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11月14日（周四）15：00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北一区文科楼602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

吴子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文学评论杂志社副编审。现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巴赫金研究会秘书长、叙事学会副会长。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文学基本理论、中西比较诗学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批评。著有《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理论问题》《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等，出版各种编著八部，发表论文百余篇，有近四十篇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另有诗歌散文随笔若干。

主持人（胡疆锋）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吴子林老师。吴老师是文艺学出身，但他既能搞理论也能搞创作实践。关于吴老师的简介大家已经看到了，他写了很多的诗、散文，也有很多非常有影响的著作和论文。今天吴老师带来的题目可能跟我们以往听到的题目都不太一样——《用背脊读书——重构文学阅读的意义境域》，那么吴老师的这个观点和角度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下面就请大家来聆听吴老师的讲座。

非常开心，每隔一两年我总会到首都师范大学来跟很多年轻的学生和我的同人们交流一些想法，当然一般都是最新的想法，我一般不会炒旧饭，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这次来给你们讲的内容，主标题是“用背脊读书”。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知道这是《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提出来的，他在《文学讲稿》中提出这个命题，我当时看了以后眼睛一亮，然后慢慢看，琢磨什么意思。副标题是“重构文学阅读的意义境域”，其含义就是在这个新时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氛围下的重新思考：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文学。它的背景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新媒介的冲击下，在文学终结论的一个氛围里重新反思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阅读文学，甚至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研究文学”。这个思考里面也有我自己的一点个人感悟性的东西，这篇文章可能读起来比我说起来还好些，因为我是用一种随笔性的笔法来写的，写得很随意，在不经意当中慢慢地就引出我的话题来。之所以写这篇论文，除了个人思考以外，当然还有一个外在的机缘，那就是今年我在一个国家核心刊物《小说评论》上开设了一个“文学问题”专栏，那是个双月刊，我每期给它写一篇最新的东西。

今年的六篇我全部都写完了，第一篇是《“文学的绦虫”》，“文学的绦虫”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秘鲁作家略萨提出来的，他的意思就是当作家的起点是文学的抱负。这个文学的抱负就像绦虫一样，绦虫是一种寄生虫，欧洲的贵妇人为了保持苗条的身材，她们吞下一条寄生虫，这条绦虫被吞下之后就钻到她们胃里面始终不走了，然后贵妇吃什么它就吸收什么，所以贵妇人可以永远保持苗条的身材。略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文学的抱负，那么文学就成了你的生命的一部分，一辈子挥之不去了，然后你就为之而奋斗，就能够不断地写出非常好的作品来。我觉得搞学术研究也应该是这样，把文学当作自己的抱负，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写出一篇篇漂亮的论文，提出很多闪光的观点。这是专栏的第一篇。后来又写了第二篇，我简单给你们介绍一下，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第二篇就是《“明天会出现什么样的词”》，副标题就是“2030年中国文学的可能面相”。从标题上看是一种预测性的东西，我当时主要是从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作者、读者、文本以及世界这四个点切入，对2030年及其后这四要素会发生什么变化、作者会变成什么、读者会变成什么、作品会变成什么、文本所面对的世界会变成什么，做了预测。有的人没认真看，他说：“你的胆子真大，你太狂妄了，竟然敢预测2030年的文学。”我说：“不是这样的，我其实是用一种貌似预测的方式在批判目前文学的一种产业化的趋势。”现在的作家背后都是一个团队，都有策划人，都有粉丝团，还有一个出版机构，他的一系列作品是被打造出来的。韩寒是最典型的，大家都知道韩寒这个神话是打造出来的。我是在批判现实，批判这种文学产业化会对文学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所以认真看的人能看得出来。第三篇《“重回叙拉古？”——论文学“超轶政治”之可能》是关于莫言的，这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13年第8期全文复印。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很多人批判他，说他不敢批判现实，不敢批判政府，不敢跟现实搏斗，说他是犬儒主义，说他是三流作家，跟诺贝尔文学奖的伦理不相吻合。我通过人们对他的批判来反思一个问题：文学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跟政治的关系。这篇文章反响还行，很多学界朋友看完以后都说写得很漂亮，蛮好看的。第四篇就是今天要给你们讲的——《“用背脊读书”——重构文学阅读的意义境域》，强调在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学阅读意味着什么。第五篇标题叫作《“安尼玛的吟唱”》，“安尼玛”是巴什拉和《梦想的诗学》中提出的概念，“安尼玛”指的是心灵，是更理性、更具批判理性的、更内在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这是研究《格萨尔》这部史诗中的“神授艺人”现象。因为我今年五月底到过西藏，聆听了当地神授艺人对这个史诗的吟唱，我完全被震撼了。我跟朋友们说，那一瞬间，我的所有的理论都崩溃掉了，简直不可思议。有个西藏大学的大学生叫斯塔多吉，1990年出生的，9岁的时候做了一场梦，第二天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唱《格萨尔》了，而他的学习成绩极差，非常差，基本不及格，在初中之前基本不知道《格萨尔》是什么，小学时就更不知道了。可是做了一场梦，第二天就会说唱《格萨尔》了，此后每年他都会做若干次梦，每次做梦后就会多说唱几部，据说他现在能够说到70多部（但他自己声称可以说100部以上）。100部以上是什么概念呢？一部《格萨尔》是20万字，100部就是2000万字。他可以把目录拿给你，你想听哪一部只管点，你说我想听第几部，他马上眼睛一闭，然后开始说唱，连说带唱，非常精彩。本来想说这个题目，然而胡老师说这个可能很难理解，要选简单一点的。给你们讲这个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我写的这个系列，一篇文章就解决一个问题，很集中地解决一个问题。《小说评论》的主编李国平先生6年前就邀请我给他写专栏文章，我当时说“我这个人很懒散，我不喜欢压力，我喜欢自由创作”，所以一直推着没接下这活儿。2012年在成都开会碰到他，他又提这件事了，我就答应他了。他说，您不用多写，一年四五篇就行，结果没想到我一写就写了六篇。今年把六篇全完成了，现在准备写明年的第一篇。今年第六篇叫《“奥威尔问题”》。奥威尔，大家知道吗？奥威尔是英国的一个作家，专门写那种政治寓言小说，其代表作有《1984》和《动物农场》。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来两个问题：一个叫“柏拉图问题”，一个叫“奥威尔问题”。“柏拉图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的问题这么少，为什么我们产生的知识那么多呢？“奥威尔问题”就是说，我们掌握的材料、知道的知识那么多，可是为什么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那么少呢？这第六篇文章，我就研究这个“奥威尔问题”。每篇论文的标题都起得有诗意，内容比较有趣，所以在座的各位可以去看看。

当时我之所以想写这个专栏，想解决这些具体问题，是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回过头来看自己十多年的研究，发现了自己的一些缺点，暴露了很多问题，所以想去克服它，自我超越。应该说我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不随便写东西，当然也不排除会有一些应景之作，有一些赶时髦的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文章发了不少，大概一百篇，转载率也算是比较高，30多篇，但是真正耐读的文章我自己觉得也就一二十篇。当编辑后，我发现了一些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所以我就一直想怎么样摆脱一些东西。我想了两条路来解决：第一个是发现我的学术功底不行，对一些传统的典籍都没有理解，没有吃透。针对这个情况我就回到原典，回到先秦，自己读《论语》，也带学生读《论语》，读《老子》。回到原典去，去读一些经典典籍，一句一句读，一个字一个字读。这几年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一边读一边思考问题，也写了一点文章，比如，在孔子研究方面，我就写了3篇文章，大概六七万字吧，然后还有两三篇在思考中尚未写出来。这第一个途径是回到原典，回到传统，把国学的东西重新温习一下或者说补习一下。第二个途径就是，我觉得搞理论的学者不能够满足从书本到书本、从知识到知识、从概念到概念、从逻辑到逻辑，必须面对现实的问题，能够有意识地自觉地去面对当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比如，我刚才讲到的我写《格萨尔》的神授艺人，就是因那次“震惊体验”，被它触动以后开始思考，开始从多角度去尝试研究它，把一些原有的理论资源都抛弃，重新去寻找。只有这样，我们的理论研究才能落到实处，而传统的毛病是很多搞文艺理论的人不能抽象上去、具体下来，都停留在知识论层面，这是一个让人很不满意的状态，我自己也存在这个弊病，所以现在开始读当代作品，读小说诗歌，然后关注他们提出的很多问题。我现在一般两三个月写一篇，一旦下决心要写，我就一定写，如果我觉得没必要写，我就不写，我不是为发文章而写文章，是为了解决我的困惑。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在读书的时候也要学会思考一些问题，有时候研究方法、研究路径，可能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更重要。有的人没意识到这点，还在不断地自我复制或者复制他人。有的学者文章发了三四百篇，但说实话，除了能够获得一些现实的功利性东西以外，没有多少价值。我不希望做学问做成那个样子，我理想当中的学问是有思想的学问，要有用自己生命的体验学问，是牟宗三说的“生命的学问”，这样就不会把文学研究当作一种负担，而是把它当作一件很快乐的事。刚才讲的是个导引，导引很长，讲了15分钟，但是里面有我自己的一些反思性的东西，你们也可以对照去思考一些同样的问题。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开始讲“用背脊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