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现代性看做是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特性，它指涉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现代化特色，且完全有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些特性”，那么，以“中山公园”为切入点来分析中国现代性的诞生，的确是一个颇具匠心的视角。

陈蕴茜《作为现代性象征的中山公园》（以下简称《中山》）一文，围绕近代中山公园诞生的历程，阐述中国现代性概念的内涵，讨论国家权力运作与中山公园建设运动、中山公园空间构成与现代性呈现、空间设置与现代性规训等问题，可说是以日见之事，示难得之义。

作者的学术背景为民国史，深谙梁启超倡导下的近代史学方法即“以学术史材料作方法论文章”之要点，淡化了学科观念，自觉地进行了跨学科的专题性融合研究。特别是在运用原始资料、对背景的重视程度上表现出具有特色的注释技术。此文吸取社会学构建典型概念、寻求事物通常规则的方法，从历史学角度对中山公园这一个别的、有文化意义的事件，进行了因果关系的分析和意义阐发。现代性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现代性就是现代精神问题，因而如何将现代性与传统的讨论引入一个崭新而有趣的氛围，是有一定难度的。与其说，作者将中山公园视作中国现代性的标志，不如说是将其当做社会事实研究的典型元素，无论在研究单元的选择上还是核心概念内涵的剖析上，已超越了现代性的范畴。

毋庸置疑，公园自诞生起，因普遍形成的民生意识，已经有着深刻的现代性。1833年就因席卷美国的公园运动而引发了美国城市规划革新。辟建公园有助于建立社会、心理和政治秩序，达到控制土地利用及塑造城市形态和景观的双重目标。中国则于1914年在朱启钤的倡导下，改北京社稷坛为中央公园，此举是中国传统空间秩序发生变革的首创。1925年，中央公园为孙中山逝世公祭会场所在，故于次年改称“中山公园”，是中山公园之滥觞。1929年《首都计划》还以公园面积及配比指标进行了南京与欧美各大城市的比较分析。《中山》一文以传统与现代空间置换的视角，注意到公园作为一种新的现代公共机构的兴起，与公共体育场形成空间重叠的特殊性，提供了考察空间改变与重组过程的可能，中山公园的应运而生是文化刺激或者说文化建设对空间生产的推动。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山公园”之命名，实际上是一种观念、意识对空间进行控制的体现，改名更是对原有空间意义的重构，反映出改名者对空间新生意义的强调。作为社会运动之一，中山公园以符合价值取向的策略，建立了扎根于习惯与信念的制度性结构，实现了一个文化（即文治和教化）过程。事实证明，中山公园作为三民主义教化空间、民族主义象征空间推动了公共风尚的传播和凝聚。也就是说，中山公园作为意识形态教化的空间，主要通过空间象征系统的建构得以实现。作者意识到中山公园的意义是作为社会结构演变的因素蕴涵着制度化状态倾向，这一说法是敏锐而中肯的。

作者擅长运用现代性语汇和学术命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尝试，条分缕析之中不乏精辟论述。尤其是在如何将一个背景性概念变成一个实体范畴，使空间分析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研究范畴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诚然，如果空间是被生产的，如果有一个生产过程，我们不可避免地涉及“历史”。作者具有良好的历史学素养，驾轻就熟地行驰于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文章既处理了现代性，也处理了社会空间的命题，超越了一个普通的受现代性理论形塑的空间分析框架，建构了更有张力的、具有历史考辨意识的社会空间分析文本。

作者意识到中山公园的现代性还体现于空间的交杂性上，譬如传统空间与现代空间并存、纪念空间与娱乐空间融合、教育空间与体育休闲空间重叠，这是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语境所决定的。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山公园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包含着一系列社会和文化上的特质，凸现人的能动性在空间建构中的重要性。《中山》所述“中山公园的空间形构极好地呈现了这一现代性，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以及强化国民规训的特性，而这恰恰标志着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现代性的诞生”，响应了将社会因素与城市空间因素结合的“社会空间方法”，强调了空间的象征意义，为以空间思维审视社会结构的变革提供了个案分析的尝试。

我们在对城市空间过程的分析中，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假如政治被认为是从外部强加给空间的，并不构成空间的固有成分，那么，辨识出社会互动如何以同一性的形式延展并改变社会运行机制的程度就不能回避了。中山公园作为政治施加下的文化行为，其改变社会结构的程度如何考量是有困难的。更有意味的是，公园这一极具现代性的公共空间，却是依照相当传统的方式导致了中山公园遍布中国大地。如果我们真的能将中山公园的出现视为中国现代性的诞生标志，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排布一下中山公园的空间分布形态，将其视为现代性在中国大地上推进的方式？再追问的话，这样一种推进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否可以更好地回应《中山》一文中“将现代性看做是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特性”的定义？

再者，中山公园有着统一的命名话语、统一的空间布置，它在建立现代性同质化空间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性与地方性。随着越来越多地对现代性持有怀疑，不断导致了对“存封经验”的再启封，试图对相关概念及内涵重新辨识。可以说，回答中山公园这一特定社会空间的意义及其影响这一命题，同样需要借助长时段历史眼光加以考察，毕竟任何价值判断都难免在历史面前遭遇尴尬。

诚然，传统很容易以讹传讹，传统学术很容易一叶障目，历史常被断章取义而沦为各种说辞与附庸，为维护传统、集体同一性所进行的历史反思同样令人怀疑。因此，是什么会导致人们对历史重新回顾与评价？如何理解历史的作用似乎更耐人寻味。当然，《中山》一文特别的视角，不由令人想到中山陵，它是中国第一个按现代方式进行国际设计招标的工程，同时，也是一个沿袭明清帝陵布局方式、极具现代性、向公众开放的“三民主义”领袖的墓园！在当今的中国，任何过于纯粹的理论追问，都必然要陷入理论的沼泽，但是，追问依然是必要的，因为它使人理解了什么叫复杂或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