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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是大家在讨论西方文学的时候常用的词。但是对于这个词的来源和它本初的意思，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很少问。其实是应该问的。
人文主义原本所指的是一种兴趣以及由它引起的探求，也可以说是一种学问，但是它的目的和方法跟现代所谓的学问不尽相同。这种学问的对象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语言文化。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它是人所共趋的一时显学，后来逐次北渐，浸染整个西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潮流。说前所未有，只是就规模而言。在此之前的一千年间，虽然古希腊文在西欧基本上失传，拉丁文却一直为各国的文化人所沿用。古典文化并没有旷废湮没，有不少人对它感兴趣并且下工夫研究，还曾几度形成小范围的风气。所以“人文主义”一词的用法，有严和宽的分别。用得严的认为人文主义始于文艺复兴；用得宽的则认为中古也有人文主义。然而宽泛和严格只是现代人因推求古事而产生的分歧。当年的欧洲人研究古典文化，不论是时处中古还是文艺复兴，也不论是特立独行还是从众随俗，都不知道自己心企力竞的学问叫做“人文主义”。因为人文主义是19世纪才有的说法。
查《牛津英文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Humanism”条，义项四，可知这个词在英文里最早出现是在19世纪初，词源跟德语“Humanismus”有关系。至于“Humanismus”在德语里从何而来，那就不是英文词典的事了。20世纪40年代，由德国移居美国的学者科利思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为英语读者澄清了这件事。他说，在1808年，有一位名叫F.J.Niethammer的德国人写文章，呼吁人们重视中学里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教育。这两种古典语言课程所传授的知识，他合称之为Humanismus，也就是“人文主义”，以区别于其他内容比较晚近、比较切合实用的课程。
科利思泰勒又说，Niethammer虽然是自铸新词，却并不是漫无所据。他依凭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中常见的两个词语：humanista和studia humanitatis。两者之中，studia humanitatis的历史更久一点，在古典拉丁文里就有。Humanitas（humanitatis是它的所有格）的意思大致相当于汉语里的“教养”。Studium（studia是它的复数）指的是研习、追求。两个词合起来，似乎可以翻译成“文化修养”。这个词语在古典拉丁文里并不是很多见，现代的学者追溯词源，要花不少工夫才能找到一些出处。而且它所指的修养并不一定来自学校，跟课程设置就更无关联了。从14世纪末开始，对古典语言文化的研究在意大利逐渐兴盛，有志于此的人借这个古语来标榜自己的追求，争取支持，号召同道，它因之也就得到了推广普及。这个词语多见于文艺复兴时期，还有一层原因。此时的意大利已经是“去古甚远”，要通晓古典语言文化非有专门的训练不行。因此studia humanitatis不仅是指个人私下里对古典语文的研究，而越来越多的时候是指学校里传授这门知识的课程。课程的内容除了语法、修辞，还有诗歌、历史、道德哲学。不过当时的文学、史学、哲学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分别，有关它们的知识散见于各种古代的典籍，读书就是了。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studia humanitatis就是当今人文学科的前身，所以叫它“人文学”也未尝不可。
再说“humanista”这个词。它虽然是拉丁文，却是文艺复兴时期才有的。它的意思在后世，尤其在现代，越来越高尚、响亮。可是科利思泰勒告诉我们，这个词在方生之时仅仅是一个俚语，也就是俗名，在意大利的学校中流行，被用来称呼人文学的教师和学生。这里把它译做“人文学者”，是为了跟“人文学”连类而及，称说方便。其实humanista就是大家在谈论文艺复兴的时候常常提到的“人文主义者”，不过当时还没有“主义”，“主义”是四百年以后才生出来的。
关于科利思泰勒，不妨多说两句。他生于1905年，今天如果还在世，已经快一百岁了。他自中学起就钻研拉丁文和希腊文，对西欧的几种近代语言也都通晓。他在大学时做过海德格尔的学生，研究15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因为是犹太人，不见容于纳粹政权，他在1930年代末辗转到了美国，此后大部分时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的著作大都是关于文艺复兴的。其中有一部Iter Italicum，他称之为“访书录”（finding list），里面详细列举各种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手稿和手抄本，长达六卷。这些稿件和抄本收藏在意大利以及西欧其他国家的各个图书馆，从未刊行，鲜为人知。科利思泰勒经过多年的努力，周咨博访，为文艺复兴的研究完成了这部资料指南。
对于“人文主义”这个观念的应用，科利思泰勒主张从严，不赞成“中古人文主义”的说法，尤其反对把人文主义当成一种哲学流派。他认为人文主义只代表文艺复兴的一个方面，其侧重是语法、修辞以及古籍的发掘整理；人文学者的兴趣涉及哲学，但这不是他们当时被称为人文学者的原因，他们在这方面既没有共同一致的特点，也没有直接的、特殊的贡献。
1946年，意大利学者康帕纳（Augusto Campana）用英文发表文章，指陈“人文主义者”一词在16世纪的一些出处。
1515年博洛尼亚大学专辟人文学的课程。这门课是在修辞和诗之外添设的，而修辞和诗的课程一向属于艺科，因此人文学循旧例也属艺科。加一句说明，所谓艺科教的是中古欧洲传统的“七艺”，跟现代大学里的艺术系是两码事。
但是康帕纳又指出，humanista的称呼并非一直局限于教师，并就此举了一些例子，其中之一是一个威尼斯人1515年在日记里提到老阿尔杜斯去世。这位阿尔杜斯生于1449年，名字在意大利语里是Aldo Manuzio，但是辞书里常常把它写作Aldus Manutius，很可能他是依当时拉丁化的风俗，以此行世。他1495年在威尼斯开始印刷、发行古典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著作，由此而生的家族公司延续了一个世纪。在出版史和版本学里，阿尔杜斯这个名字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康帕纳引用的日记里，老阿尔杜斯被称为“卓越的人文学者和希腊文学者（optimo humanista et greco）”。他年轻的时候曾在贵族家里作过私人教师，和东主的关系对他日后的生意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他以之闻名的毕竟是古籍的校勘和印刷，由此可见humanista不一定非是教师不可。同一证据还告诉我们，这一称呼当时主要是指精于古典拉丁文的人，如果兼通古希腊文，就要另外说明。
另一条也是出于阿尔杜斯家族的证据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这是老阿尔杜斯的儿子保罗（Paulus Manutius，1512～1574）写给自己的儿子小阿尔杜斯的一封信，日期是1573年。保罗从没有教过书，一生经营出版。在他手里，阿尔杜斯公司兴旺发达，一度迁至罗马，独家代理教廷的印刷业务。但他又是优秀的古典语文专家，所校订和注释的西塞罗全集在当时尤其著名。他在信里对儿子说：“人们称我是人文学者之王，可是我竟然没有一本维吉尔、贺拉斯、撒鲁斯特或者里维的著作，真是不好意思。”
还有一条例子也值得一提。它来自一本笔记，作者生年不详，死于1521年，是一位乡居的贵族。这个贵族并没有用“人文学者”来特指某一个人，而是把很多以“ista”结尾的词放在一起，形成了笔记里的一项：“Jurista.Legista.Artista.Canonista.Tomista.Scotista.Sophista.Umanista.Terminista.Contratista.Sacrista.Vochabolista.Antista.Abachista.Alchimista.Summista”。康帕纳没有为这些词提供英文解释。查字典，它们的意思依次是：“法官，法科学者，艺科学者，教会法学者，托马斯主义者，司各特主义者，诡辩论者，人文学者，唯名论者，签署合同的人，圣礼司仪，编词典的人，教会的高级官员，数学家，炼金术士”。最后一个词“Summista”，可以指研究或者撰写神学总汇的人，也可以指为教皇起草诏令的官员。在笔记里写下这么一大长串的字，除了词尾一致，毫无其他相干的地方，有点像意识流。康帕纳说，这大概是出于对语言的敏感或者某种好奇心。这些词所指的，用现在的话说，大都是城里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种种头衔就像新潮的服饰打扮，是城市文化的外表特征。“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这一大长串的字反映了一个乡下人对城市文化、对城里的“知识界”的依稀仿佛的印象。“人文学者”身列其中，说明这个新名词已经是“时世流行无远近”了。不过这个写字的人对人文学的具体内容知道多少？还是只知其名，其他什么也不知道？那就难说了。
关于“humanista”一词的出处，科利思泰勒所举的例子有日期更早的——1490年。
下面再谈“studia humanitatis——人文学”这个词语。它在古典拉丁文里最多见于西塞罗的著作。现代的学者爬梳西塞罗的文章，已经辑出了一些studia humanitatis的例子。但是西塞罗的文风尚华丽不尚简洁，执辩诉讼力求排山倒海，著述论事讲究委婉曲折，用不同的词语和句式重复同样的意思是常有的事。再说他也没想到自己所用的某一个词语会在后世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因而为之下一个精炼准确的定义。仔细推敲这些例子，就会发现这个词语的含义几乎在每一条里都跟上下文牵扯缠绕，须有专文才能一一陈述清楚。这里只能说明，西塞罗赋予这个词语的意思，有时就是简单的“知书达理，谈吐不俗”，有时却又指一种深谙世故、宠辱不惊的自摄能力，因此仅以“文化修养”四个字翻译这个词语，显得过于单薄、寡淡，不能尽意。
那些会说并且会正确使用拉丁文的人在用“humanitas”这个字的时候，并不如现在一般大众所想，是指对一切人不加分别地友好和善，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博爱”。他们称为“humanitas”的，实际上和希腊语中的“教养”意思相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受过教育，有各个方面的文化修养”。仰慕并且竭力追求这些修养的人最有人性。因为在所有生灵之中，只有人在这类知识上下工夫并且由之得到熏陶，也正因为此，它才被叫做“humanitas，——人文”。
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证明，早先的作家就是这样用这个词的，尤其是瓦洛（译注：116～28B.C.，罗马作家，以博学著称）和西塞罗。因此，我想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瓦洛在《古事记》第一卷开首就说：“普拉科思特立斯（译注：古希腊著名的雕刻家，公元前4世纪）在艺术上超群拔类，稍有一点人文修养的（humaniori）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瓦洛所说的“humaniori”，不是像一般大众所说那样，是指一个人“脾气好，善良，容易跟人相处”，不管他是不是有文化。这个意思不符合瓦洛在此处的思路。他指的是“稍有一点教育，稍有一点知识的人”，这些人或者在书里读到过，或者听人说起过普拉科思特立斯。
有文化的人最有“人性”，这话听起来也许有些刺耳。但是实在找不出更加老成厚道一点的词语来表达格利乌斯的意思，只好如此直截了当地替他用中国话说出来。这说明古典作家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对其含义有所选择，而决定取舍的，是阶级或种族方面的好恶、成见。我们从格利乌斯的解释可以知道以下几件事情。第一，对humanitas当时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说一个人对旁人的关心同情——人道；另一种是说一个人的知识修养——人文。前者强调的是人和人的共同之处，后者强调的是人和人的不同之处。古典作家所取的意义是后者。这里不妨插一句，人文主义跟人道主义常相混淆，就是因为它们在欧洲语言里是同一个字，容易使人望文生义。
这个词所指的不光是通常被叫做“仁爱”的那种美德，还有阅历和学问。所以“humanitas”的含义比一般人想到的要多。其实西塞罗和其他许多经典作家都用这个词来指学问和道德方面的知识。这也并不奇怪。除了人，没有什么动物能够学习。既然受教育是人的特性，既然有教养的人比没有教养的人更有人性，古人以“humanitas”来指学问也就很妥贴了。
这跟格利乌斯的解释何其相像，简直就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模仿！这段话来自萨卢塔蒂1401年写的一封信。萨卢塔蒂是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领袖。他从1376年直到逝世，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府秘书长。秘书长是拉丁文“cancellarius”的翻译，很勉强。这个官职相当于当时英国的“chancellor”，主要负责跟外国政府的联络。三十年执掌此职，不是一个短时间，这当然需要有政治上的智慧，但是萨卢塔蒂的人文修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工作需要写大量的文告和信件，优美流畅的拉丁文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顺带说明一下，人文学在意大利兴盛显著之后，变成了各个学校里的热门科目，学生的主要出路是两个职业，一是教书，再就是在政府里做文牍工作。有人或者奇怪：有那么多的就业机会？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特点之一就是政权机构特别多，除了众多的独裁小国、城市共和国，还有罗马的教廷。它们之间以及它们跟西欧其他国家的书信往来，再加上各种条约、备忘、调解、判决，都是拉丁文能派的用场。我们谈论人文学，不应忘记它像其他学问一样，也有很实用的一面。不过人文学成为显学是萨卢塔蒂身后的事了。萨卢塔蒂既是政府秘书长，信件不论公私都有专人替他跑差递送，在邮传尚不发达的时代，这是一个难得的优越条件。萨卢塔蒂一生写了上万封的信，至今尚存的大约有五千封。
1988年，丹麦学者彼得森（Erik Petersen）从萨卢塔蒂的书信和著作中收集了一些段落，在英国发表。
彼得森辑出的第一段来自萨卢塔蒂1369年写给一个朋友的信，写信的因由是这个朋友的父亲刚刚过世。谈到死者的时候，他说：
无论是说是写，他都像西塞罗一样流畅，像昆体良一样敏锐，像狄莫特尼斯一样有活力。他对《圣经》的解释多么令人佩服！大家都认为，他的知识兼收有关神学和人间事物的典籍，如同帕纳萨斯山双峰并立，毫无褊狭。对于这两种智慧，他都是笃诚以求其实，既不诡辩，也不顺应时风。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文修养常年不懈而又广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不仅以之自济，并且旁惠他人。（loquens enim et scribens Ciceronis fluvios，Quintiliani acumina et Demosthenis vehementiam redolebat.qualis autem erat in Divine Scripture explicandis sententiis disputator！Omnium consensu divinarum humanarumque rerum volumina quasi Parnassus biceps pariter continens，utriusque sophie non sophistico，non ventoso sensu，sed vere realitatis solidam existentiam attingebat，et denique omnia humanitatis studia longa exercitatione complexus ad universas vite partes et sibi et ceteris consulebat.）
彼得森说就他所知，“人文学”一词见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字，以此为最早。不过根据上下文，这个词语在当时应不属罕见，不然萨卢塔蒂会对它有所解释。查传记可知，萨卢塔蒂并不认识死者，那么他的赞美即便是由衷之言，也是得自传闻。
把人文修养和宗教、道德连在一起的，还有一条例子。1398年，萨卢塔蒂写信安慰一个官场失意的朋友。信中除了赞扬这位朋友处变不惊，还提到了人文修养跟志节、信仰、操守的关系：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为你高兴，那就是你开始对文学感兴趣了。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求知的生活方式和人文学的研究更有持久的价值。我所说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可以使我们懂得更多，而且可以使我们变成更好的人。它大部分来自道德哲学的知识和准则。它的最高、最完美的境界是基督教的神圣教义。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基督教；不仅要理解她的教导，还要衷心领受，这样我们对于宗教就是知而能行了。（alterum in quo tibi gratulor est，quod ad literarum studia te convertas.nichil enim perseverantius nobiscum est quam habitus scientificus et humanitatis studia.habitum autem volo，non quo doctiores solum，sed quo meliores efliciamur，cuius magna pars philosophie moralis preceptis doctrinaque continetur. ad summum autem consumatumque perficitur christiane religionis sanctissimis documentis. illa quidem discenda est；hec autem non percipienda tantum，sed amplectenda sunt，ut quicquid tradit illa sciamus，ista vero non sciamus solummodo，sed faciamus.）
再说人文学跟语文修养的关系。在1374年的一封信里，萨卢塔蒂谈到刚刚去世的彼得拉克。他认为彼得拉克多学能识，兼通有关宗教和现世的知识，论事总有精到的见解，对先贤以文籍传之后人的古事，尤其淹博绝伦。（quis enim divinarum humanarumque rerum edoctior；quis in capiendis consiliis acutior；... quis preteritorum，precipue que nobis maiorum cura litterarum monumentis agnoscenda reliquit，copiosior？）但他最推崇的还是彼得拉克雄辩的言辞。他写道：
其他事情姑且不论，专以此人口才为言。正是以其辩才无碍，才显出他在人文学的其他方面胜人多多。我赞述彼得拉克的才能，最后才提及这一项，因为我把它看得最重。主宰听者的心神，领导他随着你的意愿迂回曲折，再把他由你所引至的地方庄肃有礼、婉转温和地带回来，还有什么比这更了不起的呢？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这就是雄辩的力量；这才是功夫；这才是修辞学者竭精尽力的地方。炼字炼句固然重要；但是无论你的字句如何华美凝重，最重要的，或者应该说是最难的，是让听者为之心折。所有这些只有雄辩之才方能做到。（sed omittamus ista，et eloquentiam，si placet，ipsius contemplemur，qua quantum in ceteris humanitatis prevaluerit studiis manifeste monstravit，cuiusque laudes in ultimis reservavi，quia iudicio meo maxima quidem est. quid enim maius quam animorum motibus dominari，quo volueris audientem inflectere，et unde flexeris cum gratia et amore reducere？hi，ni fallor，eloquentie vires sunt；hic labor；huc omnis rhetorum vis potentiaque desudat. magnum est equidem tum verbis tum sententiis exornare dictamen；maximum autem，imo et difficillimum est，quanvis ornata quanvisque gravi oratione，auditorum animos incurvare. Hec omnia una perficit eloquentia.）
演说如同演戏，光剧本好不行，还得有台上的功夫。好的演说家言词出口，表达的内容比字面的意思要丰富。书里常常说，彼得拉克是人文主义的师表、宗主。这是出自当时人笔下的证明。在萨卢塔蒂看来，彼得拉克之所以伟大，主要在于他修辞、雄辩方面的功夫。这种观点可能跟萨卢塔蒂的爱好和职务有关，但不会只为他一人独有。从行文的语气可以推测收信人也会赞同他的说法。在1376年的一封信里，萨卢塔蒂又谈到修辞学和雄辩术，对这两者的重要性，更其言之凿凿了：
收到我的信您想必不会太奇怪，因为您本人也致力于人文学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神奇魅力吸引着一切人的心智。至于其他的学问，虽然其中有些门类会使某些人感兴趣，但也有不少是无人问津或者是令大多数人生厌。然而，不受人文学的甜美引诱的人，您却找不出一个，不论他的悟性如何迟钝，也不论他生性如何不爱读书。究其原因，可以说这些学问更加神圣，也可以说它们有更加动人的魅力，或者有像天体一般和谐的音乐，或者还有其他的得力于雄辩术的作用，——雄辩术是滋润我们各种学问的源泉，反正所有的人都受到这些学问的吸引。所以人们相信，那些尤其擅长雄辩的古人曾以言词拔倒树木，掀动岩石，震慑禽兽，制止河流，如同我们在那些伟大的诗人的作品中所读到的奇迹那样。（et eo minus mirabere，quia illis humanitatis studiis animum appulisti，que suavitate mirabili cunctas mortalium mentes alliciunt；ut，cum cetera studia aliqua aliquibus placeant，multis et nonnulla displiceant aut negligantur，neminem tamen tam tardi ingenii aut tam duri propositi invenire queas，qui horum studiorum dulcedine non trahatur，et sive in his quedam divinitas maior appareat，sive efficacior affectuum nostrorum illecebra，sive credite celestis armonie melos，sive quecunque alia vis eloquentie insit，studiorum nostrorum alumne，hec maxime cuncti mirantur. unde merito prisci illi viri，in quibus eloquentie vigor emicuit，crediti sunt silvas trahere，saxa movere，domare feras，sistere flumina et quecunque huiusmodi monstra apud divinos poetas accepimus.）
原文中的“alumne”值得说一说。这个字照古典的拼写应该是“alumnae”，一般解作被认领或抱养的女儿，当作女弟子、女学生讲也可以。但是根据此处的上下文义，这些意思都讲不通。细查字典，才知道这个字在古典时期以后有“养育者”的意思。在这里它形容雄辩术为各种人文学提供养分，这样就跟上下文一致了。同样一个字，同样的事情，可是所指的位置变了，由受事变成了施事。可见时移世易，言语变迁之甚。文艺复兴时期使用辞书绝没有现在这样方便。人文学者整理古代典籍，其难可想而知。这一段写的是对古典作家雄辩言词的崇敬膜拜。彼得森加了一点评论，他说文中还表示了一种对友谊的信念。仔细想想，这话很有道理。写这封信的时候，萨卢塔蒂和收信人还没见过面。但是他觉得既然对人文学有共同的爱好，未曾相识也不妨畅所欲言。彼得森收集的例子里还有一条，虽然很短，却能说明萨卢塔蒂如何看待人文学者之间的友谊：“我真还没见过一个人文学的爱好者不以温良友善的态度对待与之通信的人。（ego quidem neminem vidi qui his humanitatis studiis delectaretur，qui se scribentibus non exhibeat benignum et mitem.）”信的日期是1377年。这种对同道情谊的珍视是有背景的。人文学者为数不多，声气不广，内心的寂寞远远胜过彼此间的分歧。此时离开上文提到的大学里专设人文学讲座还有一百多年，“humanista”的称呼尚属未来。可是，这时的人文学者似乎更称得起“人文主义者”。他们身处少数，真正是抱持一个主义而孜孜以求的人。
说到人文学在兴起之初遭受的误解和排斥，我们不妨向前跳二十几年，看看萨卢塔蒂在1403年收到的一封信。写信的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69～1444）也是一位人文学者，成就和名声不在萨卢塔蒂之下，但是他早年受过萨卢塔蒂的提携，因此写信是门生后学的口气。布鲁尼向萨卢塔蒂报告他从希腊文翻译的一本书，书名是《论读异教徒的著作》（De legendis libris gentilium，又名De utilitate studii in libros gentilium），作者巴兹尔（Basil）是4世纪的基督教学者。布鲁尼说：“我们翻译此书十分热心，希望能够借巴兹尔的学说来匡正某些人的懒惰与偏见。这些人诬蔑人文学研究，认为它根本不值一谈，资质愚笨的人总是不愿意放眼去看更高和更好的东西。这些人自己不能于人文学有任何修养，于是就认定其他人也不应该有。（atque ideo libentius id fecimus quod auctoritate tanti viri ignaviam ac perversitatem eorum cupiebamus restringere，qui studia humanitatis vituperant atque ab his omnino abhorrendum censent，quod his contingit fere qui ea tarditate ingenii sunt，ut nihil altum neque egregium valeant intueri. qui cum ad nullam partem humanitatis aspirare ipsi possint，nec alios quidem id debere facere arbitrantur.）”文中的“学说”也可以当“权威”讲。布鲁尼希望以之匡正的，是把基督教神学当作唯一正宗、抱残守缺、不求进取的人，这些人在当时是一股很大的势力。萨卢塔蒂在晚年写过一封信，跟这股势力较量。彼得森从这封信里摘录了很长、也很有意思的一段。信写于1406年，是给一位神甫的回信。来信不存，但从萨卢塔蒂的信中可以推知，神甫对于人文学的种种质疑都出自一个问题：“笃信基督教的人是否应该取资于世俗文学？（an fidelibus christianis licitum sit litteris secularibus uti？）”
萨卢塔蒂首先表示，自己所遵循的是教会的正统：“我一直认为，在任何意义上偏离耶稣的训诫、保罗的教导，或者他们二人共同的劝戒，偏离杰罗姆的译文或者他的本意，偏离安布罗斯的论述，偏离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的解说，或者在任何问题上对这些既圣洁而又有学问的人有所不从，不是障于愚昧无知，便是出于狂傲不逊。（summamque mentis stultitiam semper duxi presumptuosique nimium intellectus ab his que Iesus precepit，ab his que Paulus docet vel ab his que uterque consulit，que vult vel transtulit Hieronymus，Ambrosius tractat，exponit Gregorius vel disputat Augustinus aliquo modo discedere vel nolle viris tante sanctitatis et eruditionis per omnia consentire.）”
但既然要遵从、维护正统，就不能于正统有所误解，而误解又多是由于缺乏语文训练。萨卢塔蒂写道：
我想您一定同意，那些要通过宗教文献领会基督的教导的人，总得先从语法着手。一个不通文字的人怎么能够明白《圣经》的文义呢？假设一个人对语法盲无所知，他又如何能通文字呢？您不会不知道，对语法的无知是怎样地误导了诸多教士和其他有这种缺欠的人。他们并不理解自己所读的书，更无从给别人解读。信仰的坚实笃诚无须文字的帮助，这我承认，但是对《圣经》的理解，对教会早期作家的理解，则不同此理。理解这些文献，即便是通文字的人，——不要说是只学过语法的人，就连那些在逻辑和修辞方面都下过工夫的人，也要费力。即就语法本身而言，如果昧于文字所指的事物和这些事物的变迁，如果没有基本文字以外的综合知识，要学好也是太难。人文研究是综合的学问，宗教研究也是综合的学问，对内中任何一件事情的完全、真实的理解，都不可能单独地获得。（non sum animo dubius quin velis atque consentias Christi doctrinam per sacras litteras intraturos a grammatica debere necessitate quadam incipere. quomodo potest enim Scriputre sacre noticiam sumere qui litteras ignorarit？quomodo potest scire litteras qui grammaticam omnino non novit？nonne vides quo perduxit ignoratio grammatice religiosos et omnes qui defectu talis habitus laborarunt？non enim intelligunt que legunt，nec legenda possunt aliis preparare. potest sine litteris fidei sinceritas percipi，fateor，sed non divina Scriptura，non doctorum expositiones atque traditioens intelligi，quas vix capere valeant litterati，et nedum simpliciter docti grammaticam，sed etiam qui dialecticis et rethoricis insudarunt. et ea eadem ipsa grammatica sine noticia rerum et quibus modis rerum essentia variatur et omnium scientiarum concursu preter necessitatem noticie terminorum maxima ex parte sciri non potest. connexa sunt humanitatis studia；connexa sunt et studia divinitatis，ut unius rei sine alia vera completaque scientia non possit haberi.）
对于人文学跟宗教的关系，萨卢塔蒂说得层次分明，不用再加解释。值得注意的倒是他在此绝口不提古典作家的风格之美。原因想来也很简单，这是在说理，虽然语气平和，毕竟不同于呼朋引类。如果和一个保守的教士大谈人文学“甜美的诱惑”，那岂不是授人以柄吗？人文学者于自己的爱好也有所顾忌，说话也要分人。
其实对于人文学修养在言词文风之外的意义，也就是所谓的“学术价值”，萨卢塔蒂不是不清楚。彼得森从他的书信之外找到了一段话，可以说明他在这方面的看法。这段话的来源是萨卢塔蒂的著作《论命运》（De fato et fortuna）。关于它的缘起要多加几句解说。萨卢塔蒂在阅读塞涅卡的书信时发现其中的一个段落跟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引用的有所不同。他搜集了这两种著作的各种抄本，相互参照，打算辑出塞涅卡文字的真实面目，但终因疑问太多，只好不果而废。他想，如果集中一批学者专事古籍校勘，或许能整理出一些标准的文本。继而一想，此路不通。因为此时离开印刷术的发明还有半个世纪，任何文字的流传都靠抄本，而“写手”们又多未经过语文训练，一篇文章几经传抄没有不失真的。即便整理出标准的文本，又能怎么样呢？萨卢塔蒂明白，学者们的工作，不论其有何益处，都将困于一册孤籍，无法广惠世人。如此无奈，正与他的前行者们所经历的完全相同。（remanet unico solum libro quicquid utilitatis attulerint impressum，nec late，sicuti foret expediens，ampliatur，idemque penitus contigit illis qui nostra tempora precesserunt.）他于是有如下的感慨：“此事只能以后再说：对这些坏文本，眼下除了叹气，毫无补救的办法。因为真心投入人文学的人太少了，——尽管人人都对这门学问很客气，也有不少人赞赏它，还有一些人从中获得一些乐趣，——所以事情坏到了这个地步，而且越来越不堪收拾，只能听任它一坏到底，这么几个人拦也拦不住的。（sed hec alias：deplorari quidem possunt，non reparari. Nam usque adeo pauci sunt qui studiis humanitatis indulgeant，licet illa commendentur ab omnibus，placeant multis et aliqui delectentur in ipsis，quod rem tam perdite collapsam et in peius continue delabentem erigere prorsus nequeant et quin pereat funditus obviare.）”
人文学需要理解，需要支持，尤其是有权势的人的支持。在萨卢塔蒂的时代，已经有不少身居高位的人开始对古典文化感兴趣。彼得森收集的段落中，有一些是取自写给这些人的信的。这里选用两段。都不长。
1401年，萨卢塔蒂写信给意大利北方的一位显贵（Guido Manfredi da Pietrasnta）。信里赞扬这位显贵在公余潜心治学难能可贵：“既不以政务繁多而停止追寻事物的隐奥，也不因流连于知识的欢娱而耽误公事，如此禀赋，绝无仅有。（Rarissima namque dos et singularis gratia multitudine gerendorum ab occultarum rerum vestigatione non distrahi nec scibilium amenitate，quin agendis respondeas，impediri.）”他又说：“人们忽视心灵，以为它与我们无关，算不上什么。对人文学的研究和对自然的奥秘的研究，还有那种可以使我统辖一切知识并进入更高一层境界的学问——揭示人类心智的对理性的研究，都没有人关心。令我惊奇的是您，一个最忙的人，竟然把学问当作勉力以求的仪范，更确切的说，您以自己卓绝的勤奋为所有的人树立了榜样。（anima，quasi nichil sit et ad nos non spectet，negligitur. studia quidem humanitatis secretorumque nature et，ut omnia simul colligam et altiora complectar，studia rationis，que mentem illuminat，non curantur；ut mirum michi sit unde tu，vir occupatissime，sumpseris hoc imitationis exemplum vel，quod verius est，te cunctis proposueris tam singularis industrie documentum.）”
上文曾经说到“alumne”一词含义的变迁。这一段的翻译上又遇到一点小问题，学拉丁文的读者或者会感兴趣。原文中的“amenitate”照理应该是“amenitas”的夺格，但是这个字在拉丁文词典中遍索不得。然而它的样子分明就是英文里“amenity”的祖先，英文的意思“欣慰，欢愉”在这里也讲得通。最后去查《牛津英文词典》的“Amenity”条，才知道这个字在古典拉丁文里的拼法是“amoenitas”，其中的“o”在中古被“歇”掉了。这就好比由一个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反求她娘家的姓氏身份。此外，前面一段（1398年）中的“scientificus”也是以同样方法查到的。《牛津英文词典》是举世公认的好辞书，不过它能起这样的作用却是原先没有想到的。彼得森对这一段有一点评论，他说把理性研究放在人文研究和自然研究之上是一种前未之见的学问分类。当时人说到哲学，常常把它的对象分成道德、自然、理性三个部分。萨卢塔蒂是不是认为人文研究包括道德哲学？但是仅凭一段片语很难说明他如何看待这几种学问的关系。这一段给人更深的印象倒是萨卢塔蒂对这位权贵的敬佩。言词是夸张了一点，但所说的并非这位权贵的成就，而是他的志趣；与其说是恭维，不如说是企盼，企盼人文学得到为政者的关心和支持。这和萨卢塔蒂在谈到古籍校勘时所表达的那种世无其人的孤独、惆怅，正好两相映照。还有一点就是说学问能够摄牧心灵。类似的话萨卢塔蒂前面已经说过（1398年），那是开导一个仕途坎坷的朋友。1402年，他在写给另外一位权贵（Ludovico Alidosi）的信里又重复这个意思：“亲爱的路德维科，但愿您的力量、用心和乐趣在学识而不在权势，在心智而不在身躯。（meus autem Ludovicus sensu，non viribus，mente，non corpore vigeat，exerceatur et delectetur.）”跟当权在位的人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是劝他为政临民要谨慎从事，别腐败？还是说不要把荣辱得失看得太重，想开一点？不管怎么样，萨卢塔蒂对此屡屡言之不倦，说明他认为研究古典文化可以陶冶性情，影响处世为人的态度。在同一封信里他又表示，有身居高位的朋友的支持，人文学不愁没有前途：“总会有一个地方，一个避风港，一个庇护所，让人文学得以憩息生存，这支灯火不会总是出自芸芸众生间的低矮僻居之所，它将会从俯视公共事务的最高处，像灿烂的天体一样放出光芒。（plane quidem erit aliquis studiis humanitatis locus，aliquis portus et aliquod tandem asylum，ubi valeant respirare，nec semper ex infimis mortalium latebris hoc lumen erumpet，sed ex altissima rerum specula，veluti celestis quedam corruscatio，radios mittet.）”这是萨卢塔蒂晚年的感慨。
和上一段文字相承接，彼得森引用了布鲁尼1428年的一次墓前演说，只摘了一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人文学在萨卢塔蒂身后的二十年间所经历的变化。布鲁尼说：“人文学，人类最显著、最美好、最特殊的秉性，公私生活中都不可或缺的要素，以文辞修养而显得雍容大方并且以我们的城市（译按：即佛罗伦萨）为策源地的学问，终于在整个意大利成长壮大起来了。（Denique studia ipsa humanitatis，praestantissima quidem atque optima，generis humani maxime propria，privatim et publice ad vitam necessaria，ornata litterarum eruditione ingenua，a civitate nostra profecta，per Italiam coaluerunt.）”今非昔比，人文学走俏了。
彼得森对他所摘录、收集的这些段落有一个总的看法，表达得非常别致。他先引了科利思泰勒的一段话，然后又模仿科利思泰勒的笔法，写了一段自己的话。以下是这两段的译文。
科利思泰勒在1954年的一次讲演里说到“studia humanitatis——人文学”的含义，他说：“在西塞罗和格利乌斯等等古罗马作家的文章里，这个词语显然是笼统地指一种文科或者文学教育，这个意思在14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学者的文章里重获行用。到15世纪上半叶，人文学所指的是一组界划明确的学科，它们是：语法、修辞、历史、诗、道德哲学。各科的研究，照当时的理解，都包括阅读和解释该科的古代经典，以拉丁文为主，希腊文次之。”
彼得森对这个说法有所修订。他说：“在所有古罗马作家的文章里，这个词语（人文学——studia humanitatis）显然没有被当作一个概念来用，但是有些作家，诸如西塞罗和格利乌斯，以其对‘人文——humanitas’这个概念的关怀和定义极大地影响了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意大利学者。到15世纪初，人文学所指的是一些界划模糊的语文学方面的想法和做法，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确定文本的真相，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文本的传布和解读。由于这种语文学的兴趣的对象是古代世界，材料来源主要是古代作家（包括古代教会的作家），学者的知识也就没有明确的学科的限制，而是兼容并包。这些学者们认为他们的研究跟当时的社会有关系，因之感到有责任把他们新近发现的古人价值标准和见解散布给活着的人。”
彼得森这段话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原始材料所提供的情况。如果不是要和科利思泰勒作对，他是可以说得更加切实浅明一些的，不必这样啰嗦缠绕。他对科利思泰勒的修正，实际上只有一点，那就是指明在萨卢塔蒂的时代，人文学尚属初创，说它已经成了一组界划明确的科目，于史无证。至于“人文学”的意思在古代模糊芜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兼通各科，还有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科利思泰勒在其他地方都有论说。但是彼得森筛选收集的段落展现了“人文学”的一些真实、鲜活的形象，这可以说是文学史、思想史的考古实证，是了不起的工作。彼得森是人文主义研究的有功之臣。
以“二三事”为题的文章，一般是写某个人的。比之于传记，它不够全面，比之于推荐信或者揭发材料，它的针对性不够强。作者只是就自己所知，写写有关这个人的几件事。本文用这样的题目，也是这个意思。“人文主义”是一个词，但是它也像一个历史人物，产生于特定的环境，生活于特定的时期，身后也有种种始料未及的影响和毁誉。这篇文章介绍的是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来源。有的读者可能觉得这些来源跟他所说的人文主义没有关系，那也无妨。以新词形容旧事物，或者以旧词形容新事物，是语言发展中常见的现象。“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荣绊此身？”杜甫说的物理跟爱因斯坦研究的物理明显是两回事。只要明白此物理非彼物理，不要两相混淆就行了。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