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珩：我今天主要谈一下城市建筑的人文历史厚度。这个题目我思考了很多年，特别是来到深圳以后。

深圳是一座只用了30年就建立起来的新城，而欧洲的很多城市，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之上，用几千年叠加起来的，所以城市从建筑空间到人文价值都有很重的厚度。前几天，我刚从以色列和保加利亚回来，这两个国家对我来说会感觉非常沉重。比如以色列，不同的宗教几千年来集中在这个国家，他们国家面对的历史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去解读？他们的城市公共空间，有的展示的是一种废墟，承载的是整个国家、整个文化的一种厚度、一种沉淀，他们会把这种残缺的美，或者历史的价值原封不动地摆在我们城市的公共空间里面。

这张照片是我在保加利亚拍的（保加利亚城市中心广场，见图1），这个场景我挺感动。欧洲对于历史是非常尊重的，过去的历史是了解现在生活的重要基础，所以他们自觉地把历史作为当代城市生活的必要承载与连续保存下来，这样一来过去就跟当代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图1 保加利亚城市中心广场

在古希腊文化里，城市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指公共空间。如果大家去理解，它承载了很多的日常生活，而且还会有很多的故事性，像西班牙、罗马，所有的浪漫故事都在这些城市的公共空间里面产生。这张罗马的照片及电影《罗马假日》的剧照很典型、很甜蜜，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家庭的温馨、这种偶遇、这种美好的记忆都是在这种城市公共空间里面产生以及延续的（电影《罗马假日》的场景及罗马的公共空间，见图2、图3）。

图2 电影《罗马假日》的剧照

图3 罗马西班牙广场

几百年以来，人文主义的色彩一直贯穿于欧洲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中。有个很出名的哲学家叫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他认为古代欧洲的城市空间非常适合慢行人，他可以边散步、边观看、边思考，很悠闲。他可以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城市对他而言，就是车站、商店、购物街等日常空间，在这些空间里像在家里一样安然自得。人和城市在这种空间里产生了一种融洽的气氛，一种温暖的家的感觉。

工业革命之后，我们发明了很多交通工具，像汽车、飞机，这些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个社会先进的生产力，催生了现代城市。100多年前，著名的现代主义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所想象的未来城市情景，这个方案就叫作“光明城市”。这个“光明城市”强调以交通、效率为主导的城市规划。在这个规划里面，城市功能包括CBD、办公和商业区、居住区等，考虑到工业肯定产生污染，所以就把工业区摆在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因此现代主义的规划一方面以交通为主导，非常高效，同时强调城市非常独立的功能。当然，这种规划理念，最早来自于对未来城市的想象，其实也有很多批判的声音（勒·柯布西耶与他的“光明城市”，见图4）。

图4 勒·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方案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电影《红色沙漠》，这部电影对人与空间的陌生感提出了一种反思，反映出人和工业之间弱势与强势的关系。在这种生活场景下，人与生活之间其实存在隔阂，由此产生了所谓“空间”，以及所谓的玻璃幕墙。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汽车幕墙等技术带来的高效和现代感，也出现了很多以前没有出现过的负面的东西，如城市的拥挤和堵塞、自然环境恶化，等等。

这些意大利和法国20世纪60年代拍的片子，在某种意义上极端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所设计的这种“光明城市”里，人与城市以及空间之间的陌生感，而不是亲近感。在某种意义上，当时所倡导的现实主义规划，其实就是反工业社会的某些理念，是希望能够在现代主义的规划里面让出阳光、空气，每一个劳动者都有自己生活的空间，强调了一种技术优势，有车有自由。但是这种所谓的进步或者生活方式，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是现实主义规划所带来的另外的一个极端（电影《游戏时间》和电影《红色沙漠》，见图5、图6）。

图5 电影《游戏时间》剧照

图6 电影《红色沙漠》剧照

两种模式，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另外一个是现代主义大师的规划，这就产生了对比：我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认知到底有没有共识？我们也许可以用技术解决城市人多、车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还缺什么东西？一个有效率的城市，能够给我们带来美好或者幸福的生活，还是带来一些偶遇的惊喜，或者只是为了满足我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没有更多精神上的追求？这些东西时常会把我们带到现实空间中去。

以深圳为例，从3万人的城市发展到1200万人，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建筑物，而且人口、建筑物还呈不断增长的趋势。

深圳这样一个城市，像一张白纸，没有厚度。可以重新按照现代主义的规划建立，从工业厂房发展到CBD这样高大上的场所。我们设计出来的城市公共空间中有像深圳华强北这样聚集人气的空间，在有意或无意中，生活的元素进入这些被设计出来的城市空间中。

深圳改革开放30年，通过超级规划所引领出来的城市空间，可能会读出橙色的部分是商业空间，黄色的部分是我们的居住区，然后绿地部分是我们的公园，这种规划存在一种割裂。比如说商业区的人要通过快速交通才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里（深圳市民广场，深南大道，见图7、图8）。

图7 深圳市民广场

图8 深圳的深南大道

而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在同一个区域的规划里，可能遭遇到更多不同的情况。这种现象引起我们的思考，在快速发展的时代，资本不断积累，我们的生活质量与追求比以前更好，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建筑师起了很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有积极作用，也可能有一些负面作用。是建筑师帮助资本创造了很多代表未来的建筑物，但建筑师没有创造一个合理或者说公平的生活方式，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应该回归到什么样的城市空间，大家才能在其中和谐相融？或者如何构建有幸福感的空间？像《清明上河图》这样的情景，很多生活其实就是在室外空间产生的。

《雅典学院》是拉斐尔壁画中最优秀的作品。画中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数学家、建筑师聚于一堂，整个画面洋溢着深厚的学术研究和自由辩论的气息。在这里，不仅消化了城市日常生活中的空间，也有了精神上的承载。所以西方人，我觉得特别是古希腊人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解，是不仅包括我们所设计出来的公园、城市广场或者说有一些所谓的市政公建，在很多意义上他们已经把室内外空间集合在一块儿了。（拉斐尔《雅典学院》，见图9）

图9 《雅典学院》壁画

在18世纪中期，有一位建筑师专门画了这样的一幅地图，就是这幅罗马Nolli Map（见图10），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幅地图。我想很多人去过罗马，这里是万神庙，从地图的黑色白色关系来看，黑色的是建筑，白色的是街道或者广场。因为万神庙室内是空的，所以在地图里，它是被黑框框了一下的白色，这样一来，这个庙也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与此意义相同的还有大教堂、市政厅和开放的花园等，这些都属于城市的公共空间。它们都是罗马城市的一些公共空间，不仅是市场性的公共空间，更是精神上的公共空间，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图上的白色部分都开放给了市民，大家都可以去享用。虽然只是一张地图，但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很多不同的空间层次。在我想象的城市空间里面，深圳其实也应该画这种地图指导未来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

图10 罗马Nolli Map

我自己是搞建筑设计的，从最小尺度到中尺度、大尺度以及超大尺度，我尝试做了不少公共空间装置和建筑设计，希望能把城市性以及城市的公共性带入我的作品里，甚至我们的城市规划跟城市建筑里。

在2006年第一届深圳双年展、2007年第二届深圳双年展期间，我曾经针对超大尺度的市民中心广场试图设计一个超大的游泳池，供市民夏天享用。希望在深圳的城市规划中，在原来带“北方”特点建立起来的建构体系上，纳入南方更加生活化的语境里，通过一些生活设置的点缀弱化市民中心广场这个庞然大物，我提出的观念就叫“凉茶城市”，希望在市民中心摆放的这个游泳池，帮助大家冷却、降温，把南方的这种凉茶城市的概念带入深圳的环境。（2007年第二届深圳双年展作品《凉茶城市》，见图11）

图11 2007年第二届深圳双年展作品《凉茶城市》

2013年，我们也做过一个空间环境装置，叫“软硬兼施”，试图沟通个人空间跟城市外围空间。当时我做了12个柜子，这12个柜子可以同时打开，主要是方便市民同这个城市空间的积极互动。这个方案特别讨孩子们的喜欢，这个临时装置放在大广场上，吸引了很多孩子来这里玩，而且每个门都可以开启，你在这里可能有很多偶遇，在你打开门前不知道对方是谁。我们希望能够用一些比较灵动的设计观念去打破一个设计出来的公共空间的一些特定意义，这是我们希望能够探讨的内容。（“软硬兼施”装置，见图12、图13）

图12 “软硬兼施”装置（一）

图13 “软硬兼施”装置（二）

我刚才说了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在空地上建房子，或者说分区，必然涉及很多所谓退让红线的要求。建筑红线一般是指用地的边界线，也就是红线范围内都归土地使用者，但是规划局在验线的过程中又会有其他要求，比如建筑的主要通道口需与红线有退让距离，建筑外轮廓线退让红线距离等。比如深南大道退让红线是100米，在土地资源奇缺的情况下，我们考虑这个红线也许可以还原原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上海张江的一个科技园项目里，我们利用它退让的20几米的红线，把原来的农民再召集回来，让他们重新在这个区域养羊、养猪，以及种菜，这个项目蛮成功。原居民。也就是从前的农民可以继续利用退让红线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农作物，同时也可以同科技园区新一代人积极互动，这个项目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社会实践。（上海张江—刘珩建筑装置《红线》，见图14、图15、图16）

图14 上海张江科技园建筑装置《红线》

图15 养羊（一）

图16 养羊（二）

我们曾经投标南山区美术馆，在这里我们也尝试打破刚才所说的边界。现在的规划，文化区是文化区，商业区是商业区，居住区是居住区，人家到这个建筑里面只做一件事，比如到图书馆可能只看书。如果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公共空间，可能很多浪漫的故事就会在这里发生，或者你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在这里发生，真的很美好。

在南山区美术馆，我们尽量把社区概念引入高大上的美术馆，一般人到美术馆就是为了看展览，我们希望还能够吸引一些人，比如不知道怎么花时间的人，或者我们说的所谓的漫游者，当他们经过这个美术馆的时候，他能够驻留一会儿，他在这里不一定有很想看的东西，也许是为了一个漂亮女孩、一个帅哥，他愿意来到这个美术馆走走，我们希望把这个美术馆变成一个街道。

我们把这个线性模型做成了一个空间，漫游者在这里散步，他平时可能走400多米，一旦进到美术馆就会变成了1.5公里。他在锻炼的同时，又欣赏到了很多平时看不到的风景。我们就希望南山区美术馆能够成为一个文化容器。这个美术馆确实不是单一的美术馆，它也是社区文化中心、社区交往中心。

图17 南山区美术馆的设计投标方案

南山区美术馆的设计方案（见图17），虽然我们没有中标，但是我们很希望对这个项目的思考能够继续，这种概念能够延续下去，打破规划的边界，使社区的日常生活与特定的、设计的功能能够混在一起，让这种公共的社会基础设施拥有生活感和开放性。

广东时代美术馆是我们设计的，其实我们在这个项目里也遭遇到城市化里面一些典型问题。譬如，当下地产商都在考虑如何把文化建筑与高尚小区捆绑，通过建设一个高大上项目提升所在楼盘的价值。我们当时有这样一个考虑，这个省级美术馆不必给人家高大上的感觉，不应该鼓励市民以仰视的观念进入这个美术馆。当社区居民上下班经过这个空间时，如果他觉得这里有艺术家，这个事情很有趣，他愿意参与，这个艺术空间的设计就成功了。我们更希望把这个美术馆变成一个小区居民能够积极参与的日常美术馆，能够成为这个社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一个城市当然需要市民中心，也需要市级的、省级的规划馆、艺术馆、儿童少年宫，但是这些建筑在社区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不要设计得这么高大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它们更加平民化一点？我们的策略就是，把一个3000平方米的省级美术馆，同社区已有的住宅融合在一起，成为这个住宅小区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对于一个建筑来说，是很大的转变。（广东时代美术馆，见图18、图19、图20）

图18 广东时代美术馆（一）

图19 广东时代美术馆（二）

在这个时代，土地资源非常稀缺，但公共文化设施很重要，应该怎么做？应该占用更多的土地还是能够利用现成的一些东西，通过转变观念，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其实可以直接承接到我们的社区里，而且为社区的人们每天所享用。

从2007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尝试创新这个项目。上面白色部分是美术馆，灰色部分是小区住宅，这个项目是2010年完成的，现在每两个月这里都会有一个大型的国际展览，但同时，社区居民也会在这里展览他们孩子的作品。由于这个美术馆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他们愿意来这里买房子，喜欢参与这个社区美术馆的活动。这就可以形成良好的互动，就是说，日常生活已经不仅仅是柴米油盐，这里也是能够提升自己生活价值的活动场所，人们每天上下班路过这里，在精神上自然受到一些熏陶。一举多得。

观念上有突破，但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行政上的障碍，反对这种观念突破，因为把公共设施同居住区结合，你要挑战消防，挑战出入口，以及居民骚扰问题等。比如我们只有一个电梯，所以每次一开幕，人群都会挤在电梯里面，大家不得不去使用消防电梯，中间又发生了很多故事，因为开幕太吵了，遭到了居民投诉，但最后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大家都觉得有这样的美术馆比没有还是好很多，即使有一点被骚扰，这种骚扰还是积极的、正能量的东西。

图20 广州时代美术馆完工后的19层展览空间

最后讲一下我们2013年双年展的一个项目，也延续了建筑公共性的问题。我们在改造一个玻璃厂（见图21、图22、图23）时，我们遇到了拆还是不拆的矛盾，我们尝试在尽量满足不同利益诉求的同时，也给建筑保留一个城市必需的公共空间。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好的设计，都不能只满足一种人的要求，在首先满足它作为城市公共性的一些要求的同时，也能够满足甲方、乙方甚至多方的诉求，这种作品才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力度的作品。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充分地挖掘潜力，积极引入公共空间功能，增加了600平方米的公共面积，方便了城市居民。这个建筑虽然很小，但很多市民愿意来这里，特别是很多年轻人晚上骑单车来这里玩。

图21

图22

图23

城市公共空间的核心其实还是人的问题，因为公共空间毕竟是为人所服务的。为什么我们要把人文价值提高到一个绝对的位置上去思考？因为人首先就应该是生活的人，还得是有精神追求的人，问题是我们的城市能否提供与这种精神追求相匹配的公共空间？而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或者说是一个被设计过度的公共空间，这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建筑师总是要提供一些精神上的东西，一点附加值，我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延续这种价值观，为深圳市民提供更多的良好的精神与生活的空间。谢谢大家！

冯果川：公共空间的质量好坏就像一棵树，不能仅仅从树本身的状态来判断，还要看一下这棵树所生长的土壤。在讨论深圳公共空间之前，我们要先看看它所依赖的环境。我们会发现这个社会对公共空间的认知跟它原本的含义发生了偏离，导致公共空间处于一种病态。所以我们需要追本溯源，追问什么是公共空间的本意呢？

在哲学家的讨论中，特别是从汉娜·阿伦特到哈贝马斯所形成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直接影响着我们关于公共空间的定义。公共空间并不是指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广场、公园这样的一些建筑性或者是景观性的空间，它其实更多是关于言论，关于个体讨论问题的一个概念，其实就是一个能让每个人自由发言、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被威胁的场所。

这样的一种空间可以发生在广场上，聊天、辩论，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在广场上，可能在酒吧、咖啡馆，在报纸杂志上，这是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理解。由此可见，为什么要有公共空间？其实是为了让人们的个性在社会中充分被表达被发展，人们恰恰是在社会中、在公共空间中才能完成对自我的塑造。

公共空间帮助每个个体，既能抒发自己的一些感想，同时也帮助他在跟别人的对话中寻找自我，在对话中寻找对他人的一种认知，通过这样的互动，使自己成长，成为一个独立个体，这才是公共空间的意义。我们说做一个公共空间实际上是为了让人能够利用这个公共空间，成为一个有自我意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