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的《空间概念的演化：物质的、地理的抑或是精神的？》一文将空间概念自地理学等传统的学科向多学科（人文领域）的转移做了一次细致的梳理，并且着重阐述了空间概念在此转换中出现的含义演变。尤其是经由几位理论家的努力，空间概念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该文第二部分“空间的建筑规划学描述范式”一节里，作者对空间概念在建筑中的表现状态也有一定的描述。作者的看法是建筑所发挥的围合功能产生出了空间的分割，且带来空间形式的涌现，另外，空间形成后与人的行为也具有直接关系。出于后者的原因，建筑与城市的空间成为“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现象”。

这一关于空间与建筑学之间关系的理解因为对文章的主旨关系不大，所以一笔带过，未加细述。但是，对我来说，其中却尚有颇多需加厘清之处。一方面，就建筑学学科来说，空间概念与其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联。它直接关涉现代建筑的学科建构。另一方面，在当代建筑文化研究中，现代的空间概念（也即该文所重点谈论的列斐伏尔等人所推出的空间概念）也对其有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两者平行发展，却有诸多相互印证之处。

本文将对这两方面的问题略作论述，以对前文在此“空间”处的空白加以补充。

首先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谈起。对于建筑研究者来说，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其《空间的生产》、《空间与政治》等著作广受建筑学者的欢迎。原因当然在于空间一词与建筑的密切关系。从20世纪初期现代运动开始，空间这个概念就逐渐成为建筑设计领域和建筑理论讨论的中心。对建筑师来说，它取代了古典建筑学的形式、风格、比例、装饰等经典概念。在赖特、密斯、柯布西耶等建筑大师的推动下（他们创造出“流动空间”、“统一空间”、“弹性空间”、“第四度空间”等全新的设计理念），空间不可撼动地成为建筑设计者的主题之一。尤其是50年代一群年轻的美国人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建筑学院所进行的一场短命但是影响极为深远的教学改革，将现代空间理论“透明性”概念正式引入到建筑设计的学科自主建制当中。可以说，现代空间概念是现代建筑学科的核心概念之一。

对于建筑史学家和理论家来说，空间这一概念意味着新的历史写作的可能——我们可以用空间概念重新梳理建筑史的脉络，建立新的历史联系。吉迪翁的著作《空间、时间、建筑》用现代时空观来衡量现代主义建筑的坐标系，并以此为出发点对这一新的历史加以描述。赛维的《建筑空间论》也是同样思路。

总的来说，空间是现代主义建筑的几个关键词之一。它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但是，这一理论却因为空间一词的关系而逐渐为建筑研究者所熟知。

当代建筑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学化了。现代运动之后，类型建筑的大幅度增加（各种工业、商业、居住建筑），住宅市场的普遍化，社区意识、地产投机、历史城市价值再开发与其中心地位的消解，这些问题使得建筑研究不可回避地跨进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关于建筑艺术价值的讨论已经不再有意义，这已不能催生出一种关于建筑的新文体。要想使建筑文本具有时代意义和介入现实的力量，就必须使建筑成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并且，这一社会关系是政治性的，它涉及阶级差别、政治斗争，且与个人.生活不可分割。总之，它事关当下时代的新道德观。一些研究者（比如意大利的威尼斯学派）在运用了诸如滕尼斯、韦伯、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等德系的社会学理论之后，开始接触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和福柯的权力一空间等法系理论。由于“空间生产”理论模型和建筑、城市、规划、居住等建筑学内容存在大量的交叉，所以它为建筑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灵感。

尤其在城市领域，许多研究者相当自觉地将“空间生产”所提供的城市研究新系统引入进来：建筑是土地、空间流通的首要部门，它是生产的一个核心分支；建筑和交通工具、道路、公路一样，在现代城市中是一种空间的生产性消费；消费的空间和娱乐的空间，是建筑师与规划师的新课题，也是资本主义自我扩张的结果；世界市场和空间战略；空间—权力—技术官僚—社会管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根关系链。并且，列斐伏尔从空间角度为城市所做的定义尤为重要：“城市是资本生产的典型场所，城市问题是其内在矛盾最集中的征兆。”列斐伏尔之后的卡斯特、哈维、萨森、史密斯、索亚等人在城市与空间方面的理论和相关研究，更是广受建筑学界的欢迎。

这些理论既影响了城市研究者，也影响到建筑师，其中最重要的是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他认为全球化的空间是一种垃圾空间，在这种空间中，一切原有的空间概念、建筑概念的意义都消失了。同时，在这种空间中，城市的发展开始遵循一种特殊的规则。以这种规则建立起来的城市模式就是广普城市。广普城市认为从中心和可识别性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是一件好事。因为广普城市不需要依赖什么历史，也就不会陷于什么依赖的恶性循环。它除了反映当今的需要和当今的能力之外什么也不反映，它是一种没有历史的城市，它有足够的能量容纳很多东西。广普城市是大部分都市生活进入网络时代之后的产物。在它之中不再有那种集中式的事物的同时展现，取而代之的是空间彼此分离的个体活动。广普城市把人们通常理解的城市特征倒转过来。公共领域在逐步消亡，城市只能容纳汽车的活动。它基本上呈不规则片段形式——它是同一结构的无限重复。库哈斯的空间理论可说是列斐伏尔空间政治的极限推导。资本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就是所有秩序、价值的颠倒和消解，资本主义扩张的最终结果就是以垃圾空间抹去一切历史和深度意识——所有事物都漂浮在平庸的水面上。

库哈斯的建筑创作也遵循着播撒式的空间弥散模式。他在德国、美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城市的重要地段当中设计完成的巨大的、“丑陋的”大型建筑制造出一系列丑闻。它们的作用在于在宽泛的社会空间中营造公共事件。而在亚洲地区，比如在新加坡和中国，库哈斯则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亚热带国家的空间属性更接近其广普城市的空间属性——分散（又高密度）、片段、无中心、去历史、无深度。它们似乎是列斐伏尔空间政治的最好案例。

新加坡建筑师威廉姆·林对于当代城市空间观念的理解和库哈斯基本一致。在其著作Alternatiue（Post）Modernity中，林发明了一个词：（后）现代性空间。他认为，（后）现代性空间是彻底包容性的，且有着多种概念化的可能——从智力上、精神上、艺术上、文化上到物质上和事实上，都是如此。（后）现代性这个词，清晰地意味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复杂的、相关联的流动性和杂交性。后现代是个全球文化现象，它的活力和差异也是包容一切的。林的城市空间理论以亚洲新城市为依托。列斐伏尔的世界市场和全球空间战略虽然还未涉及亚洲，实际上，新加坡、迪拜、上海完全可以成为其中的案例。

尽管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很多方面（特别是城市方面的问题设置）给建筑、城市研究提供了许多直接的研究线索和方向，但是其真正主线的作用还未被开发，那就是空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资本主义的剥削与统治之间新型关系的启动器。换句话说，空间是用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概念。它既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也是一个生产性的概念。所以，在列斐伏尔的文章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这样一些空间表述：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到维持的，空间是统治阶级分散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具，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是世界空间式的，消灭土地所有制的方法之一是占据和占有空间。这些表述才是空间生产理论的根本。

所以，要真正引入“空间生产”概念，意味着在建筑领域里设立研究资本主义的主题。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建筑学有其学科内核——设计，以及相关的技术。这是无关意识形态的一个自主发展的小世界。它是经验性知识的积累，也有着一个将知识纳入学科化体系的理性重组过程。在社会学背景下的建筑历史研究中，社会关系是中性词，阶级斗争、社会矛盾与建筑创作的关系是多向度的。也就是说，并非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才是当代建筑发展的唯一深刻历史动因。在建筑的社会学研究中，多重状态的社会矛盾具有客观性，它是诸多能量错动的结果。只有保证这一客观性态度，它和建筑的自主系统才能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能够确立现代建筑史的特定背景和起源（弗兰普顿、塔夫里等建筑史学家都致力于此），但是它不是描述、分析现代建筑运动的唯一坐标。

当然，建筑学的设计（技术）内核，虽然有着自主发展的另一条轨道（相对于政治状况的变化），但是，它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矛盾有着特殊的敏感。也就是说，建筑学者之类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批评常常隔靴搔痒，而建筑实践者的许多行为反倒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的抵抗力量的诠释者或执行者。他们常常用绘画来表现未来的建造技术所创造出来的新的空间模式（它们和列斐伏尔的很多空间描述很接近），或者用反建筑的方式来对空间—权力—技术官僚—社会管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关系链进行拒绝和对抗，比如身体行为。

在《资产阶级与空间》一文的末尾，列斐伏尔为他的空间抵抗政治提出了一个可能存在的行动者——某种特殊的建筑师，他们在宏观的建筑与微观的城市规划的层面工作，并且运用传统的技术和建造经验。

列斐伏尔提出的代表是荷兰的康斯坦特。他与法国艺术家盖伊·德波等人组成著名的情境国际小组。他的“新巴比伦”系列作品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城市模型，拼贴了模型、绘画、录像等多种表现手段。这个作品把居住空间延展和变形为一种无限蔓延、经常变化的匀质的城市结构，它提出一种中间尺度的城市模式（在村庄和大都市之间），这正好符合列斐伏尔的观点。而且城市飘浮于空中，似乎也为消除土地所有制，打破所有制关系提供了一点可能性。康斯坦特和情境小组是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新先锋派运动的组成部分。与之同时，英国的阿基格拉姆小组、意大利的阿基佐姆、超级工作室等团体的创作也有明显的政治抵抗意识。超级工作室的“不停止的纪念碑”是一个玻璃体的连续堤坝状物，它贯穿世界的诸多大都市的中心地带，使之陷入沉默。这是对消费世界和商品世界发展至尽头的一个视觉寓言。他的“从A到B的旅行”是一个行为作品，其意图是以日常行为来挑战消费社会的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的控制。阿基佐姆的“无尽之城”、“同质居住”是一个各向同性的均质空间，它类似于超级市场，服务周全但是了无生气、令人厌烦。这种强迫症式的空间是消费社会的一个广泛的表达。它也是列斐伏尔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空间的均质处理的描述的最直观的图解。正如阿基佐姆所说的：“在超越了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各种扭曲之后，一个国家可能会平静地诞生，这将是一个既无物质产品又无垃圾废物的世界，这将是这样一个区域：在其中，思想就是能源和原料，同时也是最终产品，一种唯一供消费用的无形实物。”1651337

在当代的先锋派建筑师中，也有许多类似的活动。纽约建筑师迪勒+斯科菲迪奥的作品基本都是以装置和行为作为表达形式。他们的作品的政治对抗性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对当代建筑学中空间概念有着列斐伏尔式的阐发。“旅行：手提箱研究”就是一次关于空间的生产。这是一个装置作品，由50个完全相同的手提箱组成。它们用从屋顶上拉出的钢杆和钢丝绳悬挂在人的视线水平处。箱子打开，倾斜45°角，每一个都题献给美国50个州之一的旅游点。箱中有一块平板，板上拓在透明油漆里的是一幅延展开的美国地图，这幅地图用线将每个州同它相应的手提箱联系在一起。挂在手提箱把手上的是一张航空行李标签，标签上盖着这个州两个缩写字母的印章。每个打开的手提箱中间垂直地夹着一张来自它所象征的那个州的某个地方的明信片。每个箱子都是一个信息库——地图、场地的明信片影像、各州的旅游业信息、关于场地的不同的晦涩引文。信息的传达运用的是一套极为精密的视觉处理——玻璃、镜子、光线、透明性、反射。

这一作品带有强烈的文本特征，它利用文字游戏和视觉游戏来创造出对空间、历史、事件的记忆。这些记忆是一种完整的体验，是隶属于个人生活的，也是人的某种存在形式。这个作品的许多信息都传达出空间与权力的关系。比如，马里兰州那段关于土地与征服者的引文摘自福柯的文章。

空间的政治抵抗似乎都会落到身体上面，这是一个趋势。或许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审美的身体活动规则，空间才能摆脱工具化的命运，重归个体生命。这是当代建筑先锋派们的自主活动，也正是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一个侧面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