画在这里，后面是背景，那它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康德的观念也不是在吹毛求疵，画就是画，框就是框，完全是两回事，但他想让我们思考的问题是inside和outside，什么叫内，什么叫外。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不是在讲什么具象的空间，而是讲division（分割），to cut。而德里达的undecide ability是说你无法cut它。当我们在cut内和外的时候，比如，要把这个屋子分成两间，要知道，当我们在讲两间房子的时候，已经讲到“二”了，那此时inside和outside的对立又出来了。所以相信我，德里达要讲的意思绝对不是文本的意义不能决定，他的undecidability的意思是说，内和外，frame（框）的里外，文本本身的内容不能决定。如孔夫子到底讲了什么，他的有些话是后来人的解释，这些是永远不能分的。你要分，division就又出来了，然后就不得不一分再分下去，永远reconstitute。如果世界上有两个最大的范畴，一个叫作自然，一个就叫作人文，那世界上每一个东西不是属于自然就是属于人文呢？那就要问自然和人文的对立是怎么来的？我们会说原来是人发明的，这样的区分是一个人文的创造。这个区分就又到人文里面去了。那么必须再分，既然要分的话，我们就又要把人文根据自然来切开，这样decide、division和writing就永远存在，都是cut。这个cut就是要去cut那个，但是一cut那个，这个cut本身就被再创造出来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去读文本的概念，我想德里达的意思是文本的概念是cut的概念造成的。如果你要把这样的观念用到一般的解读、阅读中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以上，就是我想做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厘清。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之所以会产生这些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符号本身是很奇怪的东西。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符号说前面有危险，那看到这个符号我们就想到危险。可是提示危险的这个符号、标志和这块标志牌是不会有危险的。能理解我的意思吧？我看到一个照片，我说这个菜很好吃，可是这张照片是不能吃的。但是符号的有趣之处就在于，我们看到的时候就会反应。看到别人流鼻涕就会说他感冒，而不会说有一些好像水一样的东西从这个人脸部中间的两个黑洞里缓缓下流。没有这种事的吧，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人感冒了。问题就在这里。符号本身就是从一个东西指向另一个东西，当我们看到一个符号的时候，符号本身的这个东西就不见了，我们就看到所谓的“意义”。没有人会在看书的时候，一天到晚地研究这个墨水黑不黑，纸张白不白，而是看到了上面的字。而且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不会在想这个字印得好不好，而是理解它的意思。所以符号有这样一个功能，它的意义一出现，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就不见了。但是如果符号看不见了的话，那么它的意义也就不会出现。所以出现才会有不见，不见才会有看见，它们永远不能cut。用这种常识性方式来讲，我们大概可以多多少少地理解，不要看德里达写的书了，比较难懂，因为他写得比较细腻，挑战性比较大。如果读他们写的文本的话，如黑格尔的，那就会出现说天说地看不懂的情况。但他们的观念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思考方式来理解。因为符号本身就很奇怪，所以我们才会需要德里达关于“解构”的分析。但是德里达为什么会这样乱想呢？是因为符号本身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再补充说明一下，关于这个切与分，或者是A不是A。我不是说没有爸爸就没有妈妈，很多观念都是相对的，没有高就没有矮，这是一些废话。我想德里达不是在讲这些常识知识。他讲的是division、difference在符号运作系统里面的作用。符号既然在运作，就不是在无聊运作，而会产生意义；既然有一个结果叫意义的产生，而意义又能够产生，那就必然需要许多生产的工作。生产的工作就是division……这个时候是德里达在理论上做一些思考。从理论上思考，他得出了不能decide的结论，所以他又用很多方式来证明他不是坐在那边胡思乱想。很多听起来很fancy的理论，但是用的时候就会遇到障碍，不能获得证明；但德里达的理论是可以证明的。再举一个例子。讲到“补充”的概念是supplementarity，我们认为有些东西是补充的，不是很重要的。身体要健康，我们有时候就要吃一些补品。到街上买补品时，大家可能就会注意到店里面写着supplement，叫作补充品，对不对？当各位同学去买补充品的时候，你们都在买什么？你买的是维生素，对不对？维生素是人身体最需要的东西，你缺乏维生素就会生病。从基本的常识来看，这个东西是补充品。那它到底是不是“补充”呢？其实它是很重要的。所以补充品可能是最需要的东西。这就不是“补”的问题了，而是最需要的东西。你要买维生素什么的，我们会认为它是不重要的，只要每天吃饭就可以补充，可是我们从外面买回来的，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确实最重要的，虽然它是身体里面最重要的，我们却还要去市场上去买，所以supplement，内在外在常常不能决定，搞不清楚。

德里达在讲这个观念的时候不是像我这样乱讲，而是去念卢梭的《忏悔录》。他有一本书叫作Of Grammatology——《书写论》（即《论文字学》）。在这本书里，德里达说，不是卢梭写得牛头不对马嘴，前文不搭后意，而是卢梭在运用语言开始讲的时候，语言本身具有自己的生命，它会带着他走，所以讲到最后他就没办法自圆其说。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并不是说每一张新闻报纸都是可以这样解构的。你在讲一句话的时候，要讲一个东西出来，我们比较抽象地说就是predicate（谓语，述语），这是亚里士多德讲的，就是组词，动词。比如说，be动词，“我是好人”，“是”一讲出来，phrases就出现了。这个be动词，德里达对它就特别敏感，就是所谓的predicate。讲话是在运用语言，而不是动手打你。我不喜欢你的话，我可以骂你，或者就是走上去给你一耳光，那也可以。但是在你讲话的时候，必须要用语言，“你是”，这个“是”一讲出来，就是在predicate它了。“是”讲出来之后，德里达说，如果是一个文本的话，你每一次做出“你是”“他是”的判断的时候，就会一个cut。讲着讲着，里面的division就会扩大，到一定的程度，所谓的“文本”就垮了，然后就解构了。但是我们一般看书的时候不会这样看，而是去关注其中的意义。但是德里达在阅读柏拉图著作的时候，不是想知道他在说什么，而是在研究文本本身是怎么样形成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会发现文本因为是由语言符号构成的，因此中间就会产生一个undecidability的观念。这样一个学术的工程，它的结果叫作解构，解构主义理论就形成了。

关于解构主义，德里达说了很多话。他说解构主义永远是寄生虫。德里达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说他要写一本书——《什么叫做解构》，他也从来没有一本理论著作。每一篇文章都是《读×××》，所以要想理解解构的话，你就要读它们。在这种情况下，我再讲一个东西，然后我做一个暂时的结论。我要讲两个points：第一个是先辈在讲“文本”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语境。我张正平自己的联想是，所谓“语境”的概念，大概就是context，即不要拿起一个文本就生吞活剥，要把它放到它适合的一个环境之中，这是我的理解，大家觉得不对的话可以指正。所以，context的概念就是我们要把东西放在语境之中，才能对text更了解，也就是text要放在context里面，对不对？我想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会不同意的，这非常合理。为什么合理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不是说这是适合文学大师教育的，而是从理论上、逻辑上来讲，text本身就是空的。对于context的观念，你要这样想，“con”就是“with”的意思，“与它在一起”，所以context就是与这个“text”在一起的意思。我们会说“反对与赞成”——pro and con，而有些人会讲co-text，有的人会讲intertext，所以说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互为文本的。这个东西按照简单的语言学概念是一定的，就如我刚刚讲的，因为text本身不是一个所谓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说任何一个text，如果我们假想它是一个东西的话，一比较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这个text本身就是intertext。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东西叫作nation，所有的东西都是international。参照international的观念，这个国不是中国就是美国，这个海怎么分，不是公海就是私海，对不对？我举这些简单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所谓territory；什么叫作inside、outside，是不能用这些实际的观念来想的。如果我要回美国，我飞着飞着到了芝加哥，我早就进入美国领空了，但是没有降落以前，我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呀？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吗？所以这完全是inside和outside的观念的问题。比如，一次我要开车去加拿大，要接受检查，我就想，地上有一条白线，我到底过白线多远，就算进入加拿大了？那进入加拿大怎么办呢？我左脚进，右脚还在外面，那我不是变成两个人了。因此像类似的问题完全都是观念的问题，不是inside，就是outside。这样好像在打马虎眼，其实也不是，就是因为inside本身就在outside里面，所以像supplementarity的观念是一直在进行的，不然我们所谓的认同identity和它的本质是无法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想反本质主义，在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大家讲的反本质主义，它不是一个态度我就是要反对你，因为我不高兴，不是这样的，它的理论基础就是结构主义这个概念。因为本质本身是不存在的，是创造的结果。它里面有一个fabrication的概念，创造。所以说巴特会说do some performance。这就是一些东西放在一起，没有什么pattern，就需要你去weave它，就是所谓的“织”。你在织的时候，就会用到一个东西，它叫作form，即形式，和pattern一样。formation和information全都是form的观念。但是form这个形式的观念，后面一定要有一个formation这样的工作。即你一定要去弄它，这个“弄”，用普通话来讲，对于文本来说就是“织”。“织”是怎么一回事，你可能会问，“织”就是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让它们永远联结。而且“织”不是说有一种东西就叫“织”，“织”本身就是不断地织。就像trace，不是说它就是一个trace，而是永远的tracing。我的理解是，德里达讲tracing，着重的是一个行动过程。然后才会有巴特这些人讲的文本本身就是一个play。像巴特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这样讲，一个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游走、游戏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理解时，必须有一个编织的概念，要把很多的东西凑起来，给它一个form。

下面赶快联系Cultural Studies讲一下。我讲得有点跳跃，因为我想touch几个课题，而后大家可能有一些简单的回应。一些做理论性质研究水平比较高的人会讲，当我们做Cultural Studies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注意很多事物的接合。比如说，我们要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现象，要用考古学跟系谱学的功夫把这个现象打碎，然而在这个时候，他们会讲一个词叫作conjuncture。juncture，比如说，一个十字路口就可以说是juncture，很多十字路口就要加con。马克思的唯物论，说所谓具体的即concrete的东西，都不是简单的，而抽象的东西是简单的。我们看到买票用餐的时候去刷卡，这个刷卡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行为，如果没有这个行为我们的生活就麻烦了，但是从这个刷卡中我们就可能想到资本主义，麦迪奇family在地中海经商，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些就是非常复杂的。我想讲文化研究，就得从Raymond Williams和Thompson讲起。Williams和Thom Pson都是威尔士穷人家的小孩，在剑桥念书，都拿了奖学金。他们虽然是穷人的孩子，属受压迫的人，但他们很优秀，有左派的思想。所以他们和左派是挂钩的。我刚刚讲到在分析一些社会现象的时候，做文化研究的一些学者常常会remind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对简单问题、复杂现象的思考，要往下看，那怎么看？这个时候是要讲conjuncture的。还有，我想要讲的一个point，conjuncture不是已经给你的，是你要去constitute，你要去创造的。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在做文化研究分析的时候，并不像做标准的历史研究工作，然后这边读一读，那边读一读，再访问什么的，搞一大堆，就觉得这样就是深刻分析。我想文化研究是想让大家都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即在text里去把conjuncture创造出来。这是一个conjucture analytics的概念，而不是说很简单地，诚恳地，很努力地做历史还原工作。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历史还原不对？这是我要讲的，我再把我刚才的观点总结一下。我们要在语境里面，即要从文本里跳出来，不要钻进去，去搞文字训诂那一套。我们要跳出来，把文本放在适当的环境中，如社会、文化语境中，对前人、后人的思考等，有一个综观的看法。我现在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什么叫作语境？即我想问语境是怎么产生的？我怎么样决定这个语境是所谓的“语境”？我快速地回答一下。context本身就是一个text，我们要创造语境，要还原语境，本身就是一个textual process，而不一定要我们去研究历史，把某些东西挖出来。如果是这样，你就要想当你挖这些资料的时候，你在挖什么？你挖的都是书写。你不可能回到原本的历史。即使你去访问孔夫子，他讲的话你把它记录回来，打印出来再看，你还是在看书写。德里达说“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ext”，是表达there is no outside to the text的意思，而不是说世界上桌子、椅子都是文本，对不对？但是有人会说他是文本主义。所以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修正这些关于解构的论述。有人会说，文化研究常常沦落到分析一些文本，有些人就会分析一些电视、电影之类，而忽略了其他的。我想，做文化研究的学者没有那么笨，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呢？其实他们想掌握的是，后面的东西，就是说text本身，context的本身都是不能分的。我们回到语境，回到历史的真实，而“历史的真实”的本身，如果大家仔细想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书写的创造。没有所谓“历史的真实”本身。假如我们一起搭时光隧道回到唐朝去访问李白，那李白骗我怎么办？这个在解释学上是有说法的，我们会说“回到作者”，但世界上怎么会有人说我不要回到作者的原意呢？问题在他的“原意”是什么，作者本身是什么样的concept，你不能想象。那接下来怎么做？去访问、录音，这些都是资料，是在读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理论上对这些的思考是有问题的。因此，context本身发展的结果就是text。但context在text的上一层，不能把context和text混为一体。那再提一个问题。我也想回到context，可我怎么样决定什么样的context是proper的？此时，问题变得更明晰，determination of context itself is always a textual decision。所以在这个时候context和text就又变成undecidable了。因此，按照我现在对文化研究的理解，它可能不须要用这个词，也不须要承认自己就是解构。真正的文化研究，其基本精神是一种解构式的态度，而不是读读历史，它本身是reconstitution。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霍尔等人的理解，这时候才会有政治的意义。任何书都会有影响，什么text都会有结果，但我们现在不讲这种结果，我们讲genetic productivity。霍尔他们写东西，完全是intervention的，他们本身的conjuncture就是construction of conjuncture。constructure本身就是一种conjunctual productivity。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公众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intellectual，比如，赛义德等这些人。这个问题，在conjuncture analysis上也可以找到一个理论上的支点。

最后，我要诚实地讲一个理念。这个理念是一个叫作Lawrence Grossberg的人提出的，他写了一本书叫作《未来式的文化研究》，其中有我接下来要讲的这种观念。就是因为只有在这个观念下，我觉得文化研究才会有永续的可能，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做文化研究的工作才是optimistic的。这就是就像霍尔说的，偷马克思、葛兰西的理论。我们在心理上要乐观，但在思辨上要悲观。因为在思辨上如不抱太悲观的态度的话，行动速度就太快了，就会东想西想，不彻底。但是心理上我们是要对我们的未来抱有信心。

我刚刚忘了讲，如果对我讲的大家有不清楚、不同意的地方，可以马上举手，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大家都不要客气，这个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难得，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