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我们相继走访了十大军工集团公司，敬重有之、赞叹有之，但比较突出的感觉似可一“词”以蔽之，即“凝重”。责任重、任务重，加上历史遗留的各种负担重，怎能不凝重？因此，轻快前行者仍不多见。

可以用很多数据和事实来表明十大军工集团这五年的发展。比如2003年十大军工集团公司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工业产品销售收入分别比1999年增长88.2%、95.8%和95.6%；又如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创造了自1996年以来连续成功发射34次的骄人成绩，特别是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和回收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又如已有39户军工企业股票上市，已有83户困难企业终结破产……由于这些发展是在上述相对比较凝重的状态下取得的，也就尤其来之不易，其中凝结着多少艰辛和奋斗，不用太多想象，也完全能够掂量出来。特别是这5年恰逢人类社会进入新世纪、新千年的转折期。时值世纪之交、千年之交，弃旧图新自然会分外强烈地成为一种时代意识，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包括企业行为。十大军工集团公司跟着时代一同前进，跟着整个社会一同前进，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弃旧图新愿望，因而才有能力建设方面的良好发展态势，这当然是可庆可贺的。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基点上，来回望1999年7月1日十大军工集团公司挂牌成立，相对于国家原五大行政性军工总公司而言，其能力建设方面的标志性意义确实丰富而深刻。一是标志着我国军工企业要深度介入市场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从初步建立到进一步完善的历史进程。这个历史进程对中国企业而言，也正是深度介入并逐步适应、驾驭市场竞争的重要成长期。从“五总”拆分成“十大”，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转眼5年过去，期间中国已如愿以偿地加入WTO。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特定背景下，那“拆分”便更可定义为军工企业进入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的一种“演练”或“预演”。或许，十大军工集团公司在逐步适应外部竞争的同时，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将会很不适应或者更为困惑于相互间的你拼我争。然而，这种竞争格局终究已经到来，而且还会愈演愈烈，对此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二是标志着我国军工企业要着力调整“军品”与“民用”的战略布局。军工是国家主权的伴生物，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它几乎具有相当永恒的需求。所谓“和平崛起”，正是有了必不可少的军工生产以及主要基于军工生产之上的国防力量的支撑，才显得有底气、有分量。然而，立足于“战时”需要的军工生产如何在“平时”也得以平衡，使之在比“战时”要长久得多的“平时”制造更多的民品，尽可能充分地形成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有生力量？这就需要十大军工集团公司以足够的智慧与远见，按照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未来框架来设计和调整“军品”和“民用”之间的战略布局。一切过于恪守军工属性或者过于放纵市场竞争的做法，可能都是脱离特定发展阶段和客观现实的，都会影响军工企业的能力建设以及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的最大化。何况，军工企业很难用一般国企的属性来度量，比如从“军品”和“民用”就必然要衍生出“主业”与“辅业”、“战时”与“平时”、“长远”与“现实”等一系列相关命题。一般的国有企业眼下正不亦乐乎于“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而军工企业能简单地照搬照用吗？至少，对何“主”何“辅”之划分就无法一概而论，需有自己的特殊界定才是。因此，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表述来看，军工企业显然应归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之列，然而，在非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何进入、如何退出、如何做到“有进有退”、是否也有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问题、怎样一个尺度才既不悖于军工企业的基本属性又能使之避免投资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上的闲置与浪费？这些颇费周折的问题，均需理论上的密切跟进与深入解析，否则，也一定同样将长期令人困惑不已，影响军工企业正确地实现战略定位。三是标志着我国军工企业正进入体制创新的攻坚阶段。众所周知，资源的稀缺性与有效配置，以及竞争与效率等，是经济学研究的逻辑线索。十大军工集团公司由拆分而组建，其初衷也不外乎如此，即着眼于竞争与效率的优化，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我们喊了多年“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事实上多半并不清楚何为“攻坚”。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则终于迷雾拨去、混沌大开。致力于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之“攻坚”，不失时机地将军工企业改制转型为混合经济型企业，才可能为提高企业竞争力、提高运营效率、加快能力建设奠定先进的制度安排、制度基础、制度前提。何为国有企业改革？无非就是将国有企业改革成为非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产权多元化、股份制、混合经济型企业……这些都会造就或者都叫非国有企业。完全可以预见，经历新一轮国企改革后，在我国社会经济中肯定将不复存在原先那么庞大的国企数量规模。近年来，十大军工集团公司积极推进企业重组、产权多元化改革和事业部制等，有的还向民间资本开放，允许民营企业介入某些军工生产领域……这些都是意味深长的，在资源配置等更广泛的经济学意义上颇具创新性、示范性，因而也表明不懈于体制创新以至于顽强“攻坚”而获全胜应是可以预期的。

当前，我国上下正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从协调发展或可持续发展计，十大军工集团公司的未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继续集中心思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里，任何企业都必须有能力建设的基本功才行。“有用能力”也一直是经济学家特别是研究人力资本理论的经济学家分外关注的一个领域。就十大军工集团公司而言，高技术武器装备研制与生产的能力建设显然是基础性的、主体性的，它有待于国防基础科研、技术基础以及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等专项计划的稳步推进。为了卓有成效地强化能力建设，军工企业应逐步确立工程型号牵引与基础能力推动相结合的现代观念。能力建设也毋庸置疑地应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这就是说，在能力建设上也要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精髓，比如要正确统筹核心能力和一般能力、当前能力和长远能力、生产能力和配套能力的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完成军品型号任务的能力建设与发展民用产业的能力建设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等。在过去几年里，十大军工集团公司已完成军品科研生产能力结构调整工作总体规划和专业化顶层设计方案，调整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兵器工业的军品生产能力调整还如期完成了现场验收。这些都说明我国军工企业的能力建设大有进展。按此推进下去，能力建设将在十大军工集团公司的综合实力以及竞争力特别是核心竞争力方面，必有更加不辱使命的突破性飞跃。

当然，还应同时指出的是，能力建设非同小可，因其系统性很强。这也决定了能力建设之路不可能一马平川。能力建设也要有一定的企业规模作依托。担负着重大国防建设任务并且资本规模已相当巨大的军工企业完全有必要也有“能力”加强能力建设。但十大军工集团公司的能力建设今后一个时期可能遇到的瓶颈制约仍将是体制性障碍。从制度经济学给出的观察角度看，产权制度是能力建设的函数，换言之，即使就能力建设的需求而言，加快军工企业的产权制度创新也是至关重要甚至刻不容缓的。假如说能力建设是企业发展的基石，那么，基石中的基石就应是产权制度创新。在这方面，中航二集团整体重组上市，率先于十大军工集团公司完成主营业务股份制改造，颇耐人寻味。

以能力建设为基石——这是现阶段时代和人民赋予十大军工集团公司的重大使命。历史与社会的进步已经逻辑地做出了这样的期待，然而异常复杂的产权制度创新等似乎尚需时日才能适应这样的期待。于是，那“凝重”看来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挥退……

（原载《国防科技工业》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