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固然将共和国以前和之外的文学几乎扫荡一尽，但它更是中共自身文学事业的破坏者。这一点将在“文革”结束之后看得格外清楚。

以“文革”结束为标志，此后的文学，国内称之“新时期文学”。这个命名强调的是新生和再建，以及与“文革”时代诀别。而在海外，针对同一时期，有些学者愿意使用“文革后文学”或“毛以后的文学”的名称。它与“新时期文学”的含义，有重叠之处，也存在微妙差别。一方面，它指出中国文学已经开启了另一个阶段，另一方面，它又不认为这个新阶段与过去10年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历史是一种截然分开的关系，或者说，可以在摆脱后者影响的情况下单独地看待与解读，“文革后文学”强调了来自“文革”的对新时期文学的各种作用。不仅是争论和冲突，甚至很多我们认为是正面的发展，也可以放到“文革影响”的角度下去观察。在我们看来，“新时期文学”的表述和“文革后文学”的表述，有互相补充的关系。

命名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取得怎样的认识。这里有一个基本事实，即：共和国文学在经历了“前十七年”、“文革”两个阶段后，即将开始它第三个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承接着此前将近30年的文学历史运动的各种作用力，并且需要处理与自己所处的整个社会现实之间无法回避的层出不穷的问题。这是一个矛盾特别多、分歧特别大、趋向特别不稳定的时期。在共和国文学所经历的60个春秋中，它是独一无二的。“十七年”也罢，“文革”也罢，以及1990年代之后的文学，虽然贫乏与丰繁有别、沉闷或活跃各异，但是，文学并不缺乏确定性。而20世纪80年代却从始至终充满变数，文学起起落落，往还折冲，历尽反复，扑朔迷离；其流向之错综，更非一正一反那样简单，而是汇聚了多股潮流、诸般诉求，以至各种力量不断分化，而有意想不到的合纵连横。

表面上，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困惑很多起于政治，或者说，人们关于文学发展的分歧，经常导致政治的争辩。然而，今天我们应该能够看得比较深入了：实际上，是文学生产方式面临变革，需要调整。积30年的历史经验，“文革”结束后摆到人们面前的一个最主要的事实是，过去，中国用以配合其生产力要求的生产方式有问题，两者不相协调之处颇多，后者甚而相当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很多措施或建构超越了时代，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现实实际。对于这一基本历史经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领导核心，有非常明睿的认识。以“改革开放”进行的国家更新，实质就是立足于中国现有生产力水平，围绕推动生产力进步的目标，从整体上调整、改变过去30年生产方式中所有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状态。我们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就是逐步克服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以解放社会生产力。当然，为稳妥起见，党对生产方式的变革集中于经济领域。不过，本质上是社会生产一部分的文学艺术，虽然具有区别于物质生产的特殊性，其基本社会属性仍然体现为“生产—需求”的关系。当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已为生产力所驱动而变革和调整时，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也不可避免地使精神文化需求随之被激活，在这一总的社会现实下，文学生产不可能不置身其外，客观上必将形成解放文学生产力的强烈社会期待。因此，尽管在政策层面文学生产方式变革被谨慎对待和处置，但实际上变革意愿仍然自发地从文学内部生长出来。一方面，是文学生产方式变革的普遍的自发愿望，一方面，是政策层面的谨慎或犹豫，从而造成有关文学发展的争执经常性地导向政治化解读。但就实质而言，1980年代中国文学所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来自于为使文学生产与社会生产力大发展趋势相匹配，而形成了文学生产方式变革的要求。这一点，是我们理解1980年代文学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