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冯契教授从“通古今之变”的角度，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作了总结和回顾，他期望在世纪之交能够出现一个批判总结的时代，这个意见我非常赞成，这也是当今许多哲学家的共同期望。我讲的角度和他有点不同，但也有密切联系。我主要想从中西哲学交融、会通的角度来认识20世纪中国哲学的特点，这当然与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即“通古今之变”问题也是相互关联的，在20世纪，中西问题和古今问题是分不开的。

半个世纪前，贺麟先生写了一本《当代中国哲学》，前些年再版时书名改为《五十年的中国哲学》。那本书是对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作总结和回顾。中国的历史进程又向前走了半个世纪，现在已经进入了本世纪的最后10年，新的世纪即将来临。我认为，处在世纪之交的哲学家们，有责任对100年来中国哲学发展的现实历程和丰富内容作出更加深刻的总结和反思，通过批判的总结和反思，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探索一条积极的现实的道路。在今天，贺麟先生的工作应该有人接着来做，我们应该写出“一百年的中国哲学”或“20世纪的中国哲学”来。

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风云激荡、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世纪。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五四”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1949年，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使国家走上了民族独立、自强发展的道路。80年代末，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的中国仍巍然屹立。回过头来看一百年前的中国，八国联军侵华，签订不平等条约……那时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今天确实不一样了，中国确实有了巨大的进步。可以说，20世纪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不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中国哲学也是一样。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哲学是整个中国哲学史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无论哲学形态之丰富多样，哲学斗争之尖锐复杂，思想内涵之广泛深刻，都是过去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的。

我认为20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世界也走向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双向交流的运动，中西哲学交流、融合、会通成为时代的潮流和趋势。20世纪的中国哲学，不论哪一家哪一派，要在现代中国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发生较大影响，都不能不走中西哲学交融、会通的道路。它在态度上或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在内容上或以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为主，而吸纳、融摄某些西方哲学的因素，或以引进西方哲学为主，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到某些结合点；在方法上或折中调和，或辩证综合，总之，都必须适应、符合而不能背离中西哲学交融、会通的时代精神和历史趋势。完全固守传统，抱残守缺，或者完全照搬西方，不同中国传统相结合的哲学流派，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也不可能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20世纪中西哲学交融、会通最伟大的成果。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本来是从西方哲学传统中产生的，但是它也吸收了人类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成为反映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来还不到一个世纪，它所取得的成功是任何其他西方哲学流派所无法望其项背的，因为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而且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不仅在于它的普遍真理性，更主要的在于它能够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良传统相结合。几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十分注意在这两个“结合”上下工夫，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使之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之成为中国近现代哲学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在两个“结合”上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是最值得认真总结、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

100年来，从西方引进的其他各种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潮，有的在中国影响大一些，有的影响小一些，关键在于是否适合中国的需要，能否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至少要有相互沟通、交流、对话的可能性。胡适把实用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来，他也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结合点，他找到了颜元、戴震，还专门写了一本《戴东原的哲学》。冯友兰、金岳霖把新实在论介绍到中国来，贺麟把新黑格尔主义介绍到中国来，都力图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他们所创造的中西融合的哲学体系，还打出了“新程朱”、“新陆王”等旗号。凡是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哲学流派，要想在现代中国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都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都必须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不能结合的，只是纯粹介绍西方某一流派的思想，原原本本，忠实译介，虽然也有知识价值，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也有一定贡献，但不能说这些西方哲学流派本身就是中国哲学。正如隋唐之佛学，天台、华严、禅宗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是中国化的佛学，而忠实介绍印度佛教的法相唯识学就在中国哲学中不占重要地位。

今天在台湾很有影响的天主教哲学，或称新士林哲学，本来是传播西方的新托马斯主义，它要在中国社会存在和发展，也提出了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在台湾，除新儒家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外，这一派是比较注意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可以说它开辟了中西哲学融合、会通的一个新的方向。罗光主教写了9大本《中国哲学思想史》，还写了一些论述儒家生命哲学的书，他认为儒家哲学的生命智慧和西方宗教传统中的超越智慧是可以相通的。今年6月在台湾召开两岸学术研讨会，辅大校长李震教授发表论文，专门讨论儒家之“道”（“天”）的超越性问题，对新儒家以心性说天道的“内在超越”理论提出了批评。这一派对儒学中“外在超越”思想资源的发掘，显然是为天主教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学的会通寻找共同基础或结合点。会上还有学者力图调解儒家性善论和天主教原罪说的矛盾，如台大傅佩荣教授所着力阐释的“人性向善论”，即与新儒家的“人性本善论”大异其趣。

20世纪从西方引进的各种哲学，不论在大陆，在台湾，要在中国生根、发展，对中国社会发生影响，都有一个中国化、本土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样，天主教哲学也是这样，其他哲学流派都是这样。

另一方面，本世纪以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哲学为主的各种哲学流派，又都有一个吸收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以实现其现代转化的问题。其基本模式是“中体西用”。现代新儒学是最典型的代表。贺麟先生40年代说过一句话：“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这就是“中体西用”的模式。“援西学入儒”是现代新儒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这一特征使其与传统儒学区别开来。

20世纪不仅有现代新儒家，而且还有现代新道家、现代新佛家、现代新墨家、现代新法家。这些传统思想学说的现代化，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吸收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走中西融合、会通的道路。董光璧所说的“现代新道家”，把李约瑟、汤川秀树等外国科学家都包括了进去，陈鼓应先生也在现代社会提倡道家思想。我认为，除了现代新儒家、现代新道家之外，20世纪的现代新佛家也值得认真研究。从欧阳竟无以来，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在佛教现代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一直到今天香港法住学会的霍韬晦先生，还在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前辈学者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都是亦儒亦佛，作为唐君毅先生弟子的霍韬晦也既是新儒家，又是新佛家。

20世纪有影响的中国哲学流派，有成就的中国哲学家，无一不是走中西哲学融合、会通的道路。包括在海外的一些华裔哲学家，也利用他们熟悉西方哲学的有利条件，自觉地做中西哲学融合、会通的工作，如成中英、傅伟勋等人都力图用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创造性地诠释中国哲学，各有创获和建树，他们的贡献亦应载入20世纪之中国哲学史册。

关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和基本的学派分野，学者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基本线索还是清晰可见的。

哲学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但是它不可能与20世纪中国政治历史的变迁完全分割开来，不可能与时代的中心课题完全无关。因此，20世纪中国历史的几个重大关节点，也大体成为本世纪中国哲学发展阶段性的基本标志。从世纪初到20年代末的“五四”运动是一个阶段；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30年是第二阶段；后半个世纪是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中国当代哲学又有大陆和台港两条线，前30年基本上是彼此隔绝的，80年代开始有所交流，互相交叉、渗透，到今天海峡两岸学术界已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各派哲学之间既有对立斗争也有联结互动。

在第一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哲学论战是一重要内容。这个时期中国哲学的最高成果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哲学。它以后成为国民党的官方哲学，发展到今天，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陈立夫的唯生论等都是三民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不同形态，还有一些人对三民主义哲学作过各种解释和发挥，如戴季陶的《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等。50年代以后台湾也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大陆学术界过去除孙中山外，对三民主义哲学的后来发展很少关注和研究，但是不能否认这派哲学也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第二阶段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哲学史”（1919～1949）的研究范围，研究成果相对多一些，大陆出了几本书，有的高等学校开了这门课。我们说“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了三分的格局，即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这是就一般思想史说的。从哲学上说，新儒家代表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潮，而西化派则偏向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也有所反映，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科玄论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经过问题与主义论战、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特别是经过唯物辩证法论战，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主潮。它在30年代即已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当时不是靠政权而是靠理论自身的力量，因为只有这种哲学才能科学地回答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较大，强调它是一种正确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又是一种具有极高人文价值的思想，因为它是以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奋斗目标的。所以应该说，正确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健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或统一。这种哲学在三大思潮中有着明显的合理性。

第三阶段即后半个世纪的中国当代哲学史。在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依靠政权的力量得以大力推行。它在40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包括在哲学各分支学科都有许多重要成果，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指导下，中国哲学史领域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就是过去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的。在座诸位对此都比较熟悉。当然，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在革命建设、科学技术、精神文明等方面所取得的大量丰硕的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力量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哲学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等，对塑造现代中国人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文化交融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代表一种先进的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所指出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也是最现实可行的。不能否认，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也有曲折和痛苦，我们的工作中也有一些失误，这个责任应不应该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负？实践证明，出现失误和曲折的原因往往正是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背离唯物主义搞唯意志论，背离辩证法搞形而上学，才造成了历史的遗憾，所以每次纠正失误时都格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对于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错误思想路线起了巨大的作用。后半个世纪中国内地哲学发展的主要教训是没有严格分清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采取简单批判、否定的态度，对人类哲学思想的优秀成果继承、吸收、借鉴、利用不够，因此也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创新和发展。

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台港哲学则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与世界各国哲学联系比较密切，较少封闭性。除了官方的三民主义哲学之外，天主教的新士林哲学、当代新儒家哲学、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都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这些哲学派别基本上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新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在台湾也很流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各派哲学之间相互也有批评和斗争，情况十分复杂。

我认为，20世纪中国哲学各个派别所提出的所有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我们都应该加以研究和总结，特别是那些表现出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长的“融通”精神，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变革起了推动作用的哲学思想成果，更值得格外加以重视。我们要有开阔的心胸，开放的视野，兼容百家的气量，同时又要有批判精神，尤其需要有自我批判的精神，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来总结和回顾100年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程，弄清基本的学派分野，弄清它们之间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联系时代的中心课题加以评价；把反映新时代的新思想、新学说、新概念、新命题疏理出来，在中国哲学史上加以定位，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经过认真的批判和总结，都可以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成为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有益借鉴。从现在起，到20世纪末不过六七年时间，我们应该抓紧做这一世纪性的批判总结工作，包括对有关思想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编大事记、人物志、论著述评、研究和论争概述等资料长编，通论、通史研究和断代、专题研究相结合，拿出扎实的成果来。当然，这需要通盘计划，分工合作，我们还是要充分发挥中国内地学术界特有的集体优势。

进入90年代以后，总结20世纪中国哲学历程和经验，事实上已成为各派哲学研究和讨论的一个热点。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著作，重大事件和论争，各派哲学家都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重新加以反思、总结和评价，重新定位，实际上都在重写哲学史。其间有某些思想分歧和对立紧张是难以避免的。谁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在这场以总结和反思20世纪中国哲学为主要内容和特点的思想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杂志，特辟“百年中国”一栏，对100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从问题与主义论战、科玄论战开始，一一进行重新评价，许多结论都是针对国内学术界之主导观点的，批判的矛头主要针对马克思主义。例如，一篇重评“问题与主义”论战的文章，批评李大钊把马列主义当作政治革命的工具，是“中国乌托邦主义异化的滥觞”，是“空洞的或形式的政治现实主义”，而表扬胡适对李大钊的质疑“纯正地显示着自由主义的永久性真理之一”。另一篇重评“科玄论战”的文章则认为，唯科学主义的思想路线，经过了从丁文江、王星拱等科学家，到胡适、吴稚晖等“文化精英”，再到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依次发展，越到后来越绝对化，自由的理念愈加失落。到了后者那里，科学主义才成为一种绝对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后以社会历史的绝对规律完全剥夺了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自由。也就是说，科学主义的消极恶果主要应该由共产党人来承担。这本杂志标榜开放性和“三边互动”，其实基本上是站在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立场来对一百年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进行总结，它的资产阶级党性和学派性是十分鲜明的。

现代新儒家也在做总结20世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工作。牟宗三在去年年底召开的第二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上发表一篇演讲，借用据说是沈有鼎先生在抗战时期说过的一句话，“将来支配中国命运的，不是延安的彻底的唯物论，就是此间的彻底的唯心论”大做文章，他得出结论：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延安的彻底的唯物论”已经彻底失败，现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只能是新儒家的彻底的唯心论。他还说，西方柏拉图的理型论、康德的超越的理念论，贝克莱的主观的觉象论等都不是彻底的唯心论，只有中国儒家孟子、陆王到牟宗三一派哲学才是彻底的唯心论。他也讲中西哲学的综合，结论是最后都要综合到他的彻底唯心论哲学系统中去。这就是现代新儒家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总结和对未来中国哲学以至世界哲学的展望，它同样表现出了鲜明的党性和学派性。

我在这里暂不对上述观点进行评论，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世纪之交，各派思想家们都十分自觉地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对20世纪中国哲学进行系统的清理、总结和回顾，得出各自的结论，并为本派哲学在下个世纪的存在和发展寻找合理的根据，描绘“美好”的前景。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主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也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责任，而应主动地承担起总结自己的发展道路以及本世纪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历程和规律的任务，回应各种挑战，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和瞻望未来。我认为各派哲学家们用不同观点、从不同角度来进行总结和反思并不是坏事，这里面不可避免地会有思想斗争，同时也有交流互动，甚至也能起到某种互补的作用。在世纪之交出现这样一个批判总结的高潮，必将推进中国哲学的繁荣和在21世纪新的发展。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各派思想家都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总结这场思想斗争，因而出现了《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等一批重要的总结性论著。20世纪是一个古今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融汇、多元发展的时代，虽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对立互动，但就具体的思想学说之纷繁复杂来说，远甚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一定会出现批判总结的高水平论著，不过这要靠我们的共同努力和扎实的工作，更需要有宏阔的眼光、集大成的智慧和超越自己的批判精神。世纪之交的哲学家们切莫错过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