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历史的变革规律时，恩格斯说：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分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1671023

根据这个理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来的。虽然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看到，“八十年代文学”较之于之前的五六十年代文学有很大不同，但是这种不同主要还是内部结构上的调整——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是由体制力量所主导，而“八十年代”则变成了体制力量与“自发文学”之间的博弈，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自发文学”的进展超过了体制力量。这种变化，对于后来形成的文学新格局具有先导和铺路的意义，但我们必须看到，“八十年代”“自发文学”和体制力量之间虽然构成了一种张力，它们却是同一结构内部的不同话语的争锋，或者说，是同一问题系的不同求解。这一点，如果当时看得不很清楚，到今天却应该看得非常清楚了。“八十年代”的“自发文学”和体制力量，共同承认一样的文学价值观，比如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的传统、文学的功能与地位、文学的精英立场等；它们的分歧在于怎样去体现、实现这种价值，比如，究竟应该在一元化意识形态指导下、在组织化的文学生产方式中去体现和实现，还是应该在个人自发、自主的状态中去体现和实现。这是方式方法之争，不是价值、理想之争。而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开始出现真正破除上述结构的态势，出现了问题系和基本命题的改变，出现了价值观的彻底颠覆。1949年以来的文学，到这里才迎来了根本的变故。究其原因，是整个社会背景的更易。正像恩格斯指出的，一切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并不在于哲学，“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不论“八十年代”看起来多么富于“革命”气质，那时所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哲学”层面的骚动，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之变方可从“经济学”角度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