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是一个含义有着巨大拓展潜力的概念。在我看来，它既是物质世界的呈现形态，又是生命的表现形式。这一相关性使得此概念能够成为我们研究许多文化问题的切入口。速度与现代性、速度一政治一价值的三角关系、速度与生存关系等问题已经吸引了文化研究者的关注。总的来说，前面两个指的是速度在当下物质世界中的表现，最后一个则将这些表现转向生命问题。这一转向是速度问题研究的要点所在——也即，对速度的文化研究最终需要提出若干策略，以对外在的物质世界的构造和人的内在心灵世界的构造实施干预。

我们都已经感受到现代城市发展（特别在中国）的速度。这一感受是全方位的（从环境变化到日常生活），且日趋强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直线性的加速度已经成为控制世界运转和我们个体生活的主导形式。这是我们研究的起点。换句话说，有了这一主导形式，意味着我们拥有了研究多种速度形式的参考点。慢速、中等速度、隐藏的速度、平衡的速度、对称的速度，等等，这些速度形式都是对主导性的高速形式的呼应和潜在抵抗。它们之间的角力同样是文化内在冲突的表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旦速度概念进入到某一独立的文化研究领域（比如空间），必然会为其带来许多新的突变。

比如说，“记忆”现在已经是空间研究的一个主题。对空间形态的（集体）记忆的研究，如果加入“速度”概念，情况则大为不同。一方面，这使得对空间形态的回忆速度成为一种可触摸的客观存在。比如历史旧建筑的保护和更新、纪念馆的建造，这些对空间的回忆行为已经是我们研究空间问题的显在对象。但是对它们的建造密度和在城市版图中的分布（在不同的时间段落里），这一回忆的速度表现就常常为我们所忽视。另一方面，回忆速度的提出，也启动了另外一个反向的问题——对空间的某种（集体）遗忘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隐性的，速度概念的介入，也使得它凸显出来。一般来说，空间遗忘的速度是均匀的，或者说是匀速的。这和人的正常生理机能相关，也和物质世界的新陈代谢周期相关。比如说一个建筑甚或一个城市都有其存在年限，这由其物理特征所决定。以此匀速作为背景，空间回忆的速度形式就显得相当丰富。它们大多为点式的、集中式的、功能性的，而且都由文化内核所驱动。换句话说，遗忘总是个人的，回忆则总是属于大他者（引用齐泽克的一个概念）。

那么，在空间遗忘速度与空间回忆速度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对称性？这一组关系是否也蕴涵着对空间建构的外在高速形式的批判和重新理解？在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中，多种速度形式是否已经叠合在某些对象物上，而这也召唤着我们对其进行深度剖析？我们能否在这些对象物上找到空间抵抗政治（对抗空间的高速建构和它对欲望的推动式控制）的作用点？换句话说，那就是我们能否在这些地方建构起高速文化的反面结构，继而平衡高速文化所必然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我们需要寻找空间回忆速度有所体现的位置。实际上，在很多空间回忆的场所中，对高速文化的自觉反抗已经在悄悄进行。南京中华路26号的江苏银行总部大厦项目就是一例。该项目大约在2010年初开工，这是个地上36层，160米高的现代建筑。设计者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海龟”建筑师。基地前方紧挨着的是一个20世纪40年代的旧式建筑——基督教青年会的旧址。这个建筑的历史过程极端复杂，它在20年代完成，毁于炮火之后于40年代重建。除了一开始是基督教青年会外，还曾作为仓库、餐馆（工厂等使用（现在是金塘大酒店）。现在基督教青年会旧址已列入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且在这一波相当激烈的城市建设洪流中存活下来。江苏银行总部大厦项目也涵盖了这一旧建筑的修缮工作——将对其原始面貌进行保护性的更新，以用作银行的高级会所。

江苏银行总部和基督教青年会旧址建筑，这两个彼此相连的建筑就是城市空间主流的高速运转和其所激发的空间自觉反抗的写照。后者借助空间回忆这一目的，在城市建设的旋涡中，极其隐蔽地制造出一个逆向过程，一个反速度。

银行总部大楼的建造模式充分体现出当下城市空间的高速感。首先，其设计风格的定位是现代派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外立面为全玻璃单元式幕墙。其次，从设计到建造的合理化、优化过程被强行缩减，以保证土建的及时完工。实际上，那位“海龟”建筑师的方案甲方并非特别满意，但是为了不影响工程的日程安排便仓促上马。甲方为此特别成立了一个“代建办”，聘用经验丰富的工程监理来掌握工程的正常运行，并且将方案的优化程序见缝插针式地组合进来。单就玻璃幕墙而言，就是两家海外公司竞争，另外则有本地的高校专家独立研究进行补充性参与。这种中国特色建设方式的目的就是保证外在的“速度”形式不受干扰。

当然，该大楼的高速模式并非特例。环顾左右，我们会发现，这只是不可遏止的城市建设洪流的自然表现。中华路2-50号地段原本是南京分析仪器厂的厂房区，现在全部开始拆建。大型外贸集团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出资在该区域建设商住房。而位于中华路2号对面的中华路1号酒店式公寓“观城”也在积极建设中，观城的红街商业区已经开始招商。加上不远处的水游城，很快这一街区就会融合进健康路一中华路一夫子庙所构成的商圈，最终与距离2公里之外的南京商业集群新街口连成一条城市中心轴线，共同形成所谓的“5分钟都市生活圈繁荣核心地带”。这里有多少类型的资本在运动是无法辨识的，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一条疯狂的结构链将有关联的建筑全部卷入其中。银行总部大楼的加速度推进只是顺应大局的正常表现。

两层楼高的基督教青年会旧址建筑身在局中，也不免受波及。这个外表相当漂亮的旧建筑似乎也迎来了新生。功能置换、结构更新、表皮的旧式要素一概保留，这是惯常的处理思路，和环境的突变式革新并不矛盾。可以想见，这一颇具怀旧意味的民国建筑修葺一新之后，必然大受欢迎。因为这显然是新的商业中心区所迫切需要的温情元素。更何况它也体现出南京城市的重要特色——古新交织，相安无事。不过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建筑一层的地基边线需做一次整体的偏移。外在的原因是，原址的地基边线和中华路之间有一个大约10度的夹角，现在要整个扭转过来，使其与道路平行。这一看似小小的动作将工程的难度和复杂性瞬间提高了几倍。而且彻底改变了旧建筑保护更新的正常方式。如果原址不动的话，更新工程只需要将外皮稳定住，然后将内部结构抽换掉就行。建筑表情完全不变，旧有意象保持十足。如果扭转地基，就意味着此项工程的操作次序需要重新严密设计。首先要将建筑的旧式表皮全部拆掉，选择有再利用价值的那部分编号收存起来，然后对建筑的主体重新建造（现在的设想是做大板建筑），最后将再利用的局部元素贴回建筑的表皮。

这一大费周折的翻新工程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旧建筑的保护更新了。在我看来，它把施工复杂性扩大化，逆转、重复建造过程，增加无数难以预见的意外变故的做法，是对外围空间的高速推进的本能反抗。它的繁复的建造过程遮蔽了其本来的目的（对历史的空间回忆）。在墙体、窗户、栏杆、门楣等零星碎片的选择、拆解、保存、重新安装一系列无比细碎的程序之下，我们已经很难对这一旧建筑的原始意义保留清晰的印象。也就是说，我们即将面对的全部是相当技术化的、甚至还未被尝试且有待探索的工作。比如，旧建筑几十面玻璃窗中，只有一扇是1945年的彩色玻璃窗。这扇窗如何拆卸、保存、最后安装在什么位置？这些都需要专项设计和操作。另外，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窗户必然全部换新，这也暗示了所谓历史建筑的历史性正在被悄悄剥离。因为尽管那些窗户是这60多年里更替的结果，但是它们具有历史性的最重要的特征——连续性。那扇代表性的彩色玻璃窗会被十分妥帖的保留下来，但是它传达的含义是断绝，而非连续。

可以想见，改建完成之后，我们还能将它与南京基督教青年会风风雨雨的历史（孙中山参加其奠基仪式）、拉贝日记等创伤记忆联系起来吗？这是一个被艺术性重组的建筑，它将空间回忆主题拉到一个繁复的身体劳作的轨道上。貌似多余的艺术追求和技术迷恋混合成一个与外围的高速空间塑形完全相逆的过程。在江苏银行总部大厦中遭缩减的程序在此得到补偿，一条总体的高速主轴被无数根细小的（打着空间回忆旗号的）慢速线条抵消。

目前来看，这就是一个我们前面谈到的多种速度叠合的空间案例，两种速度模式在默默地无声对抗。当然，我们也难以判断，这一对抗是中国所特有的某种超稳定性的社会结构在起作用？或是南京城特质的表现？

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这里所谓基督教青年会旧址之类的空间回忆只是根导火索，它的作用在于启动空间构造的一个逆向过程。它以多种分解开的速度形式（细碎、拉伸、延缓）来对抗外围的主导性的高速形式。这一对抗是自发的，是空间自带的平衡功能的体现。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超稳定性社会结构作用的结果，这个问题还有待探讨。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情况就更为复杂。因为这涉及南京城所特有的创伤性记忆——大屠杀。这是基督教青年会历史中最特殊的一部分。它在大屠杀中被烧毁，只留下局部外墙，并且在《拉贝日记》中被留下一笔。

一般而言，对于这部分历史的记忆，在公共层面和私人层面上都有着某种难言的味道。公共纪念物的建设一直在进行，但是却并不令人满意，比如慰安所被拆毁之类的事件时有报道。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中国人不重视历史的结果。实际上，这真正表现出该事件以及它所留下的创伤性的记忆太过深重，以至于那些试图将之“历史”化的行为都纷纷失效。这一创伤性记忆已经成为某种精神实体，它的纪念物，无论多庞大、严肃，相比之下都显得微不足道。或者说，它们没有起到什么纪念功能，反而在削弱这一精神实体的强度。所以我们见到的常常是一个反向的结果。那些纪念场所会被商业活动所包围，既混乱又庸俗。大屠杀纪念馆刚完成时还颇有肃杀之气，现在已经变得像个游乐场。附近高档楼盘小区似乎一夜之间纷纷冒头而出（比如著名的“金地·名京”）。似乎南京城对这一记忆的纪念形式不是回忆，而是遗忘（主动遗忘）。遗忘的形式是回避、拆毁、商业庸俗化、转向极少开启的个人记忆……可以想见，如果基督教青年会旧址是个纯粹的大屠杀的纪念场所，它估计会被龙卷风般的城市化进程吞没（就像那些慰安所一样）。它之所以存活下来，我看大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基督教身份——这对抚平心灵创伤颇有功效。而且，这一存活也只是理论上的。基地小小移动的作用正是对关于大屠杀的创伤记忆之残片所做出的最后清理，挑选出来继续使用的元素肯定都是些有审美意味的基督教视觉符号（比如那扇哥特教堂风格的玫瑰窗）。在建筑的保护性更新结束之后，在它成为封闭式的高级会所之后，这将是一个全新的空间场所，而和大屠杀相关的历史也将会被彻底抹掉。

当然，现在该项目刚刚开始动工，许多事情尚不明了。尤其是基督教青年会这部分，大量的细节化的设计工作还未最后落实。但是，无论如何，空间的不同速度形式的交织已经在这里初显端倪。不过，外围的高速无须多言，局部的多线条慢速则还需静观其变。我们已经知道，其中的若干晦暗、纠结的成分，大抵来自某种特定的回忆方式——遗忘式回忆。这一即将成为不在场的记忆残片扰乱了一个本应简单明了的专业技术行为。当然，这是否为南京城所特有还不能确定，但是在随后的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回忆形式必然会对其产生难以预知的影响。顺延着这些过程的具体表征（可量度的速度表现），我们也将会对那些可能的影响作出准确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