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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探索文化精神，以促进当代文明的发展；研究中国文化的最终目的是探索中国的文化精神，以促进中国当代文明的发展。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当代；研究中国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为了中国的当代。当代是历史的当代，没有历史，当然不会出现当代；当代又是未来的历史，不重视当代，也就不会有美好的未来。当代是历史长河的渡口，它是世界文明、从而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据以发展的时间上的传送带。
任何事物在孤立状态中不可能得到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建设总是在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中展开的。在建设过程中，出现许多内部的分歧和外部的冲撞，势不可免。对于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矛盾，离开传统文化精神的准确把握，也就很难得到妥善的解决。文化精神在内部关系上的求同性，乃是一个国家国民凝聚力和社会安定性的精神支柱；而在外部关系上的合异性，又是一个民族融入国际社会，促进世界和平的驱动力。“文化大革命”的盲目动乱，显然是由于我们自己违背了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不时产生一些恼人的中外摩擦，这多半是由于一些外国人不了解、或者虽然了解却又不愿尊重我们的文化精神有关。因此，在文化领域内，我们面临着自己准确把握，并让外国人清晰理解我们文化精神的双重任务。为了民族的振兴，必须具备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在这方面，文化工作真是大有可为。
由此看来，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具体学科、具体项目的研究尽管千差万别，但必须以文化精神的探索和揭示作为出发点，作为题中应有之事。只有个别学科的具体研究千姿百态地从不同的方面拥护一个总体的核心，文化研究在总体上才能布成一个有条不紊的阵势，在具体项目的研究上才能避免无的放矢，在个别问题的结论上才能做到切中肯綮。也只有这样，文化研究才能带着勃勃生机参与现实，才能有助于内部分歧和外部冲撞的认识和处理，才能有力地显现其自身存在的意义从而推动自身的发展。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构成，有两根承受力最大的支柱：一为儒家学说，一为道家思想。它们是我们古代中国不断腾飞的无形而有力的两翼，又是古代个体中国人应付复杂环境的无形而有力的两手。如果我们不为表面的学派之争所迷惑，而去寻找它们的汇合点，那就会从中发现我们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精神。论题很多，难以面面俱到，只能抓住一些分叉性论题进行解剖，这样也许可以激起举一反三的效应。我以为道家的“环中”与儒家的“絮矩之道”就是两个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分叉性论题。限于题目，本文只说“环中”。
庄子曾经被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相对主义者受到过现代人的批判。有的学者甚至发出谩骂，说他的哲学是“滑头主义”哲学。批判的根据最明显的在于《庄子·齐物论》。然而这是因为误会而产生的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大错案。因为把相对论视为相对主义，把智慧认作“滑头”，不是偏见，就是无知。要了解庄子的思想，不可不读《齐物论》，而要正确理解《齐物论》，则又必须抓住关节点“环中”。对于《庄子》一书，千百年来，注家蜂起，令人遗憾的是，“环中”一词至今并未得到完满的解释。试引原文如下：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彼是莫得其偶”，是说彼此双方不致构成对立态势。这里考虑到了人的主动性，说的是人之认识对于现象界的超越。现象界经常出现是非、善恶、美丑两端，其中任何一端都是相对存在。真、善、美背后始终拖着假、恶、丑的阴影，假、恶、丑的前面也不乏真、善、美的光明；概念上的两端具有静止、僵化的一面，活生生的两端都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可能。是是非非难以论定，两端运动好像魔鬼一样，纠缠着人们的灵魂。“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郭注》：偶，对也。彼是相对，而圣人两顺之，故无心者与物冥而未尝有对于天下也。此居其枢要而会其玄极以应夫无方也。
夫是非反覆相寻无穷，故谓之环。环中空矣，今以是非为环而得其中者，无是无非也；无是无非，故能应夫是非，是非无穷，故应亦无穷。
《成疏》：夫绝待独化，道之本始，为学之要，故谓之枢。环者，假有二竅；中者，真空一道。环中空矣，以明无是无非，是非无穷，故应亦无穷也。
《郭注》、《成疏》，内容大同小异，对于“环中”的义理，似乎已经说透，是以郭象、成玄英之后的学者几乎采取一致的趋同态度，即同以空虚幻灭的观点去解释“环中”。在这里，潜在的认识是不言而喻的；“环中”提倡虚无主义，庄子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如果如此，庄子在贫困寂寞中为什么还要著书立说？既然是非、善恶、美丑都是空幻虚无，他在书中为什么还要那样情辞激切地劝世骂世？历代注家在解释“环中”时显然忽略了注释学上的几个不可忽略的原则，那就是：对于任何一个具体词汇和具体概念，特别是那些事关大局的词汇和概念，必须照顾全文、全书、全人及整个时代思潮，方可求得近乎正确的理解。“环中”概念初见于《齐物论》，“环中”说明“齐物”，不可脱离“齐物”去妄说“环中”。《庄子》一书，屡言“忘”，屡言“外”，屡言“遗”，屡言“解”，“忘”、“外”、“遗”、“解”都不是为了导向虚无空幻，而是为了导向“独”，导向“游”，意即郭象所说的“独化”。换言之，对于世俗的是非、善恶、美丑之论，不可任其纷争，应该通过一定的途径求得化解，社会才能安定；个人对于世俗的是非、善恶、美丑，不可偏向一方，必须超越两端，方可得出公正的判断。放弃公正，一切两端无法调节；只有坚持公正，方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个人的自由只有在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健康地存在。庄子的人生态度是既不愿意离群索居、孤芳自赏；又反对出人头地（“出众”）、排斥异己；提倡“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上面谈的今人注解古书应该注意把握的几个原则，此外还须考虑本身的两种性质：一为复原，一为创造。复原，就是通过注解，消除古今隔膜，使今人更清晰地了解古人的原意，从而读懂古人书。复原的程度主要依靠注家的知识。创造，就是从一个具体概念或命题中发现未被原作者思考过的东西，并且通过自己的语言将其有理有据地揭示出来，变成新的思想财富。这种发现，依靠知识自不待言，但更主要的还是依靠智慧。知识可以使人成为学问家，智慧可以使人成为思想家，然而在学术领域内，我们应该着力推崇的则是知识和智慧的结合。“说‘环中’”之所以要“小题大做”，就是因为它既需要更好地复原，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开掘。
郭象注“环中”，说“是非反覆相寻”，宛转流动，其势如环，虽然过于粗略，大体上还算理解不错，但以空虚说“环中”，则殊为费解。“得其环中”本为跳出是非两端的魔窟，而以空虚之“中”去否定实在之“环”，则又意外地落入虚实两端的魔掌。从跳出一个魔窟复行落入另一个魔掌，跳来跳去跳不出两端的圈套，又何来“以应无穷”？窃以为出现这种纰漏，是由于注家对于具体概念的理解缺乏宏观的意识。至于成玄英疏，除了因袭郭注之外，印度龙树空宗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无疑也是造成纰漏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环中”究竟应作何解？不揣冒昧，试言之，以就教于方家。
《齐物论》中的“环中”，当然关系着“齐物”。“齐物”并非无物。“齐是非”也并非无是非。正有如儒家主张“家齐而后国治”一样，并不是说“家无而后国治”。齐者，理顺两端关系之谓也。两端因“齐”而得以通顺、一致、和合。齐与脐通；脐为中，中者和也；“齐”与“中”关系密切，但“齐”与“空”很难勾连。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对于“环中”这种数学解释，我们从当时后期墨家的《墨经》中可以发现确凿的根据。试观《墨子·经说上》：
［经］中，同长也。［说］心，中，自是往相若也。
［经］圜（圆），一中同长。［说］……
这里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圆是与中心等距的点的轨迹，中心是与端点距离相等的一个特殊点。
庄子与老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了解庄子的思想应当参照老子的学说。庄子的“环中”，在老子那里叫做“玄同”。其言见于《老子本义》第49章：“……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和光同尘，说的是处世应物的中和态度，其效应就是避免出现亲疏、利害、贵贱两端及其可能发生的冲突；由此产生出中正平和的社会生活环境。“故为天下贵”，就是因此而必然获得的一种普遍的价值肯定。如果我们由此联想到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那是十分有趣的。孔子的得意门生有子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玄同”和“环中”之提出，在于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的同时肯定，以防止和矫正人们用单纯的真理观去认识和处理复杂问题时常会产生的失误。这在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上都是一种光照千古的贡献。人们习惯于一厢情愿，习惯于单向思维，习惯于静止地观察事物，习惯于将整体分成碎片，然后根据碎片去理解整体。这是人们的情感倾向和理性思维难以避免的局限。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的同时肯定，就是向人们揭示，在真理之上还存在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公道”。它就是在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的相互作用中所产生的终极价值；呼唤人们对于这种终极价值的追求，就是对于人们的终极关怀。理论的号召力就产生在这种终极关怀之中。
所谓终极价值，就是无可匹敌的“一”，它是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最高标准。“知通为一”是超越两端的必要条件，所以要“抱一”。道家重视“反”，《老子本义》第34章提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其着眼点显然不在真理，而在动和用的价值。真理从两端中析出而且不脱离两端，其作用总是表现得有一利必有一害；价值超越两端，而且能容纳异己，所以“利而不害”
“环中”（圆心）是圆的一个最佳平衡点。立足于环中，就是绝对绝待地“立于独”
“环中”概念在《庄子》中出现过两次，其一见于《齐物论》，内容已如上述；其二见于《则阳篇》，意义更为深邃。其文如下：
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阖尝舍之。
《成疏》对于这一段引文的解释极为精彩，故须引而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