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金滢坤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项目批准号为06CZS011），最终成果为同名研究报告。课题组成员有盛会莲。

该成果认为，唐代科举制度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领域，相关研究成果积累相当厚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研究领域。因此，要在唐代科举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该选题则是避开了学界对唐前期科举制研究集中、成熟的现状，选择中晚唐五代，是因为这一时期正处在唐宋变革的关键时期，许多重要制度、社会风气的变革都发端于这一时期，抓住了中晚唐五代科举研究相对薄弱的特点，从科举与社会变迁的角度大大拓宽了科举研究的视野，使科举制度研究取得了一个新突破。

魏晋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之法”与门阀官僚政治相适应，并不符合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随着空前统一的隋帝国出现，专制皇权便有意废黜维护士族利益的察举制，充分利用科举考试公平竞争的因素，打破了门户界限，抑制士族门阀势力。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的作用最大，科举取士最终成为最为重要的选官途径，基本上打破了门第、士庶之辨的观念。科举制度作为唐宋变革时期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不仅是导致唐宋社会变革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治学者特别容易忽视的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制度之一。从科举与社会变迁的角度研究唐宋社会变革角度入手，更有利于探明科举制度中的许多历史难点，并揭示该时期社会变革的深层次原因。该选题的研究，试图通过揭示中晚唐五代科举制度的发展规律及其对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主要内容和一些重要观点值得学界关注。

该报告分为两个层次：第一至三章是有关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制度层面变革和完善的研究，属于科举考试制度层面的问题，是研究基础，也是对中晚唐科举制度层面重要变革的一个概括。第四至七章则是研究重点和核心，力求从科举与选举制度、科举与入幕风气、科举与婚姻观念、科举与社会阶层等角度探讨科举对中晚唐五代社会变迁的影响。

第一章“中晚唐五代科举制度的变革”，作者避开了老生常谈的问题，从中晚唐五代常科科目的变革、制举的变革、吏部科目选的变革等角度，对有关中晚唐五代进士科、明经系诸科的一些前人没有注意的重要变革进行了深入探讨，重点对逐场定去留、“五科”考试等前人没有注意的问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证，从而对中晚唐五代制举考试的变化和制举试策进行了全面梳理，特别是对制举文体演变的讨论尤为深入，矫正了以往学界对其认识的不足。

第二章从中晚唐五代的乡贡与冒籍、锁院制度的确立、中书门下省复核和复试制度、科举考试监察制度的初步设置四个层次，系统地探讨了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程序的完善与变革，有助于改变学界对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层面不太清晰的认识。

第三章从中晚唐五代的省试试官、别头试与子弟之争及座主门生、同年与朋党的关系等层次探讨了中晚唐五代科举省试与社会变迁。作者认为中晚唐知贡举主司多以礼部侍郎、中书舍人等清望官为主，礼部省试的权知贡举使职化，有效地选拔了天下英彦，对防止省试舞弊现象的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知贡举主司的高科第出身，即高文化素养，是省试公平进行的必要条件，但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的主导权控制在士族、小姓手中，士族和小姓仍然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优势地位，这些重要的论断，前人已有提及，值得重视。作者还认为中晚唐子弟问题的出现是中唐以后以科举出身的新旧两大官僚士族势力展开权位和利益争夺的结果，随着党争的强弱，子弟问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最终代表以科举出身的新兴官僚士族牛党（牛僧孺为首领）全胜，子弟问题主要变成官僚阶层内部利益分割的问题，并逐渐淡化；而进士朋甲也只是政局变化的一个附属品，座主门生、同年关系变成了官僚仕宦相互提携的重要纽带，也是中晚唐朋党形成和党争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座主门生、同年关系容易导致党争，在政治上易受牵连，同时对国家官僚队伍的建设产生了不良影响，妨碍了皇权，中晚唐五代的座主门生关系逐渐受到限制，并向“圣主门生”的观念转变。

第四章分中晚唐五代科举出身与铨选的关系、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两个层面，探讨了中晚唐五代科举与选官制度的变迁。作者认为开元以后科举才对整个中晚唐五代的铨选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诸色出身中以进士出身入仕尤为俊捷，制举次之，进士科出身者逐渐成为宰相等清望官的主要后备人选。作者分德顺、宪宣、懿哀、五代四个时期，用统计数据分析了宰相入仕的出身，认为虽然总的趋势是科举出身者逐渐占主导地位，以门荫升迁宰相的概率逐步衰落，非科第出身者升迁宰相的概率也大为减少，但是科举出身在入仕与升迁中对士族和小姓更为有利，不过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士族和小姓入仕、升迁的资本主要是看才华，而非门第，士族已经不能垄断高官。

第五章从中晚唐五代铨选制度变化对及第举人入幕的影响、及第举人入幕的选择与程序、及第举人入幕对藩镇的影响三个角度探讨了中晚唐五代科举与入幕的关系。作者认为：中晚唐铨选制度的变革不断放宽对及第举人入幕的限制，直接导致了及第举人入幕风气的形成，致使“大夫公卿者十八九”为幕僚出身。与此同时，中央为了控制方镇，并与其争夺人才，也通过放宽铨选限制和采取鼓励新及第举人入幕使府的方式，然后再召回中央，从而达到控制方镇和笼络使府人才的目的。而大量及第举人入幕，对方镇的势力变化、官员选拔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六章从中晚唐五代科举与婚姻观念的变迁、科举与榜下择婿风气两个角度探讨了科举与婚姻观念的变迁。作者认为，在中晚唐选举制度以门第、科第并重的情况下，婚姻自然以科第和门第并重；从唐前期世人婚聘重甲族，至晚唐五代重门第与科第，再到宋代重科第与官位，正反映了科举制度对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

第七章从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阶层的变迁、科举与大士族的变迁两个层次，剖析了科举制度与社会阶层的变迁。作者认为：科举制度在促进士族瓦解及士族趋向城市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唐五代科举对选官制度、婚姻观念等方面的影响，都会体现在士庶社会阶层的升降方面，从而导致社会阶层的变迁，最终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某种平衡。因此，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分化和促进了士族的衰落。

总的来讲，该成果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中晚唐五代科举制度的变化对选贤、婚聘观念变迁，以及官僚制度形成、社会阶层升沉、士族中央化等产生的深刻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力图说明科举考试改变了中晚唐五代选举标准、婚姻观念，淡化了社会阶层，从而破坏了中古士族社会，为后世的官僚制度奠定了基础。作者敏锐地抓住了省试中出现的科场复试与子弟之争、朋党与朋甲、座主门生与朋党等关键点，从而把科举考试与社会深层问题结合起来。在资料掌握方面，作者在充分掌握传世典籍的基础上，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新出土墓志、敦煌文献，从而充实了科举研究关于社会底层资料的不足，丰富了科举研究的视野。作者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掌握得比较充分，学术史回顾得体，较为全面地掌握了国内和日本、韩国、欧美及港台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很好地借鉴了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提出的士族、小姓、寒素新的社会结成划分理论，深入地阐释了相关问题。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科举与婚姻、科举与社会变迁、科举与清望官、科举与士族中央化、科举与冒籍、科举考试程式的健全等学术界研究薄弱、盲点的等许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其次，作者在传统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研究基础上，利用统计学的研究方法，使本课题的研究领域、深度和微观方面都有较大改观和创新。作者在最大限度地搜集传统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已经公布的大量墓志资料，逐个对相关人物的科名、社会阶层、仕宦等相关情况进行了翔实考证、分析，制成各种数据表格，为论证相关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持。这些图表不仅可以使数理统计结果和史籍记载相对照，借以提高学术界对该时期科举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客观认识，而且可以作为工具性资料，为相关研究者提供方便。此项工作有助于改变以往唐宋科举制度研究只注重史料考证，忽视对零散史料、同类史料进行归类数理分析，缺乏对唐宋科举制度总体认识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