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项目批准号为04BZX009),最终成果为专著《现代性的维度》。课题组成员有隽鸿飞、赵福生。
现代性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争论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问题。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理性的文化精神、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目前国内外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实际上都与对现代性的理解和现代性的实际命运相关。胡塞尔、韦伯、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利奥塔、福柯、德里达、波德里亚、吉登斯、鲍曼等人的批判理论实际上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在实践层面上,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危机,以及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中所经历的价值争论和文化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现代性的本质和命运问题密切相关。在我国学术界,现代性在文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的争论话语中,都已经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核心术语之一。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已经取得许多成果。但总体上存在两方面缺陷:一方面是社会学、政治学等实证性学科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分别揭示现代性某一方面的特征,缺少对现代性的总体把握;另一方面是哲学等理论学科的研究成果,往往过于泛化、过于宏大,习惯于抽象地争论是应该捍卫现代性还是批判现代性,是应该选择现代性还是拒斥现代性,而没有在微观的层面和具体的机制上揭示现代性作为基本的生存模式和内在机理怎样无所不在地渗透到现代社会各个层面,并深刻影响现代人的生存。这项成果力图促使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和历史学等研究成果的融合,运用文化哲学和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从现代社会深层的和内在的机理、结构、图式、活动机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方面对现代性做多维度的、深层的、全方位的透视和统摄性理解,并试图建立一种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这一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全面地把握现代性问题,同时加深关于20世纪人类精神演进和文化危机的理解。在实践的维度上,对于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深刻的文化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项成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理论观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按照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概括出现代性的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的丰富多彩和多元差异的具体内涵。在精神性维度方面,主要揭示了四种具体的精神性维度,即基于个体自由和主体性的自我意识、超越性的和进步性的时代意识、理性化的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科学化的和普遍化的宏大历史叙事和世界图景;在制度性维度方面,揭示了四种具体的制度性维度,即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理性化和自律化和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
第二,按照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和微观史学的文献资料,具体揭示现代性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具体历史生成过程和机制。通过现代性维度的“知识考古”(而不是历史逻辑的分析),从发生学或历时的维度揭示出现代性内在的差异性和异质的特征,揭示出现代性多重维度的多元差异的生成路径,以及所包含的无数跳跃性和断裂性,由此说明现代性的生成和演化并不是一种必然的线性决定论的进程,而是一种文化选择、摸索、融合、交流、碰撞、冲突的结果。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加以分析,即理性化进程的非连续性、曲折性和跳跃性;现代性维度历史生成的非同步性;现代性维度历史生成的多样态性和多通道性。这一分析给我们重要启示,即现代性的生成并不是线性决定论的必然结果,而是各种具体文化选择和交汇的产物,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建构不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的简单复制。
第三,按照文化哲学和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具体探讨了现代性诸维度之间的内在张力机制和张力结构,为具体地把握现代性的内在活力和危机特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关于现代性多重维度之间所形成的复杂“星丛”的具体分析,从共时的视角说明看似一个无所不包的理性整体的现代性,实际上是一个包含着许多内在差异、张力和冲突的复合体,是包含着无数叠加的、交错的、断裂的、非连续的沉积层(维度),其内在的各种维度之间呈现出相互支撑、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冲突等多种关系,相应的,现代性的危机也具体体现在各种维度不同的局限性或者不同维度之间的冲突所形成的危机。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这一共时的结构和机制分析,即现代性的结构和机制中神圣与世俗、宗教与理性的张力;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和精神性维度的张力;现代性的多重具体维度内在的、复杂多样的张力。这一分析使我们关于现代性的内在动力机制和危机机制形成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把握。
第四,基于上述关于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张力机制的微观政治哲学的分析,明确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对待现代性应当有一种清醒、沉实、务实、合理的态度,我们在思考现代性时,不应当站在现代性之外或之上,成为高高在上的,对启蒙和现代性进行非此即彼式的“取舍”的审判者和仲裁者,而应当把自己降格为现代性的内在反思性的澄明者,以及现代性潜能的激发者。在这方面,主要表述了这样几个观点:现代性毫无疑问具有危机特征,在一些条件下还具有十分严重的危机症状,甚至给人以某种不可救药的错觉,但是,现代性的危机是具体的、差异化的、多样态的,而不是整体化的和同质性的普遍危机,不是某种致命的绝症;既然现代性的危机是具体的、差异的和多态性的,那么,对现代性危机有效的和合理的反思和批判也必须是具体的,而不是不加区分的和笼统抛弃的;从现代性的具体性和现代性危机的具体性,我们看到了现代性在空间布局和传播中的具体性,在一定意义上,现代性的潜能的来源之一,正在于它在空间中的传播能力和在互动中的变异和更新能力,后发展国家建构现代性的过程不是西方现代性的单向输入的过程,而是通过自觉的文化选择,与西方现代性相互制约、相互冲突,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修补西方现代性的过程;现代性的潜能的更重要的来源根植于理性内在的、深层的和自觉的反思性(reflexivity),这是理性固有的自我反思能力、自我批判能力、自我超越能力和自我修补能力;从现代性的自我反思性的视角来看,过去几十年风靡一时的各种宣称彻底批判、超越、扬弃、取代现代性的激进的后现代文化批判思潮,在根本上并不是现代性理性精神之外的全新东西,而就是现代性的彻底的理性精神的极端表达和激进表征;后发展国家应该学会具体地、微观地分析具体的问题,学会运用文化的具体的学习机制和选择机制去平和地分享现代性的具体成果、抵御现代性的具体风险、克服现代性的具体危机、呵护现代性的反思性机制、激发现代性的更多的潜能。
这项成果除了在现代性具体维度的揭示、现代性维度的历时生成机制的分析、现代性维度的共时张力结构的探讨等几个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外,还特别注意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反对传统意识哲学的抽象化理论思辨,主张运用文化哲学和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开展现代性的微观机制研究。文化现象和文化机理具有“非线性决定的”、“选择的”和“微观的”等基本特征,而微观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权力同样具有微观的和具体的特征,在这个层面上,微观政治权力同文化力量或文化权力是合流的。因此,运用文化哲学和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才可能真正深入而具体地把现代性理解为非中心的、弥散的、微观的、内在机理性的存在现象,理解为内在差异的、非连续的、异质的、层积性的、断裂性的微观存在现象。第二,为了使文化哲学和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落到实处,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都自觉地把哲学研究同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等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这项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在于:第一,在理论上对于推动现代性研究走向深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这项成果是目前少有的自觉地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多重视角结合起来开展深层次的现代性反思的成果,它从不同方面揭示现代性的多重维度,有助于克服现代性研究中的零散化、表面化和笼统化的缺陷,形成更为扎实、全面和可靠的现代性认识,并形成比较冷静和全面的价值判断。第二,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目前,文化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国内学术界的热点研究领域,这项成果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一个如何运用文化哲学和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开展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研究的范例,对于文化哲学和政治哲学乃至社会历史理论的进一步完善,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在实践层面,这项成果有助于形成一种健康的和合理的关于现代性的态度或价值取向。对于中国等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国家来说,关于现代性维度的认识,有助于避免关于现代性“非此即彼”、笼统取舍的简单化价值态度,形成更为冷静、合理和有利的现代性价值态度和实践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