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学陈军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戏剧文学与剧场的关系研究——以“郭、老、曹”与北京人艺为例》（项目批准号为08BZW058），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文学与剧场、作家与剧院或者说诗与剧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说是戏剧艺术的基本问题，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常识性的问题却在世界戏剧史上产生了不少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偏向，而且这种混乱与偏向在今天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该成果以中国现代戏剧的成功范式重新阐发这一理论，力求对戏剧文学与剧场的关系作出新的理解与认知，提出更有建设性和有效性的方案，选题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针对性。以此为鉴，可以透视目前中国话剧发展中存在的深层问题，寻求创作与演出互动的规律性，这对于中国所有的剧作家和剧院都有很强的启发性。同时，该成果打破了文学与剧场之间的界限，贯通戏剧创作到演出的全过程，必将深化郭沫若、老舍、曹禺的戏剧创作研究以及北京人艺的演剧艺术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启示意义。该成果主要内容如下。

全面而深入地研究郭沫若、老舍、曹禺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互动关系，力求通过当代经典作家与杰出剧院的相互关系研究来反思戏剧史上文学与剧场的辩证关系，为当今戏剧创作与演出提供经典范式。

绪论：本选题写作的缘起、思路及意义。由20世纪贬斥文学的戏剧思潮入手，指出“郭、老、曹”与北京人艺作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典型性和说服力，以及本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上篇：郭沫若与北京人艺。重点分析郭沫若戏剧对北京人艺演剧民族化路向的探索、确立、完善所作的贡献。其中1956年《虎符》的排演是人艺民族化实践的开始，是人艺演剧学派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也是焦菊隐和人艺艺术家们戏剧观的一次嬗变，具有方向性意义。1959年《蔡文姬》的上演则标志着人艺演剧民族化实践的成熟，它已经没有了初创期的幼稚和肤浅，而深得中国戏曲表演的精髓，达到了戏曲专业化演出的水准，其民族特色鲜明却又存在“话剧戏曲化”的倾向。而1962年《武则天》的演出才是合理的纠偏，它以话剧为本体吸收传统戏曲表演的精神和原则，是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的丰富和创新。郭老的三个戏恰好形成“三级跳”，形象地反映了北京人艺在民族化探索上的艺术进阶。同时论述北京人艺对郭沫若戏剧创作、演出的作用，在具体写作中，人艺艺术家们给郭沫若戏剧创作提供了不少热情周到的帮助与良好的写作建议，舞台演出中的一些出色的发挥与再创造，又有助于郭沫若剧本的再修改。而北京人艺根据演出需要对剧本所进行的舞台处理（二度创造），则充分展示了郭老的艺术才华和美学风格，确立了郭沫若戏剧在中国当代戏剧演出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篇：老舍与北京人艺。鉴于老舍戏剧的独特性，以及学术界对此研究的不力，该成果从跨文体写作的视角来研究老舍戏剧的独特性，认为老舍与北京人艺的关系类似于契诃夫与莫斯科艺术剧院，不把老舍这种“新型戏剧”研究透彻，就无法说明他对北京人艺的独特而深远的影响（例如“京味”风格）。因为独特个性的作家与独特风格的剧院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契诃夫的新型剧本促生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舞台导、表演体系的变革，那么老舍戏剧的独特性也同样赋予了北京人艺鲜明而深刻的演剧特色。在具体说明老舍“小说体戏剧”的特色和风格的基础上，该成果进一步阐述老舍的剧本作为先在性和可约束性对北京人艺的导表演艺术和剧院风格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一方面老舍戏剧对焦菊隐导演艺术和人艺演员的表演技能及成长道路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人艺的现实主义、民族化、完美的整体感等演剧风格的形成发生作用，尤其是它直接奠定了人艺独特的“京味”风格。而北京人艺对老舍剧本能动的舞台处理，又反作用于老舍的戏剧创作和演出。老舍的戏剧从剧本写作的开始到最终定稿，整个创作过程和修改过程都和北京人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同时，老舍的这种新型剧本更需要靠“演”才能出彩，老舍的戏剧影响离不开北京人艺杰出的舞台处理（形象演绎、风格展示和丰富创造），以至于擅演老舍戏成了北京人艺的独门功夫。

下篇：曹禺与北京人艺。曹禺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对剧院事业的发展可谓呕心沥血，在剧院建设的诸多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与郭沫若、老舍截然不同的是，曹禺本人有着丰富的演剧实践，他对舞台艺术的熟稔使他潜隐地形成了自己的演剧观，例如导表演艺术处理对作家剧本的尊重和理解、心理现实主义的表演观、舞台演出中的观众本位意识等。曹禺的演剧思想和他的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成就，有力地促生了剧院现实主义的演剧风格，对人艺舞台演出完美的整体感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等方面也有积极的建构作用。同时，由于曹禺与北京人艺的特殊关系，使得人艺的演员能经常聆听他的艺术指导，他本人丰富的演剧经验也直接作用于人艺的演出，他的经典戏剧更是锻炼演员的阵地、培养演员的沃土，成就了一大批表演艺术家。曹禺戏剧对人艺演员表演技艺的培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物塑造的错综性、人物表演的内向性、演员对自身情感的控制、表演技能的磨砺与自我修养的提高等。而曹禺戏剧在北京人艺的演出史以及导表演对曹禺戏剧舞台处理上的得与失，则反映出创作、表演之间相互磨合的动态的生命过程，其间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北京人艺对曹禺戏剧舞台处理的突出成就首先在于现实主义的成功演绎，在《雷雨》等戏剧排演实践中，北京人艺较好地践行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逐渐形成了一套特色鲜明、行之有效的精细、醇厚的现实主义演出范式。其次，在曹禺剧本舞台演出的再创造上，北京人艺亦呕心沥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了演出需要，人艺对曹禺剧本做了大量的修正、丰富、再阐释和形象演绎工作。北京人艺在曹禺戏剧舞台处理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①主题理解的政治化。总是从社会、时代、政治的视角来理解曹禺的戏剧，而对曹禺戏剧主题的多义性重视不够，这实际上是对经典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一种阉割。②现实主义一元化演出模式的限制。北京人艺对曹禺戏剧的舞台处理很长时间以来基本局限在现实主义的演出框架内，而对曹禺戏剧所显示出来的非现实主义却视而不见或有意规避，这使得曹禺戏剧生命某种程度上被狭窄化了。新世纪以来围绕着曹禺的经典戏剧演出，在具体实践中人艺形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对经典应有的尊重；另一派则强调对经典戏剧的再阐释甚至解构，从而引发了关于“舞台如何重现经典”的问题与思考。

结语：在“郭、老、曹”与北京人艺之间关系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总结“郭、老、曹”与北京人艺在不同向度上的相互建构关系，注意厘清不同风格特点的作家与剧院互动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其中蕴涵的规律性。同时联系北京人艺后期所发生的某种偏向和歧误，再次确认“郭、老、曹”与北京人艺的成功合作在中国现当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文学与剧场的辩证关系，力求对世界戏剧史上所存在的“强调文学而轻视剧场”与“强调剧场而放逐文学”这两种极端倾向作出批判性的反思，最后总结戏剧文学与剧场关系处理的规律性，为当下话剧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指向和实践模式。

该成果通过“郭、老、曹”与北京人艺互动关系的考察，水到渠成地得出了研究的基本结论和重要观点：①戏剧有两个生命，它的一个生命存在于文学中，它的另一个生命存在于舞台上。②文学与剧场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文学影响着剧场，剧场也影响着文学，任何把文学与剧场对立起来二分式的做法都是缺乏整体眼光和辩证思维的。③“郭、老、曹”与北京人艺代表了中国当代戏剧史上文学大师与杰出剧院成功合作的典范。一方面北京人艺演剧风格的形成离不开郭沫若、老舍、曹禺等优秀作家的培育和促成，没有郭沫若、老舍、曹禺这些杰出的剧作家为北京人艺所奠定的坚实的文学基础，这个国家级的艺术殿堂是构筑不起来的；另一方面北京人艺的卓越演出，也充分发挥了他们创作的全部光辉，并使它们获得了不朽的舞台生命。④戏剧文学与剧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内在的张力，成就现代中国伟大戏剧的途径在于剧作家和导表演艺术家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在于高水平创作与高水平演出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⑤剧作家与导表演的关系，是一种创作自由与依附性之间的对立的统一。所谓的“作者中心论”、“导演中心论”、“演员中心论”对于戏剧这样一门以综合艺术和集体创作为本体论要素的艺术来说都是偏颇的，成功的戏剧艺术应是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谐统一。⑥戏剧文学与剧院剧场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关系，作家和剧院应有自己的战略眼光和主体精神，充分认识二者互动的价值与意义，谋求文学与剧场双赢格局的形成，这对戏剧创作和剧院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该成果既属于基础理论研究，探讨的是戏剧艺术的基本问题，为解决戏剧文学与剧场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打开新的思路；同时该成果也是对北京人艺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思考，对剧院建设和管理、导表演舞台实践乃至对剧作家戏剧创作都有启发和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