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体制下，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肯定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如鱼得水”，更具活力和优势。因此，笔者不主张在政策上对个私经济给予更多的优惠，单靠政策优惠不可能解决根本的和长远的发展问题，但其必须享受国民待遇。

江苏濒江临海，是全国经济发达的省份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领改革开放之先河，先后抓住了发展乡镇企业的机遇，“苏南模式”闻名全国；抓住了扩大开放的机遇，开发区建设、招商引资和外贸出口都居全国前列。省委省政府领导近来决定江苏要积极争取率先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既体现了中央的精神，也反映了江苏的实际。

人类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形势发展很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加速的趋势，以知识经济、技术革命为契机的国际范围的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掀起新的浪潮。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面临重大的机遇，同时也面对严峻的挑战。如何实现“两个率先”？关键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在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面前，必须突出“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充分反映我们的作为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促进江苏新时期的工作出现新局面。

首先，发展要有新思路。从江苏的实际出发，笔者认为江苏发展的新思路有很多，比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强化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提高人口素质和重视人力投资、加快城市化进程等，但实施沿江开发战略是最重要的思路。21世纪前20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对江苏而言，充分利用长江沿岸特殊的资源优势，形成一定的资本集中、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的效应，形成新一轮江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极点”，即增长极或增长带，或者叫突破口，是最大的机遇。省里决定实施沿江开发战略，笔者认为这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战略，既洞察了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又站在了江苏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抓住了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江苏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开发沿江的经济是“牛鼻子”经济，顺天时、尽地利、得人和，意义重大。

其次，改革要有新突破。改革是制度性变革，是以人为主体和对象的权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它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是起根本性作用的力量。既定的制度因素，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利益关系，决定着人们的利益机制和行为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也是一种新的先进制度的体现。这里包含人们相互关系的平等合理，人追求需要满足的利益得到激励，而行为则有严格的约束和规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江苏的情况来看，乡镇企业改制迈出了很大步伐，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推动了江苏所有制结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向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也感到，改革越深入，越需要攻坚克难，这是必须跨过的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江苏的改革，一是要突出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现在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额中的比重达95%，江苏只有47%左右，为什么浙江老百姓比较富裕，资本积累水平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得快，不仅显示了活力的优势，也形成了良好的经济结构和效益结构。江苏随着公有制企业的改制，就业结构的变化，政府机构的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这方面，省里早就提出了“六放”，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下一步关键是要赋予包括私有制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以平等竞争的地位，不要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对立起来，要让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旧体制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肯定是“如鱼得水”，更具活力和优势。因此，笔者不主张在政策上给予其更多的优惠，单靠政策优惠不可能解决根本的和长远的发展问题，但必须享受国民待遇。二是企业改制必须到位。要认真解决企业改制上的“夹生饭”现象。企业改制的实质，是要确立权责利相对称的动力激励和行为约束机制。衡量改革是否到位，这就是标准。在逻辑顺序上，首先要从源头上明确财产关系、明确所有者或所有者代表的责任；其次是科学实施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明确出资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关系；再就是理顺企业与职工的关系，这可以是老板与雇员，也可以是经理人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有法律约束的合同契约。从实际情况分析，我们许多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以及一些公开上市的国有企业，尽管名义上这些企业都以为已经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其实不然。核心问题就是所有者代表的责任主体不明确，由此派生出许多弊端。由于国有股或公有股仍然“一股独大”居控股地位，产权不明晰、政企不分的老问题继续存在。国外股份制是私人资本的社会化，我们则是以公有资本为主体的多元化，结果公有资本的责任机制、利益机制始终未能形成。近年来中国股市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事情，原因就在于此。解决这个问题，首当其冲要搞清楚什么样的国有企业可以上市，什么样的国有企业不得上市，笔者的观点是，居垄断地位、生产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不宜上市；还要搞清楚上市的国有企业是部分上市还是全部上市（现在许多国有企业都只是拿出一部分上市，容易产生欺骗作用，叫人摸不着头脑），上市后是控股还是参股，笔者倾向于后者。这样有利于企业改制真正到位。三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效能主要体现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政府如何将人民的利益代表好、维护好、发展好，就是看应该行使的职能是否到位、行为是否得到规范。这方面制度的一个重要假定和前提，即所有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是有着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好的制度就是能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大众的利益协调一致。政府雇员只有在生产和提供符合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时，自身的利益才能有效实现。政府改革的方向，就是首先要界定政府的职能，然后根据职能设置必要的岗位，根据岗位决定具体的编制，并建立相应的考核监督机制，保证政府行为的有效性。

再次，开放要有新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抓住上海浦东开放开发的机遇，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2002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703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55%；引进外资103.7亿美元，占全国的1/5左右。但是在开放型经济方面，阻碍江苏进一步发展的两大因素，一是引进外资的层次较浅，初始特征明显。具体表现在，对外资的利用程度低，许多企业从资本、管理、技术、设备的购进和产品的销售，基本控制在外商手里，中方只是提供打工者，解决部分劳动力就业，还有就是在投资有了回报以后，增加一些税收。同时，从投资的领域看，加工型企业居多，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轻型加工企业，以及IT产业。这类产业链条短，本土企业与之配套的少，因此带有相当的“草皮”性质，流动性强，固定性差，一有情况变化，就会很快转移别处。有人认为现阶段“我们主要是引进外资，尚谈不上利用外资”。尽管这在开放型经济的初期是难以避免的，但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除了规模、技术外，很重要就是增强我们的配套能力，拉长产业链条，同时摆脱单纯的打工者地位。二是走出去与引进外资相比是个“短腿”。按照开放型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总是先引进资本和技术，再输出资本和技术，后者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高级平台。随着外向依存度的提高，以及江苏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短缺的特点，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趋势，就是要实施“走出去”战略，立足于到省外、国外投资办实体，谋发展。这也是更高层次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方面，需要解决两个突出问题，促进资本积累和培育资本主体。江苏目前资金仍然比较紧张，需要引进外资，从一个侧面说明资本积累水平比较低。另外，从已经“走出去”的情况看，成功的概率比较低，有些企业到国外投资，结果资本大量流失，原因在于公有制企业的约束机制不够健全。因此，在培育“走出去”的主体上，应该大力发展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这类经济主体在初步完成资本积累以后，“走出去”可望有大的发展，会将开放型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全面实现“两个率先”，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小康和现代化指标是全面的指标，不仅是经济、改革和开放方面，还包括精神、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除了物质的，还有非物质的因素，比如对精神、文化、体育、卫生、教育、科技、休闲等方面的需求。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比如，满足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加强体育设施的建设，提供更多强身健体的空间；满足文化需求，提高人们的精神享受品位，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必须既让人们喜闻乐见，又引导人们积极向上，跟上时代的潮流。任何庸俗的、颓废的文化，都不是先进的文化，都必须淘汰出局。做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者保护工作。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加剧，人们各方面的压力会明显增大，有生理方面的，也有心理方面的。除了加强保障制度的建设外，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和解决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劳动力资源被摧残和掠夺性使用。有些企业过多地安排加班加点，超过了职工的生理和心理承受能力，另外市场经济的无情竞争，会过分加大人们的心理压力，这些都需要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创造一个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生产、生活环境；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人们在精神上的需求，还包括政治上权利的需求，这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我们的事业，必须一切为着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从人民。要充分尊重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以人民为主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保证人们的行为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一切遵守制度的规范。

本文写于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