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在很多层面和维度上来说是一个“开放”的城市、一个跨文化的大城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当代人的跨文化生存”的问题。我讲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看看当代跨文化生存的景象。

首先要说一下，什么是“跨文化”？“文化”这个词的定义是相当多的，有的说有240多种，有的说有300多种。我们今天把“跨文化”的“文化”定义在不同的民族或者叫族群之间，也就是人类的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生存的主体性方式之间的关涉和交往。

“跨文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自己有“完整性的文化空间”的人，接受到“外来文化”或者“域外文化”，或者他（们）进入“域外文化”，或者是不同的文化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人就处于这种关系的境况中。我们可以把这种文化关系叫做“跨文化”。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有外边的文化进入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文化中间，形成了一个沟通，或者是一个会通；或者是我们从这个文化到那个文化去，反正就是有一个跨进来和跨出去的问题，同时也有一个跨文化形成的文化汇合的现象。

今天，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在世界的交通和通讯如此发达的情况下，都是处在一个跨文化的生存境界之中。当然“跨”的程度和接受或者是文化传播、文化交汇的程度在不同地区、不同的民族，比如说沿海和西部山区，是不同的。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像古代那样，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民族圈或者族群圈之中，很少外出交往。所以，也就可以说，跨文化是民族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我们站在一个文化的立场上来看这种关系，或者是来承受这种关系所给予我们生活和生存的影响，就是处在这个跨文化的生存之中。

在澳门市政厅的前面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前面都是葡萄牙式的建筑。那就是葡萄牙的文化，也就是西方拉丁文化的形象。楼都很美，建筑物相当漂亮，风格完全是葡萄牙式的。中间有一个台面，台面上是广东人叫“麻姑献寿”的穿着中国服装的很美丽的少女，还有这些小孩们，用中国的方式画出来的花和草，上面是用中国的美术方式画出来的云朵，云朵上面有一个天上的仙宫，这个建筑物的形象也是中国式的。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台面上的中国节庆的景观和周围的建筑物形成了反差，这个反差就出现在不同文化的聚合和相互发生影响的场景中。

我们接下来讲跨文化的多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就是域外文化进入我们本土的最明显的情况：消费品的进入。改革开放之后，大家直接感受到的就是外国消费品的进入，吃的、用的、穿的，这些是最直接进入我们生活当中的，而且是最容易进入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然后就是消费方式的改变，包括去大商场购物的方式等等，这些都是从外面进来的。“消费”这个词逐渐引发了我们全民族的“消费热”，而且市场和消费结合起来引导着我们向西方那种消费主义的道路走。这一点大家都会有很深刻的体验。这到底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另外，对于我们的开放来说，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以后面临着一个问题，不是说公司的组织在这里存在，最重要的是这个公司的管理方式进入中国，进入我们的文化。我们文化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是什么呢？如果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管理方式是行政命令式的，那么，外国公司是西方的方式，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日本的管理方式，日本公司每天早上都要开“朝会”，开“朝会”的时候大家要做一定的仪式，像这样的管理方式也进入中国，大家也知道这种情况。

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外国的书籍大量在中国翻译出版，甚至重印出版和发行外文原版。现在翻译过来的书占我们出版物很大的比重，翻译过来的书有各式各样的，从语言学的书，一直到休闲的书、旅游的书，还有科技的书，还有政治方面的书、经济和管理方面的书都是大量的。

还有就是外国人的进入。像留学生、旅游者，还有到中国来工作的，包括公司里的一些员工和负责人，都大量地进入中国。

我们面临着非常多的机会和情况，主要是科技和学术的交流，还有文化的交流，比如说近两年来我们举办的“中法文化年”交流活动，还有今年开始举办的“中俄文化年”，也有很多的活动。

这些现象说明我们确实处于跨文化的境地之中，这种跨文化的境地我们在深切地感受着。中国人讲日常生活就是衣食住行，那么我们就看看衣食住行方面的内容。

我们先看看吃的，我们的吃是非常多样化的，从吃中餐，吃烤鸭，到吃西餐，麦当劳，喝咖啡，这些我们生活当中都包容了。实际上是早上喝咖啡、吃面包，或者喝早茶；中午就吃米饭、吃粤菜，晚上就可能吃一些其他的东西，等等。在吃的这一件事情上，反映出我们的文化不单纯是我们本土的东西，有很多外来的东西，说明我们在饮食上是一种“跨文化的生存”。

再看看我们穿什么？从老农民朴素的简单的皮袄和中式的制服，现在还有唐装、汉服、清代的旗袍，到摩登的模特儿们穿的时装，还有西服，西服就是“西人之服”，不是我们传统的东西。

再看看我们的居所，深圳的高楼不用说，现在在全国都出名，除了深圳的高楼之外，北京也是水泥的森林，还有江南的水乡、四川的茅竹屋、山西的王家大院，另外，农村目前还有很多传统的房屋。在我们居所中间，文化的样式也是多样的。

再看看我们的交通，从准噶尔的马、天山的骆驼、吐鲁番的毛驴车、东北的狗拉雪橇、西藏的牦牛，到北京的地铁、上海的磁悬浮，还有满地爬的汽车，方式确实很多。

再看看娱乐和休闲的东西，我们可以有很多地道的娱乐方式，例如社火、赛龙舟、社戏、庙会；同时很多中国人现在都打高尔夫球、滑雪，还有一些人玩攀岩。我们大城市的游乐场都是西方的大游戏器械，包括什么“嘉年华”、“迪斯尼”等等，这些都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也有很多都是中外结合起来的东西。

我们欣赏什么呢？比如说有京剧、粤剧，我们去逛庙会，还有听交响乐，同时我们看芭蕾舞，玩卡通游戏，看西洋的画展。

一个更深层的东西就是：我们在想什么？而且我们的思想依据是什么？

一方面我们要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礼仪、风俗习惯来思考问题。儒家的东西、道家的东西、佛家的东西，都在我们的言谈和思考中保持和流传着。我们也经常在依据西方人的思想，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爱因斯坦、牛顿，一直到当代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还有科学家，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思想也是处于一种跨文化的境界当中。

外来的文化在我们生活当中造成了上述多样性的、混合的生活景象。我们随时都处在一个比较、选择的境地中，比如，是去吃麦当劳还是去吃饺子？随时都在选择。

改革开放后，我们也在跨入异域文化，比如说留学生，听说深圳南方的孩子们从小学就送出去留学，接受的就是外国的文化，还有去旅游，到国外去进修，参加国外的科学研究。还有，就是在深圳的外国公司工作的人，一个人业绩非常好，把他调到美国的总部去了，包括这些情况。

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随着外国文化的进入和我们走出去进入外国文化，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混合的生成。这个新的文化生成首先是新的人的生成。比较极端的情况是，通过跨国婚姻形成的混血人。一些家庭实际上从血缘和人种上来说、从文化构成上来说，是很多样的，这样的情况逐渐在增多。一个显著例子就是印第安人和拉丁人在拉丁美洲混合的例子。他不是纯种的葡萄牙人，也不是纯种的印第安人，这种情况已经几百年了，现在就成了巴西人、玻利维亚人、危地马拉人，等等，很多都不是很纯的原种族人。

前面从几个方面介绍了跨文化生存的种种景象。我们承担着这种景象，自觉不自觉地处在这种景象之中。这些景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些情况的出现是怎么一回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比较系统地回顾一下世界近现代史，也就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史。

世界的近现代史分为三个阶段，中间有文化之间的战争，也有文化之间的融合，是两个方向都在发展的过程。

我们先说三个阶段的战争，因为这一点是文化间关系的中心。军事和战争是文化间的关系，直到21世纪的今天，也是中心。我们跨文化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和文化间的战争有关系。我们把文化间的战争用一个文化的术语来描述，就是文化排除“杂陈的”文化关系的过程。其中，一个文化不承认别的文化也是一个文化，这时候文化之间互不承认，“杂陈的”的存在，是文化的。英文中用“Cross-”这个前缀来描述文化杂陈是比较准确的。各种文化横七竖八、杂乱地存在在世界上。这个阶段要从西方人的“全球航行”、新大陆的发现、殖民地的开拓开始，一直到整个西方殖民主义的瓦解和没落。这是整整几百年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叫做“第一次全球跨文化战争时期”。这里要特别说到的，就是欧洲对美洲的发现，哥伦布航海所引起的重大后果。关于这一段历史大家非常熟悉，我不多讲，但是要提出一个问题。2005年正好是哥伦布航海发现新大陆500周年，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发现美洲的事件怎么看？世界上不同人站在不同立场有很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就是把欧洲的先进文化带到了美洲。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当时美洲的人口总数不超过1000万，欧洲人在加勒比海一次大屠杀就杀掉了120万印第安人。这个历史事实不是虚构的，在西方的教科书都可以查到，看看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就知道欧洲的一些人对历史的描述是很有问题的，观点是很不客观的。把屠杀者哥伦布们描绘得像福音使者一样，很不符合当时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事实。当然，屠杀者、殖民者中有一些人有时也做一些“仁慈”的事，这是另外的情况，要分开来谈这个问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殖民主义是一场战争，是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从哥伦布开始，更早从达·伽玛的远航非洲开始，西方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文化间的交往实质上是血腥和恐怖的屠杀和战争，还有讹诈和欺骗。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法西斯主义时期，我们可以称为“第二次全球跨文化战争时期”。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当时怎么处理跨文化的关系呢？在他们这些种族主义者看来，别的文化都是劣等的，只有他们的文化是优等的，在这种“优劣”的理由和“优劣”的定义下，法西斯德国在欧洲屠杀犹太人，侵略弱小民族，对别的民族宣战；在东方，法西斯日本对其他民族宣战，并把侵略整个大东亚的战争叫做“圣战”。这些都是跨文化战争。

跨文化战争还有第三次。这就是美帝国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要打了这么几场战争：第一场是朝鲜战争；第二场是越南战争；第三场是古巴危机，虽然没有打起来，但是搞得沸沸扬扬，世界局势相当紧张；第四场是阿富汗战争；第五场是伊拉克战争。所有这些，都不是文化间的融合和文化间的共振，而是文化间的战争。

通过对上面这三个文化战争时期的描述，大家完全可以看出，以战争的方式处理文化间的关系，是西方从15到16世纪发现新大陆开始，所持有的一种惯常的“文化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今天，当前的跨文化生存状况中，仍然存在着历史上的情况：文化之间的战争还在继续。所以，文化战争是文化间交往的一个大问题。

文化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用“Inter-”这个前缀所表达的文化关系，主要是各个文化在相互承认的情况下都看到并强调自己的文化与别的文化有差异，甚至是有很大差异。这时候，各个文化在处理文化关系时所持有的原则或者基本理念，就是承认其他的文化，承认其他的文化也是“正当的”。到这个水平后，就不是像哥伦布对待印第安人那样，认为印第安人是应该被杀绝的。在承认其他文化是“正当”的情况下，对其他文化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平等的对待态度，一种是有差异对待的态度。

这两种态度是从哪里来的？来自基督教。基督教文化当中包含着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都是基督教文化的基本教义，一个教义就是所有信教的人只要皈依了基督教，都是兄弟关系，都是平等的。不管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长辈、晚辈，大家既然都是教徒，就都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没有高低之分，这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基督教还有另外一个原则，那就是排斥其他宗教的“排除异己”的原则，即“排教论”。这个原则的内容就是对异教徒进行迫害。只要不是我们基督徒，就都是上帝的敌人，都是基督教的敌人，就必须被迫害、被杀戮。从罗马帝国的晚期一直到中世纪的末期，甚至一直到近代，在基督教内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屠杀和迫害异教徒的事件，是非常多的。

所以基督教文化和现代的国际文化关系直到国际政治关系，都是以欧洲人的基督教文化理念的模式所缔造出来的文化关系。这两个模式，一是内部平等；二是对异教徒的迫害，对“巫术”的迫害和对“女巫”的屠杀。欧洲当时有很多妇女被教会认为是“女巫”，说你是女巫你就得被活活地烧死。还有对科学家的迫害，像伽利略、布鲁诺这样的坚信科学反对神学迷信的科学家，就都遭受到迫害，布鲁诺甚至被烧死。

与这种充满内部平等，但很排外、伐异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传统相反，在人类历史中，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文化传统，那就是各种族群、信仰友好和普遍平等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在历史上源远流长，例如中国的“仁”、“大同思想”，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西方，则有平等主义的乌托邦、太阳城，欧文的公社，一直到后来发展到法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再往后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念了。

与平等的相互承认的理念不同的，还有另外一种相互承认的理念，那就是关于文化“差异”的理念，其中包括两个理念：文化“高低有差别”的理念以及“文化差等进化论”的理念。这里要说两个人，一个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另一个是英国科学家达尔文。

黑格尔把整个人类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是从东方文化到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在他看来，东亚的文化是最低级的，接着发展为印度文化，然后发展为阿拉伯的文化，最后发展到欧洲的文化、地中海文化，而欧洲文化发展的精华，就是日耳曼文化，即人类最高级的文化。黑格尔就这样把人类的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都依附于，或者是结合于文明在地理上的差异，把这些文化差异解释为等级差异，解释为等级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变化。这就是说，他承认文化是不同的，但是文化的不同不是同等级的多样性，而是有优劣之分。这是以哲学的话语表述出来的关于文化差异的进化论。

另外一个就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在达尔文看来，文化有弱文化，有强文化；好比动物界有小动物，有大动物；有食草动物，有食肉动物；有非常软弱的动物，有非常凶猛的动物。套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解释文化（社会），就形成了现代的“社会进化论”。

黑格尔的理论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分级观，达尔文的进化论则以“力量”来区别人类的差异，是一种文化分级观。这两个人的观点对欧洲人如何看待世界文化的眼光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黑格尔的观点只能说明他对东方文化很不了解，硬要把他不了解的文化作为实例纳入他的“历史辩证法”的框框，是很可笑的生搬硬套。或者是他从根子上对东方文化不重视，是蔑视，是他的“日耳曼中心”的思想在起作用。达尔文理论从生物界来讲是一种科学观点，但如果把达尔文的理论硬套到对社会文化领域的解释上，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如果按照这种文化进化论，我们的弱文化就是落后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的框框里来看待自己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的，对因此所形成的文化的局限性我们应该深刻反思。那么，按达尔文的标准所谓的强文化，是不是就一定是“先进”文化呢？今天来看，这中间有很多的疑问，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不管是“欧洲中心论”，不管是黑格尔的观点还是达尔文的观点，或者是基督教“排他”的观点，或者中国中心论都不是很理智、很正确的文化观点。文化间的关系实际上都是相互（Inter-）的关系，也就是互相交涉的关系、互相有差异的关系。文化的差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体验到，有物用上的差异，有活动方式的差异，还有制度的差异。比如说中国人比较注重家庭，西方人比较重视社团，这种文化根基上有差异的理念，影响到人类的日常生活。又比如精神上的差异，东方人是一套东西，西方人是一套东西。东方人讲的是宗宗亲亲的，讲的是直觉，讲的是道德，讲的是家族传统；而西方人呢，讲理性、讲自由、讲科学、讲秩序、讲法律。所以，精神上的差异也是跨文化的差异，这是我们实际面临而必须思考和处理的跨文化差异的难题的很重要的方面。

第三方面是讲文化沟通。这是三个时期中的第三个时期，文化间的关系已经超越“杂陈”式的互不承认，也超越了“差异”式的相互为外。在这个阶段，这个时期，文化之间要相互“进入”、要相互“融合”，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一体”而又“各为你我”。这应该说是跨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全人类实现“大同”的努力方向。

在此前的两个阶段，文化不承认其他文化合法性的时候，就只能是文化战争或者文化封闭独立；在相互承认但相互为外的时候，就用等级的眼光或者是优劣的眼光看文化。在这两个阶段，文化间的跨越和交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非常难的。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文化之间“Trans-”的时候，跨文化生存才进入新境界。“Trans-”这个前缀的含义就是“沟通”、“通畅”。比如货物的贸易，大家去交换货物，以便使我们生活得更好。你那个地方没有的，他那个地方有的，互通有无，交换一下，大家就都有了，就比没有的时候好一点。我们现在吃的胡桃、拉的二胡，还有吃的胡椒面，为什么都叫“胡”呢？这是胡人的东西、西域的东西，不是我们本来的东西，这些都是通过丝绸之路运到欧洲的。中国的茶叶贸易是引起鸦片战争非常重要的原因。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茶叶和鸦片的交换引起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对以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通婚”这个事情，也是一种沟通。不同的民族或者族群之间相互通婚，在民间这种情况很多，这从人类的日常生活和基本生活上讲，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沟通。通婚中也有一种，婚姻被作为文化间沟通的纽带，具有总体性的政治意义。例如中国古代的时候，中原汉朝的皇帝把昭君嫁到北方匈奴去，唐朝的皇帝把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清王朝的妃子香妃，就是从新疆来的。在这些事件中，通婚有政治意义、有军事意义。但总的说，是文化沟通的可行方式。

另外一个是治理沟通。治理沟通从现在的文化关系来看，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二战以后，从政治国家的角度来看，最大的治理沟通的成果就是联合国。从经济的沟通来说，有从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后形成的关贸总协定，现在叫WTO。从文化的沟通来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形成的文化多样性的讨论，以及由教会组织、几个比较热心的主教、神学家，发起这样的活动和研究，要形成全球伦理。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都在做这种治理沟通的努力，看看到底能不能融汇到一起。这也是在文化间关系的层面上所做的事情。

上面所说的就是，从现代世界史或者是近代世界史以来，也可以说从有了欧洲人的海外航行、有了大陆的新发现，人类才真正有了一个完全的世界史。原来的历史都是地区的历史，只有以这个事件为标志，才真正有了世界史，然后才有了跨文化这样一个历史现象的出现。在古代，比如刚刚说到的文成公主、丝绸之路也是一种跨文化现象。但是那个时候人类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种现象会达到当今的规模和程度。只有海外航行和新大陆发现以后，人类才真正处在一个世界历史之中，也可以说人类从此就开始了跨文化的承担。不管你是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不管你是中国的观点也好还是西方的观点也好，你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只单独地考虑一个文化的问题，而必须考虑你的母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你在行事的时候不能单独地保持单一文化的“纯洁性”，单独的“文化纯洁性”是不可能的。或多或少地，在你的生活上、行为上、思想上，都在受不同文化、其他文化的影响。上面就是我们对“跨文化”的由来，进行了一些大概的解释。

第二部分我们对跨文化生存问题进行讨论。所谓“问题”，就是我们往往觉得比较难的事情。首先是对难题的讨论。

第一，跨文化关系的处理，首先面临的是利益问题。利益是跨文化交往和跨文化生存的真实原因和真实目标，这一点不用忌讳。在这个时候，讲平等价值、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交往个性，所有这些都是废话。在利益面前，所有这些词汇、这些考虑都是不管用的。所以在处理跨文化关系的时候，首先面临着利益的考虑和利益的考验，或者是面临着利益的挑战。这是一个难题。但是人类有这么一种本性，就是“不止”满足于这种利益的考虑，而“总要”追求更高的价值；人们在考虑利益的时候，又不满足只是从利益上考虑问题，而有一个比较高远的价值追求，这就是“文化”的本性。

第二个文化难题，就是误解。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技术的问题。不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会导致误解，这种误解有时候看似小事，但是其中包含了非常大的意义。要达到文化间的沟通，很多情况下都是“语际解释学”问题。语言的误解关系到文化交流中深层的知识层面和价值层面。语言的误解往往表现在我们的翻译之中。翻译的东西出问题，有一些往往是不理解“原意”就翻译出来了，这不是说草率的态度，而指的是对不同文化中的类似概念的差别并不很清晰，就以“完全替代性”的方法翻译了，一个中文词翻译一个外文词，结果越翻译就离原文本的意思越远。

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英语“brother”这个词，一般都对译为“兄弟”。但是，从基督教的教义来说，brother这个词是表达宗教社团中的个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而中国的“兄弟”是什么意思呢？“兄”是哥哥，是长者，兄对弟弟的称呼是“弟”，就是说，“哥哥”这个词意味着要保护弟弟，而“弟弟”这个词意味着要尊重哥哥。这是兄弟的中国意义了。但是在基督教的教义来说，被称为brother的每个人之间是完全平等的，没有任何认知上的和道德上的“上”和“下”、“大”和“小”的区别。在西方，因为“兄弟”这个词是从古希腊语来的，它就是社团当中平等的交往关系的一种称谓，而不是中国的很有血缘含义和大小含义的区分的称呼。尽管这个英语词也是血缘关系、家族关系的称谓，但在这个词中间，所包含的主要意思是平等关系而不是血缘关系。你要把基督教的“brother”翻译成中文“兄弟”的时候，这个概念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平等的绝对性意义就没有了，反而出现的是中国的哥哥和弟弟之间的有上下差异的关系。词语就这样在翻译中丢失了原有的意义而被添加上了原来没有的意义。所以，对这种事情都要仔细进行考察。

另外一个词叫做“城市”，我们深圳也是一个城市，中国的城市和西方的城市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不是一回事。从西方的近代史来说，“市”是代表商业、现代性的起源的地方，而“城”是代表过去宗教的和政治国家的都城，也就是说政治和宗教的中心。而“市”是市场。中国的“城”是什么意思呢？中国的“城”和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城邦”是一样的，是治理中心、政治中心。中国的“市”是什么呢？指的是贸易、交易市场。在中国历史的传统中来说，“市”总在“城”中，贸易是由城市来管辖的，市是不能超过城的。也就是说，经济上的交往、贸易买卖的关系不能超越于统治者的行政权力的制约。比如说中国古代有商官，就是管城市里的市场的。那个官权力非常大，相当于行政的管理。西方的现代“城市”是由贸易积聚点所形成的，是由“市”生成为“城”的。西方的“市”构成了现代西方城市的一个基本运行模型。后来英国人通过国王、贵族和城市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规则，国王把自由贸易的原则，城市的自由原则复制成为英国的议会的政治原则。包括选举制、投票制，大多数的原则是这样来的。查一下经济的发展史就会知道，“城”与“市”的关系，中国人往往看见“城市”就是“城市”，实际上，“城”和“市”在中西文化中有很大的差别。

还有国家。国是什么呢？家是什么呢？中国人把“家”加进“国”这个词中去，西方人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把“国”后面加一个“家”呀？“家”是从哪来的呢？我们中国人很平常地说，“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家”“国”一体，“爱国”就是“爱家”，“爱家”就是“爱国”。这些伦理关系的概念，你跟西方人说，他会越听越糊涂。他听不懂。这些误解都是由于作为一种语言文字的交流，作为一种跨文化沟通，我们对这个词在符号意义的辨析上，不那么清晰，也并不去仔细做这种辨析。19世纪以来翻译的东西，有一些很考究，但一些很模糊。严复很不愿意把英文的“liberty”翻译为“自由”，而很无奈地用了一个中国的古字“繇”来代替“由”，把“liberty”翻译为“自繇”。他认为英文的“liberty”的意思就是在“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之间划界，他坚持把密尔（穆勒）的On Liberty翻译为《群己权界论》，而不翻译为《论自由》，其中自有这位思想大师对跨文化问题处理的一番苦心，我们应该细细去体会。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liberty很自然地被翻译为“自由”，其后一个世纪，西方的liberty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被理解，受到了中国传统固有的“自由”观念的极大的侵扰和混同，因而其真实意义在中国这个语境下，讲起来十分费劲，而且越讲越费劲，引起的“反接受”情绪也越大。

改革开放后学成的一些青年人，有大志很令人佩服，但把翻译看得过于简单，认为借助英汉词典的释义就可以翻译一本书，因而现在的很多英译汉的译著，你越看越不懂，大有堕入云里雾中之感。对于一些翻译出来的书，你去查一下外文的原著，可能理解的意思会比读中文清晰得多，有些一读原文才知道根本就不是翻译出来的那个意思，令人啼笑皆非。这种误译、误读和误解，往往导致我们在跨文化生存中去做很多没有效率和没有意义的事情，很浪费时间，也经常导致很尴尬的情况出现，甚至导致我们的大思路、大理念出现错误。所以跨文化沟通一定要寻求真正的沟通的路径，而不是动机上很好，但缺乏文化修养和文化沟通能力的那种蹩脚的“堵通”，以沟通的动机把沟通给堵死了。

第三个跨文化难题，是跨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关系。不同民族的思想传统和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沟通，因为要有价值的托底，这个价值等于一种绝对命令式的东西，这个是不加论证的，或者叫做“不证自明”的。人们经常会拿传统做绝对理由：从古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你能把我怎么样？美国人一开口就说“我们从我们美国利益出发如何如何”，你们能把我怎么办？“美国利益”就是我们美国人的绝对原则，你不听我的，我就要打。他就这样不讲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无法交流，是全世界跨文化交流的最根本的问题。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里面涉及不同文明和不同宗教的战争，指出文化沟通非常难，他是悲观主义的态度，当然他的态度和提出的建议对美国进行战争是有利的。但是他看出了一个难点，美国不一定能够用战争的方法取得胜利。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民族是可以超越文化进行交流的，但是在意识形态上，这种交流往往只有超越了表面层次上的“繁忙”和“华丽”，真正进入文化的基本观念的“底层”沟通，交往才是真正可能的，也才会很牢固。现在的跨文化政治，都是一些技巧性的策略政治，都是战术“联盟”和“战略联盟”的交往，交往双方各有心计、各有目的，而且都是从比较狭隘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或者最多是地区利益的真实角度出发来交往和建立联盟关系的，都是与哲学上所说的普遍性有很大距离的。在这种情况下，高一层次的普遍性的文化就不可能形成。而中国人传统的文化交往观是立足于整体性的思考，不是立足于一地、一家、一族、一国的特殊性上的思考，而这种思考达到了“道”的层面，例如讲“王道”而反对“霸道”。如果大家都从“道”讲起，研究跨文化关系及其在政治层面上所表现的国际关系，沟通的思路和深度就可能会更有意义一些。

最后，我还是要把意识形态问题落实到文化价值上。关于文化价值的讨论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尤其是跨文化的价值讨论是很复杂的问题。早些时候我是非常乐观，认为会英语就能和外国人沟通，但是现在看来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有一个不同的跨文化的“身份”摆在那，“身份”对沟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这个跨文化的身份摆在那，人家就会认为你的身份必然就是一个价值系统，你个人代表一个价值系统在这里，除非非常熟，交流会有一些深度，如果不是非常熟的话，普通的交往是很难达到足够的深度的。

第三个大问题，我们要看一下跨文化生存难题的解决。

首先说一下个人跨文化生存的策略。现在来说，跨文化是一种情景、是一种环境，也就是一种客观的世界大势，或者像空气一样，是弥漫在我们周围的东西，不跨也得跨，跨也得跨。与其被动跨，不如主动跨，主动地去理解一种或者多种与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其他生活样式，或者是新的生活特点，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有自己深层的主动性。

这个深层的策略我讲四点，一个就是跨出母文化的策略。比如说你到外部的文化里面生存，比如说去留学、去求职，或者是去进行学术的研究、科学研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从头认识，对异文化，也就是非母体文化要从头认识。什么意思？就是你坐公共汽车、租房子，到认识那里的钱（货币），这些都要从头认识。有这样体验的人会明白不从头认识往往是不行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就是要对他文化有一种理解和同情的态度。不要看到什么都和自己文化的母体的情况不一样，就马上说三道四，指责人家那个文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或者拒绝接受人家那个文化的东西和规则。这个恐怕是不行的，要理解和同情。“同情”是指设法使自己具有和那里那个文化的人同样的心情和情绪，按照人家的思路去考虑问题，这个就是“同情”。要有一种入乡随俗的心态，对人家的文化抱一个真诚的尊敬的态度。这种心态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同化许多边缘地区文化的根本原因。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就按照人家的风俗习惯办事，不要强调你的文化，但是要保存自己的本源，合而不同，在得到人家的自然认同之后，你就有了在那个文化中活动的资格，然后你再以自己的母文化中的积极要素，在他文化中间进行创新，得到的认同就可能更大一点。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母文化中，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客位文化呢？这一点，我觉得有很多值得我们好好考虑的地方。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来形成了一种比较偏激的心态，形成了两个极端性，一个是极端地排外，另一个是极端地崇洋。在100多年的历史当中，这两个极端是相伴而存在的。要么就是非常崇洋，外国什么都是好的；要么就是非常排外，中国什么都是好的。能不能有一种适中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呢？适中的态度，就是近代以来应该说比较成功的原则态度，就是以效用原则做取舍，而不首先涉及我刚才所说的意识形态那个层面、价值层面。

跨文化生存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就是你“跨”出去以后的原则，第二个就是你在自己的母文化中间接受外来文化的原则，第三个就是你主动促成不同文化双方或者多方合作的原则。这一点中国人有很多的历史经验，而且做得很成功。中央领导多次提出，要“构建和谐世界”。这是中国人最根本的合作原则，这个原则的提出，应该说继承了1954年的万隆会议精神，是中国跨文化态度的一个最新的表达。

在我们选择跨文化态度的时候，中国历史是一部非常有深度的教科书。我只说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也是一个多文化的地域。战国时候是七国，七国的概念和现在我们所讲的国家概念是不一样的。也可能有某些相似的地方，那时的七个国家，在现在看来都是同种族的、同语言的，但真的是不是这种情况，需要考古发现来证明。秦始皇后来统一文字就说明当时文字并不统一。要讲“统一”，讲“合”的问题，说明他们当时是很有差异的。秦统一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历史的个案，秦统一中国和汉朝国家大一统的形成，可以被看做“跨文化生成”的动态发展模式的一种个案。在这个模式中，哪些是消极的东西，哪些是积极的东西？我们可以去研究和考虑。

第二点，佛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异域的文化，为什么中国人需要这种异域的文化？佛教从印度进入中国，在中国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超越印度本土的佛教，形成的一些佛教的宗派具有中国的特色，反而印度佛教本来的东西并没有发展。比如说禅宗，在中国有很好的发展，受到社会的欢迎。按照道理来说，唯识宗是玄奘引进的最正宗的佛教，但民间懂唯识宗的人很少，它在民众中间传播不开，但是禅宗受到的欢迎是很大的，成了中国本土很有特色的东西。佛教为什么能进中国？或者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本土文化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跨文化问题。

第三点，中国的回族作为一个民族，是非常有意思的跨文化现象。现在欧洲人也好、美国人也好，都说阿拉伯信伊斯兰教的人不好合作、不好交流，说世界上很多的麻烦都是他们引发的，都是他们搞起来的，似乎现在世界不得安宁就是在那一块。但是，中国的回族的历史，从文化上来说，是中亚、西亚，甚至像叙利亚这些国家、民族的人进入中国之后开始的。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但是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伊斯兰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东西。比如说中国的建筑模式，另外，在对经文的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很多中国的“仁”、“德”等词汇，包括寺庙门前头有狮子等等。伊斯兰教的信徒作为一个族群到中国来，定居在中国，然后能够和中国本土的汉人和其他民族形成基本和睦的民族关系，成为56个民族当中一个比较大的民族，有一个自治区，还在几个省有一些自治州，说明融合还是很成功的。这说明在中国的文化史中间，有很多值得现代人处理世界的跨文化问题时要考虑的一些要素和原则。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也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它怎么融汇的？关于龙的标志的演化，不同的地方龙向一个更加普遍的、正式的图腾龙的演化过程，就说明了中国这块土地上多民族的跨文化融汇的历史过程。这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