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文化（总No.12）2010年第1期

自从成为一个写字的女子，我就一直在遭受无穷尽的追问与质疑：像你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写作？

疑问来自朋友、来自媒体，甚至来自文坛的前辈。

是啊！我为什么要写作？

很显然，我的外貌并不符合人们对于“作家”的期待和想象，大家一般都在担心以我的文学素养，是否能够顺利地把一本小说读完。前一阵子有个老文学爱好者对我说，你要是作家，那我就是文豪，我的笔名叫李白！我曾身处光怪陆离的电视圈似乎与清高雅静的文学圈相去甚远。在物欲横流，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当下，世间万千条路，似乎哪一条都比写作更轻松、更取巧，更容易换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此种质疑并非全无道理。其实，我对写作也并非一见如故，一见钟情。这么多年，我与写作时而携手，时而背离，观望犹疑，半推半就，忠诚度和专一度都大可质疑。

如果以文字变成铅字作为“开始写作”的标志，我与写作的初次邂逅是在16岁。家乡一家晚报的编辑到学校找了几名作文较好的学生，鼓励我们给报社投稿。我回到家中随意写出了两篇“作文”并将之投进邮筒，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篇“作文”就在晚报上刊登出来了！

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文学不能说处于鼎盛，至少也还处于比较兴盛的时期，“作家”的光环还是耀眼的。我的惊喜和自得自不待言，每篇习作十块八块的稿酬也令我感觉收入颇丰！就此写得不亦乐乎。整个高中时期，长长短短发表了几十篇习作。

18岁时，父亲的阖然离世令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梦想就此戛然而止。随后，我在各种职业中辗转，当过电脑数据录入员、公共汽车售票员……最后拼死拼活考进电视台当了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感觉真如同范进中举般狂喜。在那张高悬着我名字的大红榜下，我咬牙切齿地发誓，誓以当一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为最高目标，誓为电视事业奉献终生！

彼时刚刚进入90年代，理想主义褪色，物质浪潮汹涌，全民娱乐兴趣点由书本时代进入影像时代。书店日渐冷落，电视却空前繁荣与兴盛。于是，我无比庆幸地发现，自己真是赶上了历史的潮流，站在了风口浪尖！

我就这样一根筋地准备一辈子跟着电视走了，至于写作，我那少年的“初恋情人”，在电视那强大而咄咄逼人的光环下，显得那样黯淡，那样寒酸，那样卑微，被我毫无心肝地抛诸脑后。是的，我有什么理由继续眷恋写作？就像一个已成功攀龙附凤嫁入豪门的灰姑娘，有什么理由继续眷恋乡村里那个清贫寒酸、老实巴交的穷小子？

不写了，笔一停就是三年。

有一天，记不清是几月几号，也无任何特殊的契机，只记得是一个周末。我起床后心浮气躁，烦闷难耐，似乎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被堵塞得严严实实，不能呼吸。

不知哪根神经发作，我翻箱倒柜找出久违的稿纸和钢笔，坐在书桌前，埋头一通奋笔疾书，一口气写出三篇散文，抬起头来，窗外的天空已由朝阳初升变为暮色霭霭。放下笔，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原本堵塞在胸口的那些芜杂的、烦闷的、乱七八糟的情绪均顺着文字奔泻而出，但觉通体舒泰，心中一片澄明宁静！

此时，我方才明白，写作于我，就如同面包和空气，完全是一种生理和生存需要，离开太久就有饿死和窒息的危险。至于成名成家的期许，那是完全没有的，我依然虚荣地认为电视才是值得我一生为之努力奋斗的事业。

至此，写作就变成了一桩私密的，不但不好意思声张，反而还有些躲躲闪闪、藏藏掖掖，生怕被人知晓而被斥之为“不务正业”。上班时间不便大张旗鼓地写，只有占用周末和晚间，于是，白天我依然是那个穿红戴绿、粉墨登场的主持人，到了夜间，我便净衣素面，端坐于书桌之前，在文字的天地里驰骋、遨游。

那时候，我戏称电视是老公，是职业，是安身立命之本，需要全身心去投入与付出，需要成就光荣与梦想；而写作是情人，无任何契约与责任，无任何功利色彩，纯粹因为喜欢而走近他。所以，相较于电视的气急败坏，咬牙切齿，不成功便成仁，写作倒是洒脱逍遥，轻灵自在，没有功利心，没有烟火气。

出版第一本散文集，也纯粹是赶了个“主持人出书”的潮流。应该是1998年，一度主持人出书非常红火，我翻了几个当红主持人的书，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这样的书，我也会写！

无知者无畏，拟定了十几个题目，便挽袖大干起来。写呀写，我越写越激情澎湃，越写越文思飞扬。文字如行云流水般从笔下涌出，根本没有任何滞碍，只恨笔太慢，跟不上大脑活跃的思维。在文字的创作中，我忘了身边一切的事情，苦楚也好，不如意也罢，全都抛诸脑后。

第一本书就在这种极度亢奋和欣喜的状态下举重若轻地完成了。书出来以后，很多同事、朋友都大吃一惊！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我还会写作。当地作协的领导更是难以置信，因为当时只要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散文的人都在作协登过记，挂过号，都被作协“一网打尽”，而我，书都出了，还是贵州人民出版社正规出版的，竟然还不是市作协会员！某作协领导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原来在我们的身边，还有人在这样默默无闻地写作，居然还是这样高的水准，实在令人意外又感动！

感动之余，我顺利地加入了遵义市作协，然后又加入了贵州省作协。

散兵游勇，总算找到了革命的组织。

2002年，我决意离开电视台，辞去职务，投身写作！在清冷肃杀的大北京，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出租小屋，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屋里光线很暗，白天黑夜没有分别。这是一个幽闭的、温暖的、安全的洞穴，我像头受伤的小动物，蜷缩在洞穴里，用文字疗伤。

我不需要华丽的服饰，不需要漂亮的妆容，不需要外出，不需要社交，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作秀，不需要繁华与虚荣，一张桌子，一台电脑，足矣。

我浸泡在文字里，犹如回归母体，浸泡在温暖和煦的羊水当中。水波温柔而恒久地激荡着，拍打着我的身体，冲刷着我的憾恨，慰藉着我的灵魂。我肆意地伸展着四肢，舒憩，松弛，懒洋洋的。多年的疲惫与倦累，多年的创痛与伤痕，都在温暖的汁液里一寸寸得以抚平，一点点得以愈合。

醒了就写，累了就睡。空寂寥落的冬夜，狂风在楼群间穿梭，发出尖锐恐怖的呼啸声，我却睡得前所未有地安稳和踏实，睡得温柔而甜美。

我在写作中疗伤，在写作中释放，在写作中奔跑和舞蹈。

一个习惯了被人群簇拥的人，一个每天穿红戴绿、粉墨登场的人，为什么可以远离一切的繁华与喧嚣，彻底地安静下来，选择写作这样一项看起来最为清苦寂寞的工作？这个问题，我多次被记者问起。

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身体虽被禁锢在一方小天地里，我的心灵却前所未有地自由和奔放！每天每天，在文字的浪尖上跳舞，我感觉自己灵动妩媚，清新飘逸，仿佛有一个新的自我从旧我里飞出！

几个月之后，我完成了长篇传记《走向彼岸——从河南放牛娃到美国企业家》的创作，看着20万字的厚厚一摞书稿，我既欣慰又惊讶，有点难以相信是出自自己之手！作家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潘婧老师一夜看完了书稿，被深深打动，当即拍板签订合同，立即付诸出版。紧接着，北京一家著名的影视公司于第一时间购买了该书的影视改编权。签合约那天，我夸张地背了很大的一个包用于装我的版税。

紧接着，长篇小说《暗香》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度与《走向彼岸》一起双双登上了全国新华书店畅销书排行榜！

2005年，长篇小说《与“郎”共舞——决斗洛杉矶》面世。北京文艺台做了全文的小说连播，冲破了纸质媒介的局限，用有声语言的方式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表达。该书在美国第二大中文报纸《中国日报》和《台湾时报》上同时全文连载，在当地引起强烈的反响。

自从抛开电视投身写作之后，我确实感觉到轻松和惬意。在电视上苦苦追求却难以企及的境界，似乎在写作里比较轻松地就达到了。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确实迷恋上了这种一个人在屋子里敲敲打打的工作，发现自己在写作中越来越回复和接近着自己的本真。

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仍然羞于承认自己是个“作家”。因为，“作家”真的是风险最大的职业，搞不好就没饭吃！

2005年，我开始“在疼痛中奔跑”的写作。这是我最幸福又最辛苦的写作。

整整四个月，我每天都被巨大的写作欲望充斥着、膨胀着。

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写作！

身体是写作的工具，我庆幸这架工具精力充沛，性能优良，就像一辆动力十足的汽车，一踩油门便激情澎湃地往前冲，不知疲倦，不懂休息。从中午开始一头扎进文字的海洋，上天入地，物我两忘，待到昏天黑地地抬起头来，每每暮色已将天空染得昏黄。然后，像一个勤恳的农妇，心满意足地验收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自得地笑。

有一天晚上，突地感到一阵地动山摇（也许是幻觉），我暗想：不好！地震了！当时的第一反应便是抱上电脑赶快逃生！是的，那一瞬，我没有想到抢救其他的任何物什，只有我的电脑——那里面，有我未完成的书稿！

那一瞬，我突然明白，自己中写作的毒已经太深太深了！尽管一直左躲右闪，犹豫彷徨，我还是不可避免地堕入写作的情网，成为写作的俘虏，再也难以脱身！

黑暗中，我抱着我的电脑，眼泪安静地流下来。

在北京的四年，我称之为“隐居时代”。就像古书里的侠客，闭关于深山老林，离群索居，独自修炼。

我极少外出，极少见人，极少装扮，极少应酬，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圈子，也不参加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我像一滴水，悄无声息地隐没在繁华喧闹的大北京。独自阅读，独自思考，独自面对自己的灵魂和内心，独自用文字去表达。

2006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移民美国后又迅速被北美洛杉矶华文写作协会收编，以最高票数当选为理事兼副秘书长，并获美国国会颁发的“2007年度杰出华人作家奖”。2009年，《在疼痛中奔跑》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至此，与写作长达近20年的“爱情长跑”似乎总算以完满的结局收场，有点像庸俗的电视连续剧，不管过程如何艰难坎坷，一波三折，结局总是花好月圆，有情人终成眷属。

然而，于文学圈而言，我仍是一个边缘人，既没有签约于某个作协成为专业作家，领一份薪水，安身立命，也很少参与文学圈的活动，甚至极少有当作家的朋友。

写作是一种宿命，我思故我存，我写故我存。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的生命是属于写作的。

但是，我还是愿意与写作做终生的情人，而不愿有类似婚姻般的契约关系，是因为，我实在不忍向写作索要太多。

如果把写作当成工作，当成职业，我会否觉得自己得到太少，而付出太多？会否觉得自己名气还不够大，销量还不够多？会否觉得自己一定要获取某个文学大奖，获得某种名声和地位？否则就灰心沮丧，气急败坏，夜不能寐，最后彻底对写作丧失信心和兴趣……

不，我不愿这样。

文学的日益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别说我等无名小辈，就算功成名就的大作家，所得与付出也是远远不成正比的。市场更是一个诡异迷离的大迷宫，很多时候根本与文学无关。所以，如果要争取世俗的功名，我大可以选择其他任何一条捷径而不必用写作来折磨自己。

我提醒自己，永远记得自己写作时的“初心”——最初那一颗本真纯净透明的心。不要因为凡尘烟火、柴米油盐而让它褪色、变质。

没有契约，不代表爱得不真，爱得不深，恰恰相反，这种“情人关系”没有婚姻紧密，却更长久、更纯粹。

我想，当我离开人世后，不管是否能留下声名，我的灵魂必会与写作合葬。

这是宿命。

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