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作为一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可以通过需求拉动及资本积累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的一项“投资”，而且还是具有“外部性”的准公共物品，能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从宏观经济学的投资乘数理论出发，高铁投资作为国民经济的一项要素投入不仅能引起总产出直接增加，还会通过乘数效应影响资本积累，带动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进而提高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依据现代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高铁是中央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它对地方政府资本和私人资本具有溢出效应，最终会促进经济增长。高铁作为典型的经济增长轴，通过对投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流动的引导，对于各地的产业布局产生深远的影响，最终改变沿线城市的经济结构，转变各地的经济增长方式。高铁的修建运营将大大缩短时空距离，有效促进地区间的人员和货物交流，加强沿线城市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加速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专业化协作，发展规模经济，提高整体效率，促使区域交通条件得到改善，有效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高铁修建使各城市的可达性提高，各个城市间的人流和资金流动会非常频繁，经济合作机会大大提高。使沿线相对落后的地区焕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交通沿线及地区间的经济一体化，形成沿线具有活力和实力的经济发展增长轴。

世界银行（1994）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与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高速铁路、邮电通信、能源供给等经济性基础设施作为物质资本，直接参与生产过程，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进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因此，高速铁路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其开工建设与运营对沿线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基础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