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选择和这一制度演进的背景是两个基本国情或者说两大基本矛盾：一个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另一个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占地资源的固有特点；城乡二元结构固化一方面是经济成长特定阶段的规律（工业化发展要以农业产出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所致，另一方面也与人地关系紧张这一基本国情相关。庞大的农村人口规模使农民无法同步享受赶超型经济增长的好处。在这两大背景下，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在改革之初被确立为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均分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小农户经济，并在3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力求完善。这一基本经营制度一方面适应了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同时也适应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同步以及城乡社会保障的不均等现状。改革30多年来，在不断完善家庭承包制小农户经济的过程中，资本和部门化的资本下乡，成为联结小农户和大市场的中介。这给日益紧迫的农民合作化带来了重大影响：专业合作社往往容易发展成“大农吃小农”的合作社，单纯靠规范合作社治理结构还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本文的任务是，立足30多年来，市场化背景下家庭承包制的演变逻辑和农业政策的发展，揭示这一特有的合作社发展背后的各方力量结构和相互作用原理，提出以加强国家介入、发展多层次综合合作体系为目标的农民合作化的新道路。

首先，文章从逻辑上分析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一个逐步扩大的市场环境下的演进趋势，并提出改革30多年来基于这一逻辑的农户经济组织化的突出必要性。其次，概述30多年以来农户经济的分化，以及部门、资本下乡带来的部门、资本相对于农户的经济和社会优势。再次，本文将直接分析当前提高农户经济组织化程度的主导形式，即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败得失。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前述的农户分化和部门、资本优势的既定结构下发展成“大户吃小户”的合作社，农户经济组织化可能演变成兼业小农不断边缘化的农户经济组织化。最后，针对现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非预期前景，本文提出发展综合合作体系作为农户经济组织化的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