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культура)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体系的范畴,在苏联学术理论界已经得到公认。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有如下事实:大学里哲学教科书的第十三章(最后一章)是《文化》;哲学教学大纲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栏目下列数了七个组成部分,文化则为其中的一部分;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设立有专门研究文化问题的研究室。至于论述作为哲学范畴的文化的专著和文章则不胜枚举,且不断涌现。
那么,文化或者文化理论,在苏联是怎样上升到哲学领域的呢?苏联学者对作为哲学范畴的文化下过怎样的定义,做过何种说明呢?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20世纪,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加强了关于人的研究,研究人的社会性和人的个性,人的价值和人们的价值观,以及人们评价周围各种事物的价值标准,等等。而文化学的对象也正是人和人的创造,人所创造的价值
苏联学者所研究的人无疑地主要是在苏联社会中具体存在的人。这种人已被宣布消灭了阶级,但仍然被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集团,不同的职业等,他们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更不是脱离开一切社会关系的赤裸裸的人。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分工越来越复杂严密,他们中间的社会性差别也将越来越精细。因此,这样的人们就组成了越来越复杂严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严密复杂的社会结构系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用传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来说明其人际关系网络,显然已不合时宜。于是无论关于人的学说还是文化学理论、价值理论,就都从各自的角度尽可能准确地概括、反映、复制苏联社会中具体存在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形成关于社会结构的各式各样的更具体、更现实的理论模型。当这一切逐步成熟到形成各自完整的理论体系时,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统一的苏联社会的人际关系,因而也就互相靠近,取长补短,构成了对苏联现实社会结构的基本完整的理论复制。那么用什么来总括这样的理论成果呢?文化。因为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而又允许把关于人的学说和价值理论的研究成果概括在其中的概念。这就是在苏联把文化推进最高的理论境界即哲学之中的原因。
这件事情大约是在1964~1968年这段时期内实现的。当时有几位研究文化问题的苏联学者——达维多夫、马尔卡梁、法英布尔格、卡冈等,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论述作为哲学范畴的文化概念,引起学术理论界的讨论。经过这一时段的争论,理论界肯定了作为哲学范畴的文化概念。这件事之所以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除了由于当时关于人的学说、文化理论和价值理论都已成熟到相当水平之外,还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因素,就是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他们是不承认的。他们认为这不是文化革命,而是革文化的命,违背了列宁的指示。中国这种“革文化的命”的运动也刺激着苏联学者加紧研究文化问题,把文化推进到哲学的高度。
那么苏联学者认为的文化的哲学概念是什么呢?让我们先引述一本专著
文化既是人的积极的创造性活动的过程,又是这种开拓过程所达到的结果,是物质的和精神的价值、财富的总和,对于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它是一个特殊的开拓对象。
这里有三层意思:(1)人和人的创造;(2)价值和财富的总和;(3)文化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开拓对象。这个第三点,也就是承认了分工,承认了不同职业劳动的特殊性,等等。这种哲学文化概念也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不过这里说的物质文化,已不是在狭义文化概念里所指的物化在客观对象上的人的创造(例如,考古发掘中的石器、工具等),而是一般地指物质生产劳动,以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即我们所说的物质生活的一切。而精神文化则以政治为中心展开,一直扩展到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1987年夏天,笔者访问了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文化问题研究室的女学者奥日洛娃。她认为现在苏联的文化理论研究正经历着一种转变,即转向动态文化的研究。她说这种转变有三个特点:(1)研究者们的兴趣首先在考察与动态文化相关的方面;(2)研究者们的注意力向着文化的内在形式的过程方面;(3)这种过程在历史的微级差上被跟踪着。她和她的合作者们将文化概念确定为四个层次:
1.对象——人们本身,事物,自然的和人工的,思想,形式,观念,这些都是人们在共同生活中与其发生关系的;2.人们相互影响的方式和客体运行的方式(其中包括作为新事物产生的创造);3.正当的、有组织的调节人们相互影响和共同活动的原则;4.评价客体的标准,以及活动的方法和调节的领域。
他们就是按照这几条研究着动态文化的各个领域。奥日洛娃本人曾分析过一个社会实践,或者社会文化实践的范畴。她说:“社会的、社会文化的实践就是在人们个人的和共同的活动过程中,在人们之间交往和交换过程中,各种对象、思想、习惯、评价等的不断运动、创造、再产生、重建和破坏。”
有意思的是奥日洛娃提出这样的看法,说人们不是按照规范和规则生活,而是生活在它们之间。每一套社会文化实践的每一个领域都给其中的人们留下了相应的活动空间,于是才有了人和环境的关系,人的个性和人的创造。那么人有什么样的创造性呢,有什么样的活动自由呢?她对人的创造性活动“建议了一套程式”:
——有能力划分出直接客体的和社会的环境,作为生活空间,活动和自我实现的空地;
——有能力以这种环境为背景划分出私人(个人)生活的环境;
——有能力从社会背景和私人环境的相互影响及这种影响的预期结果的角度进行比较;
——有能力划分出环境的有效益的成分,作为活动的总方向,同时又注意着由所利用的条件组成的空地的界线——稳定的方面;又能从工具主义目的出发,形式上改变或者继续坚持这个总方向——变化着的方面;
——有能力为达到目的而使用周围的客体;
——有能力以自己的本领与所提出的选定了手段并得到了结果的目标相比较,看它们是否彼此相符合;
——有能力放弃某种偏爱,在个人积极性和环境因素的对比关系中做出选择。
奥日洛娃并说,这七项人的创造性活动能力是符合心理学程序的。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在动态文化研究中更加突出了人的作用。
此外,奥日洛娃还讲了一个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她认为社会文化实践把哲学中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联系了起来,社会意识恰恰是生命活动形式和活动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反映,以及对这些形式和方式的评价。哲学、科学、艺术、思想意识、宗教等社会意识形式,如果不仅仅从社会存在的反映的观点,而且从导致其形成和动态构成,即从社会文化实践中人的活动的立场去观察,那么在这些范畴中就可以发现在其动态方面的“文化”概念。因而,哲学中被表述为社会存在形式的东西,转入文化范畴,即透过三棱镜去观察时,就可以使用“文化方式”这样的概念了。
总之,以上所说就是苏联理论界研究文化哲学的部分情况。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文化哲学在苏联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它对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有何借鉴意义,笔者觉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