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生产关系不断变革时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动荡的，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是现代有别于传统的特征所在。他形象地描述道：“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652426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个说法几乎成为现代社会特征最为贴切的表述。今天我们重温马克思的这段话，一定会有更加深切的体验，并深感马克思犀利的批判性眼光。如果说马克思的说法还只是描述了19世纪的发展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新的发展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社会学家鲍曼通过研究发现，我们已经从“笨重的现代性”进入了“轻快的现代性”阶段了，特别是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的到来，我们已经从一个硬件社会进入了软件社会。1652427时间作为空间不可或缺的第四维，正在以现代性的加速度呈现出来。鲍曼的说法是，对空间的控制首先意味着对时间的驾驭。1652430于是，速度改变了我们的空间及空间体验！物质的障碍不断得到克服，虚拟的赛博空间更是点击到哪儿就到哪儿，速食改变了饮食空间和习惯，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牢靠，速递、闪婚、快餐、高铁、直播、短信、电邮、视频……无数以快速为标志的活动、技术、事物被发明出来。一个习惯于网上冲浪的人一定对乡间没有电脑和网络的生活极不适应，速度已经成为我们空间判断的基本尺度。

关于现代性与速度关系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但对速度如何改变空间的形态及其主体的理解却是一个有待深发的论题。现代化说到底是一个不断提速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像是人们在高速公路上飙车的状态，愈快愈快，总觉得没达到速度极限！就像汤姆林森在其《速度文化》一书中所言：“尽管许多人不断地抱怨生活节奏太快，一些人竭力组织起来反抗快节奏，但这从来不会（至少现在）转换为一种肯定性的社会哲学，以此在文化想象的中心地带强有力地取代速度。加速度而非减速度始终是文化现代性永恒的支配性主题。”1652433于是，今天的社会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速度政治”。这种“速度政治”以崇拜速度、体验速度和褒扬速度为标志；速度不再是一个中性的时间现象，准确地说，速度乃是一种肯定性的价值和价值观。今天，在我们的日常活动中，在日复一日的日常工作中，在交往甚至闲睱活动中，“速度政治”始终是一种支配性的价值判断。“快”就意味着效率、财富、成功、现代和进步，“快”合乎逻辑地成为一种积极的价值判断。相反，“慢”则意味着怠惰、贫困、不成功、保守和落伍，慢速乃是一种消极的价值判断。“速度政治”就是一种速度拜物教，在此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中，快速就是价值实现的尺度！以福柯“求真意志”的理念来看，这种“速度政治”以一种二元对立的范畴呈现：快与慢，好与坏，新与旧，进步与落后。1652436这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是对应的，而且往往是非此即彼。又好又快是一种典型的表述；但那种“十年磨一剑”的又慢又好的观念显然已经落伍！

对中国人来说，“速度政治”还有另一层特别的意味。一方面，我们有过几千年灿烂辉煌的过去，它历史性地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一文化结构（有人名之为“超稳定结构”）及其传统；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当西方的坚船利炮以机器速度轰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时，惯于悠闲慢速的中国人第一次遭遇了快速的西方列强带来的丧权辱国之恨。近代以来有识之士一直呼唤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热切地盼望“赶超英美”速度奇迹的出现。今天，在全球经济危机笼罩中，中国以其GDP高百分比的速率增长，成为带动整个世界的经济引擎。“速度政治”的政治意义再一次鲜明地呈现出来，“落后就意味着挨打”这一朴素的说法，今天可以顺理成章地转换为“慢速就意味着落后并挨打”。速度在现时代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无往而不胜的法则！

面对社会生活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高速节拍，这种“速度政治”已不断地内化为当代国人强有力的习性和心理倾向。我们是通过快速超越空间的距离而实现速度政治的，这种政治就必然转化为强烈的速度快感。做事要麻利，决策要果断，反应要迅速，成效要立竿见影，政绩要在短时间内呈现，等等。当今世界，快速意味着一切，而任何慢速都将是落伍过时的。由快速所导致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如同匆匆过客一样，使得人们对空间、空间存在以及空间中的事物产生全然不同于传统的体验和反应。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机场之间来回穿行，坐高铁或磁悬浮列车穿梭于城市之间，我们在办公室不停地在网上查询、通讯和观看，我们在家不停地转换频道寻找那并不存在的“最好看”的节目，我们热衷于快餐因为它可以迅速解决饥饿，我们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扩张城市空间，以一天一层的速度建造一座又一座更高的摩天大厦……高速运转的现代性就像一架无法停顿下来的巨大机器，不断地在扩张和加速。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种现代性的不断加速度与韦伯所说的目的理性有很大关系。照韦伯的看法，现代性乃是世俗的合理化法则对宗教去魅化之后对价值理性的取代，由此目的理性进一步演变成为工具理性。1652438泰勒曾形象地概括了工具理性的关键所在：将一切行为纳入最小投入最大产出的刻板公式之中。1652439显而易见，工具理性的基本要求就是以速度来计量效率，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来获得最大的效益。这种支配性的观念蔓延在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制约着人们行为、思想甚至体验的观念，追求速度及其效益的工具理性已成为布尔迪厄意义上的现代主体的习性。

那么，速度进入空间会带来哪些重要的变化呢？也许我们可以区分为两种空间：高速空间与低速空间。高速空间有许多不同于低速空间的特点，它导致了空间的两极性发展。一方面形成一个不断膨胀的空间，因为移动和变化的速度加快之后，空间的延伸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高速空间又是一个密致紧凑的空间，由于距离障碍被高速移动的工具或介质所克服，所以空间又在不断地缩小。从前一方面看，人的移动范围极大地扩展了活动范围，从整个地球一直到广袤太空；从后一方面看，空间的压缩导致了人以更快的速度穿越空间，空间相对来说就被缩小了。显然，速度的提高造成空间的这种两面性，使得主体对空间及其体验形态也随之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工具理性关心的是结果，而对过程本身并不关注。达到效益的速度本来是一种手段；在高速空间里，通常的现象是手段取代目的，结果压倒过程，这两个关节点往往成为现代性的速度文化的标志。

我们知道，速度的公式是“速度=距离÷时间”。这个公式标明了一种关系，穿越距离的时间越短，速度就越快。著名的地理学家哈维有一个著名的短语：时空压缩。说的是由于交通工具的革命，带来了时空不断被压缩的发展趋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所谓“地球村”的说法不过是这个历史进程的形象描述而已。1652440从秦始皇时代东渡，到唐玄宗时代快马飞奔送荔枝，到郑和船队下西洋，再到今天的喷气飞机和太空船，速度的提升极大地改变了主体对空间的体验。19世纪火车的出现，把人们的视觉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使得中国传统绘画的“山形步步移”想象性转化为真实的视觉效果；20世纪飞机的出现，使得所谓的“鸟瞰”成为我们的日常视觉经验。这些带来了视觉艺术和设计的变革性发展。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随着人在空间中位置移动的加速，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说，高速使得效率极大地提高；但从生存的角度说，人们正在失去对细节、局部、过程乃至生命的深度体验。吃快餐和传统餐的过程、体验和速度之差别是巨大的。看《生死时速》的体验与看《爱情的故事》的体验迥然异趣。回到高速公路的现代性体验上来，快了还要更快，当车以每小时160公里的时速在高速公路上飞奔时，我们几乎看不清周遭疾驶而过的物象和细节。今天，我们的确在失去耐心、细心、悠闲和细品，人心浮躁是普遍的现象。

汤姆林森说得好，现代性的法则是不断的加速度而非减速度。那么，针对这个几乎无可改变的发展趋势，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应对呢？逃离现代性的高速空间躲进小楼成一统显然不是上策，积极的应对策略也许是如何为自己保留一个的慢速空间，一个能够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并深入事物和精神内部的心理和物质的慢速局部空间。这样，我们便会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及其空间的构成，我们就会抛弃那种把家当做过路旅店的做法，我们就会发现被“速度政治”所抛弃的许多东西。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空间发生兴趣，对所到之处的空间细心审视，重新建构起我们和空间之间深刻的关系，并创造出对空间的新的生存体验。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旅行中就不会再像顺口溜所言，“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点拍照，回家忘掉”。风景的意味，城市的意涵，家居的风格，空间里人文的丰富性，历时的沉淀物，都会在那刻意保留的自我慢速空间里呈现出来。先哲王阳明在回答如何理解“心外无物”命题时说道，山里的花朵当你不在时，它将归于寂，而当你看花时，那花儿便“一时明白起来”。萨特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由于主体的出现，灭寂许久的一弯星空才向我们呈现，所以，对于一片风景，如果我们弃之不顾就会失去见证者而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状态之中。其实，当我们习惯于以快速来快看这个世界时，王阳明所说的花儿和萨特所说的星空都无可避免地归于寂。只有当我们以闲散宁静的心态去观照它们时，花儿便“一时明白起来”，星空便展现出这世界丰富的空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