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几个字简要地概括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的话，“苦撑待变”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一战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因此，“苦撑待变”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外交战略的指针。本文将探讨国民政府是如何在外交战线上实施这一战略的。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这一特性决定了中国战时外交的特殊性。作为半殖民地，列强在中国分别具有重大权益，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某一强国的异军突起必将以其他列强权益的削弱为代价；作为大国，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意义上还是在战略意义上，未来在远东都将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中日之间的战争，其影响必定不只局限于中日两国，它必将引起世界各大国的反应。这就是中国展开其外交的基础。

此时，在远东具有重要影响的列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英美法等国，它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远东华盛顿体系的缔造国，希望维护由它们起着主导作用的现存的国际秩序，反对任何以武力来变更现状的企图，因此，它们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潜在盟友；二是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被排斥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随着其实力的增长，它要求打破旧有的世界秩序，这与日本在战略上具有一致性，它是日本的潜在盟友；三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它受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排斥，无论是与英美法，还是与德意日以及与中国都存在着矛盾，但日本的进一步强大将对其远东地区构成最主要的威胁。

这三类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也是唯一能在远东采取干预行动的国家。中国的战时外交，实际上主要是对这三类国家的外交。明智而妥善地处理与这三类国家的关系，是实现“苦撑待变”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