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德州学院翟瑞青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母爱主题和儿童教育》（批准号为03CZW008），最终成果为专著《“乳汁”与“蜂蜜”——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母爱主题和儿童教育》。

发端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特别令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这就是母爱和儿童作为文学母题的绵延和繁盛。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正是通过对百年文学发展历程中母爱主题的展现和儿童在母亲的羽翼之下所接受的家庭教育的综合考察与分析，以文学和教育的双重视角，探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作家）的母爱观念以及对儿童家庭教育的思虑，从而总结出中国家庭教育在20世纪各个时期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轨迹，以及母亲在树立孩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探索中华民族的精神在文学发展与母爱主题及儿童教育中的传承与熔铸。

全书共分两部分，为上编、下编。

上编属于总论，重点阐释了“现代性语境中作家的母爱阐释”，分五章进行：“春天来了——女性的觉醒”、“现代作家笔下的母爱阐释”、“母爱——女性的永恒主题”、“女性的丑陋——女性的泥泞”、“历史与文化的盲区”。

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从放足、接受教育到参政议政，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女性主体意识逐渐增强，这为她们对孩子进行科学抚养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培养儿童的健全人格打下了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各种先进思潮的涌入，随着“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和作为“将来的‘人’的萌芽”的“儿童”的发现，尤其是女性创作群体浮出历史地表，女性自主意识的张扬，母爱、儿童才成为作家注目的焦点，书写母爱和儿童开始成为作家反封建启蒙的一把利刃。为此，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作家把这一主题作为思想启蒙和国民素质提高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赋予这一文学主题以新的时代和文化内涵。在现代性历史语境中，作家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从个性解放的角度出发，对普通母亲的命运与痛苦，母亲的情感和精神世界，以及在抚育儿童上的良苦用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她们的逐渐觉醒和反抗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对她们在当代社会现实中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苦难，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表现了对女性角色的认同和为人妻母的赞美。为此，母爱情感在沉寂了几千年之后重新获得了现代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价值，以及美学意义上的肯定和认可。在百年母爱书写过程中，已具备现代性视野的现代作家在表现和挖掘母爱的本质内涵时，和古代作家相比已经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思想文化内涵。作家在观照母爱时首先注意到的是母性生命意识的彰显和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制衡作用。尤其是女作家对母爱主体意识的凸现，更加强化了母爱在生命和人性意义上的价值，肯定她们的生育价值，批判传统的生育观对女性的身心摧残，揭示她们对人类的发展和文明的传承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在对现代作家笔下的母爱阐释进行表述的同时，也对母爱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进行了阐述。母爱作为作家童年经验的源头，对作家一生的影响非常巨大，对他们题材的选择、艺术风格的形成、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有一大批现代作家是由寡母带大成人的。在中国男权文化社会中，寡母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在育儿方面其心态尤其不同，为此而成为不少作家重点表现的对象，出现了一大批这方面的作品。所以在该成果中将其作为一章中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母爱主题和儿童教育又与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要求、社会角色，以及对儿童地位的重视程度相关联，在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势必要受到历史和文化、现实和理想的限制和干扰，所以在第三、第四章中重点对此进行分析和阐述。

下编重点分年代阐述“母爱主题的延续与流变”。由于构成作家艺术追求背后的价值关怀、思维方式、审美意识、文化氛围、时代潮流等一些精神要素，都会对文学表现这一主题产生重要影响，为此必须从20世纪整个社会变迁的角度来做分析。

20世纪初期以鲁迅为代表的“立人”思想的提出确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儿童本位”思想，五四文学初期出现了母爱主题极度张扬的创作局面。部分作家笔下，母亲因其无私、伟大、善良，从而成为真理、正义、爱与美的化身。而凄风苦雨的社会现实，又决定了鲁迅等作家笔下被撕裂的母爱带着斑斑血迹和泪痕呈现在文坛，伟大的母爱被封建思想和残酷的社会现实撕扯得体无完肤。虽然她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寡妇幻想通过孩子的长大成人以体现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但恶劣的社会环境却把她们推向绝境。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作家的文学叙事开始由个性化的叙述慢慢转入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之中，首先彰显的是爱国主义时代主题。这时所涌现的众多母亲形象，是积极挣脱命运的摆布，和环境、命运进行顽强不屈的抗争，积极把握自我命运的形象。以丁玲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虽然也展现战争给家庭、亲情所带来的灾难或痛苦，但她们所选取的政治立场和秉承的中国战争文学传统，使她们采取的叙事视角是要求个人、家庭、爱情绝对服从于国家、民族的利益，道德伦理层面的“人性”描写被置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从而缺乏对战争给人本身造成的深层伤害的理性思考。以张爱玲为代表执著于探求女性婚恋、家庭、生育等关涉女性人生命题的作家，从“人性”的角度探讨被婚姻和文化所困扰的母爱情感，呈现出与以国家民族宏大历史叙事话语的不同和疏离。通过对家族小说的解读，分析了萎缩性人格养成的深层原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丰富复杂的母爱情感世界并没有进行充分地揭示和展现。一方面，英雄模式、战争叙事、政治话语模式，使得作为“人性”中母爱描写被置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在战争叙事语境中，对爱的书写是出于倾力赞美对国家、民族、革命的“宏大”的爱，而个人的情感生活无法独立获得充分合法的言说身份。另一方面，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广大妇女大都由家庭开始转向社会并积极地参与社会，改变了以前以家庭角色为主的生存状况，将视野从家庭转向了社会，将个体意识转向了群体意识，以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对孩子进行符合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新式教育，即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教育。对此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集体意识渐渐地与个体意识对立起来，从而把个体意识逐渐统一在集体意识之中，五四时期艰难建立起来的个性意识逐渐消亡在国家统一意志之下。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界一片荒芜。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母爱的书写，散见于“文化大革命”后的作品中，作家对亲情伦理的被割裂进行了强烈的控诉。作家更多的是探讨政治意识影响的背后母亲教育所存在的弊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极度贬抑所造成的恶果。

新时期之后，伴随着“人性”的回归，女性作家的大量出现，母性开始得到整体再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文学主题的逐渐深化，文学开始探究人性当中的深层次的东西，对包括母爱在内的感情世界进行深层把握和多维表现，呈现母爱情感的多维空间，并揭示了为人妻母和事业无法两全的矛盾。与此同时，作家也开始关注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人性大破坏之后，人性恶的暴露和展现，揭示被异化了的人类情感，包括母爱。高考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为千家万户带来荣耀的同时，伴随着独生子女的大量出现，也为家庭教育带来了诸多弊端。素质教育问题，贫困生问题应运而生，文学家对教育进行诉说。

20世纪90年代，时代的转型为儿童教育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伴随市场经济的确立形成了价值多元化的倾向，无论是作家还是母亲都在为坚守精神家园做出自己积极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女作家的创作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呈现出母亲对孩子的爱和教育更加趋于理性化。她们不再把生育仅仅作为人类生命的自然延续，而是更加注重责任意识，更加关注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随着现代理性注入生育文化，女性的“母爱”书写也开始超越对女性自然本能的歌吟，传达出现代文化的精神特质。它常是作者本人做母亲的亲身体验，并融入了女性对自我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哲学思考，深化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母爱”主题

港、澳、台地区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经历了坎坷的历史命运，香港和澳门已经回归，但台湾一直未能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为此深爱中华文明并深受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熏陶的港、澳、台湾作家满怀深情地塑造着祖国母亲的文学意象，尽情地讴歌和赞美母爱情感，展示母亲在抚育儿童的过程中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优秀文化，维系和延展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随着20世纪海外华人力量的逐渐壮大，华人文学创作也出现了蔚为壮观的局面，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扬光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作家注意到在中华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母亲对儿童的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从而促进了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文化的传播及其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母爱主题和儿童教育这一具有跨学科特点的边缘课题的完成，无论对于中国近百年文学史的研究，还是对于近百年教育史的研究都将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开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