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上海对共有产权保障房的探索与实验主义治理原则不谋而合。第一，住房保障实施路径的不确定性与地方政府的创新空间；第二，大致的框架目标与具体政策的动态调整；第三，跨区域比较与政策改进。从全国的保障房政策来看，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实验主义治理的要素。例如，重庆从2010年开始“公租房”建设，其有四个特色：其一，重庆的公租房目标是要使30%的居民住在其中，形成“住房双轨制”，它不只为少数特困民众，而是针对广大的“夹心层”；其二，以公租房建设实现对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整合，不再单独新建廉租房；其三，重庆公租房楼盘容积率约3.8，与周围商品房楼盘相当；其四，依托市级土地储备机构先期储备土地的优势，公租房用地全部采用划拨方式供应，土地成本不计价，作为政府注入公租房系统的国有资产。其中主城的储备地拿出3万亩作为划拨地投入，至少相当于投入150亿元。同时每年商品房土地出让收益的5%用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3年共计30亿～40亿元。重庆公租房建设保证了200亿元的先期投入。无论重庆的“公租房”，上海的“共有产权保障房”，还是近来一些城市的棚户区改造，都是在中央大的保障房建设的“框架目标”下的地方自主实验，如果及时进行“同行评议”，将有助于中国的实验主义治理实践者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