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政界、学界对新加坡政治体制的界说不一，有“威权主义”、“咨询型法治政体”、“半威权”政体、“亚洲式民主”、“新加坡式民主”、“托管式民主”等说法。国际政治学学者北京大学潘维教授、公共政策学学者新加坡的何凯龙（Ho Khai Leong）、社会学学者北京大学张静教授、人类学学者维特·金（Victor T. King），等等，都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这种政治体制的特点进行了争执不休的界说，而美国国务院（the US State Department）对新加坡的批评还招致新加坡政府的激烈回应。本文以新加坡独具特色的“住房问题政治化”现象为切入口，对东亚社会民主与威权的关系进行个案考察。住房问题本来属于社会问题，新加坡住房问题的特殊性是这一社会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居者有其屋”成为新加坡建设新社会的“关键”。新加坡独立后住房问题的政治化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威权扩张、“住房民主”潜伏时期；“住房民主”进入“硬威权”体制时期；“住房民主”对“威权之饵”的咬和时期。本文通过对新加坡“居者有其屋民主体”（home-owning democracy）下的“威权”与民主关系的具体分析，指出了民主与威权对立二分的解释范式的局限性，主张采取在议会民主政治和政府威权治理之间设立“防火墙”的解释框架，即把政治领域和行政领域相对分开，前者偏重民主运作，后者偏重威权运作。本文结论是：威权体制的根基是议会民主，“居者有其屋”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利害关系的载体，是整个国家委托-代理关系（client to patron）的一部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开辟了一种新型民主和新型政治——“拥有财产的民主体”（a “property-owning democracy”）以及作为解决生活问题的途径的所谓“真正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