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全国宗教学会理事、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最近国内一些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成立了国学院、国学课堂，因此有一些媒体称出现了新的国学热。这个问题我想，不是说现在出现了国学热，其实100年里国学的问题就没有中断过，只是时高时低，有的时候热一点，有的时候凉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从这个现象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这确实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讲这个问题首先就涉及什么是国学。刚才我讲了，虽然是百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大家都认同的说法。因为这个名词可以说是新名词。近百年来，西方的文化进来以后，就产生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所以最初就出现了新学和旧学、中学和西学这些不同的名字以示区别。后来又提出了国学的名词，其实国学也就是中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旧学，因为它是国产的。在一定的时间内，把中国的文化都加上“国”字，比如说中国的绘画就称国画，中国的武术称国术，中国的戏剧称国剧，中医就叫国医。

国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现代的学科分得很细，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考古等都分得很细。国学应该归哪一学科呢？国学是综合型的，一直到现在，比如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很热，也准备招生，招进来之后授予什么样的学位？在学位名单里没有国学这个学科。像哲学里面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美学，最后都授予哲学学位，因为这都属于大范围的哲学。国学又比哲学、文学的范围大，包括了文、史、哲、政、经、法，所以很难归纳。有人认为不能这样称呼。其实名称的讨论可以发表很多的意见，比如说刚开始有国学出来的时候，可以称之为国学大师的，就是章太炎先生。他认为传统的小学是基础。小学是中国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也就是阅读古籍基本的学科，从这里入手，再学经、史、子、集四部。他认为这就是国学，国学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一点有没有道理？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果我们追根求源，都在这里。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梁启超的思想就更开放一些，他认为国学应该是中国历代学术的思想史。后来钱穆先生传承了梁启超的说法。他讲的国学讲义录和章太炎先生讲的不一样。钱穆主要讲国学思想的转变。到了胡适先生更扩大了，他心目中的国学就是国故学，也就是说一切属于中国传统的学问都叫国学。当时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大家研究的路线不一样，研究的范围也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研究的态度、目的不一样。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先生研究的目的是弘扬传统文化，把优秀的成分传承下来。胡适先生研究国学，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从故纸里刨垃圾，把它们弄掉。目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国学的定义很难定，有人认为国学就是西方的汉学，以汉文字为载体的就是汉学，中国自己叫汉学就不合适了。这些名词概念的争论可以放在一边，我们的理解是把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定为国学；如果再扩大，如果把中国的学问叫做学问，我们所有的学问都叫国学了。不要扩大那么多，我们要把它限制在传统的文化上。中国传统的说法里面有道、有器、有艺，不一样。但是每一种文化里面都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地区的、国家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我想文化凝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样式、风俗习惯等。我们民族的价值观、风俗习惯都通过文化传达出来。而文化又是历史的载体，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化抽掉了，大家都不认同，我们还哪有历史？这样就没有历史了。

所以，文化在整个历史中间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而历史又是我们认同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鸦片战争前后有位很著名的思想家叫做龚自珍，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有很多的研究，包括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他研究这段历史，得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即：“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也就是说，后人不知道他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认同这个民族、不了解这个国家。这一说法搞政治的人都知道。我们可以看“台独分子”搞“台独”，首先把中国史去掉，变成“外国史”，这样台湾人就认同台湾史了，可以说不能认祖归宗了。

认同历史就要认同文化，为什么百年来都讨论这个问题？一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时候，鸦片战争时期，和龚自珍齐名的是魏源。当时看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以，当时成立各种制造局和工厂拼命地制造船、枪炮，以抵御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这也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主要是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器物文化，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动，即中体西用。洋务运动一下子搞了30年，建了个北洋水师，可是1894年一场甲午中日战争就垮台了。1895年严复发表文章，认为光学人家的器物是不行的，要学习人家的政治，所以要改革，就批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举个例子：牛和马，牛可以负重，马跑得快，不能要求牛体马用，马体牛用。意思是说，要有西用，就一定要有西体。这个说法在当时看来非常有道理，可是现在看来不一定。而且，如果参照我们的邻国来看，当我们提出中体西用这样口号的时候，日本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和魂洋才”，以他们本土文化为载体，来吸收西方的文化。日本后来没有变化这样的口号，一直延续下来。他们坚持大和民族的传统，吸收了西方的文化，包括精神文化，但是没有放弃它的大和魂。但是中国从这之后基本上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去吸收西方的文化。特别是戊戌变法又失败了，人们考虑到不仅仅是器物文化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文化的问题，在器物文化、政治制度文化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才有后来开始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进入整个精神层面，也就是价值观的问题、社会观念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加以改革，大量地引进西方的东西，彻底地批判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在当时来讲，跟中国的传统政治结合得最紧密的是儒家，所以要打倒“孔家店”。新文化因此要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到五四的时候，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整个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有很多人去那里考察，发现欧洲的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它那种以物质文明为主体的文化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当时像梁启超去欧洲考察以后，在1920年初就发表了一篇很大的文章，后来成了一个小册子，叫做《欧游心影录》。他反思当年他们这一批人完全否定自己传统的想法是不是对头，他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间也还是有很多值得自己来反思的东西。到了1921年，梁漱溟先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讲到东西文化其实是各有优缺点，而且是不同类型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时期，其实有很多人也是在吸收西方文化。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行不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就不断出现探讨国学问题的学会和组织。比如说，1905年就出现了国学保存会，还成立了国学扶轮社，都是国学人发起的。章太炎曾经三次举办国学讲习会，讲他对国学的理解等等。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成立了国学昌明社。1919年，在四川还成立了成都国学院。1920年，在无锡成立了国学专修馆，培养了一大批讲授国学的导师。同时也出版了许多和国学有关的杂志，像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等等。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反思中间出现了这样的国学热潮，一直延续着，没有中断，到1934、1936年，一直延续下来。

到了30年代中期，中西文化的争论一直在进行着。有一批学者公开举起了全盘西化的旗帜，影响很大。他们认为中国要发展，要走向现代化只有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全盘西化才有可能。这一口号提出的时候是1933年，当时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叫陈序经，他在《中国文化之出路》中提出，中国的学术界一共有三派：一派是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第二派是折中派，提倡用调和的办法使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第三派是西洋派，也就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他自己则主张第三派，让中国的文化彻底西化。他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努力跑、彻底西化，态度非常鲜明。而且，他举的例子和很多人的思想有共鸣，他说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科技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们也没有西方人那么讲究。在西方文化里面，可以找到中国的好处；反过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找不出任何西洋的好处。这是非常极端的说法，但是我感觉到似乎现在中国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一些看法。但是和他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有很多人不了解，是跟在后面走，跟着感觉走。

公开西化的文化主张出来之后，1935年，有10位著名的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可以说也是针锋相对。所谓本位文化，也就是国学的问题。这个宣言里面，开头的第一句话非常惊人：“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就是在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这和全盘的西化一样，很绝对。但是我们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是非常严峻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说道：“中国要有自我的意识，要有世界的眼光，既不要闭关自守，也不要盲目地模仿。”他们认为，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的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我想这提得非常切实。

中国本位建设的主张提出之后，坚持全盘西化的人就批评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版本，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赞同。特别是其中有一些学者说，没有本位意识的话，是绝对不可以与外来文化接触的；一个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绝对不可以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能是让他族文明征服。如果你失去了本位，盲目地去追求别的东西，最终的结果——你就是别人的附庸，被其他的文化所征服。当时的讨论非常深入，而且还提出了这样的命题：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与欧化同义。我们要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化。当时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反思，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个争论从30年代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我们的大陆地区，这个问题基本被封杀了，没有讨论，一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并不代表这个问题就结束了。在60年代初，港台的几位学者，主要有四位，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当时发表了一个宣言，感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意思就是中国的文化已经凋落了，呼吁要来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当代新儒家的思潮。这个思潮一直到现在在港台还有影响，在大陆也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80年代以后对大陆的学界，特别是研究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都有很大的影响。

当代新儒家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思想观念里面还保留着一种儒家一统天下的观念。新儒家的宣言里，特别是牟宗三先生提出“要三统并建”，意思就是儒家的道统、政统和学统这三统并建，就是把“道”、“政”、“学”都统一到儒家里面，儒家还是一统天下。新儒家看起来红红火火，但是意义不深远，让别人都统一到儒家里面是不可能的。后来有人强调儒学应该剥离开来，因为儒家是学术流派，到了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才这样的。我觉得儒家应该在伦理道德的建设和修养方面发挥作用，可以反映出现代人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样的争论也是看到了传统文化意义的表现。

“文化大革命”是60年代开始的。对于这样一次政治运动，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比如说，200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大家都在反思“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有比较多的观念，特别是海外的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作怪。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上面去，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现在还需要继续批判传统、继续否定传统，要不然中国就没有走向现代化的可能和希望。但是，如果从另外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是最彻底的否定传统的运动。我刚才讲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要从我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等方面来否定传统，但是在生活样式和风俗习惯上传统并没有受到冲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很传统的东西在起作用。这一点我们在港台看得很清楚，他们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所以到现在，风俗习惯、家庭观念还是按照传统的来，比我们传统多了。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破“四旧”——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旧习惯。文化最后的根子就扎在风俗习惯里面，到了风俗习惯里面这个文化才有生命力。如果我们的风俗习惯都破了，就不会认同这个文化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最彻底地铲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80年代出现了新一轮西方文化的输入，不是马列主义，是尼采等人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很怪，你一定要把它搬到现在来运用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完完全全地把它彻底斩断也不可能，虽然我们挖根很深，但是里面有很多的须，是不能斩断的。我们要了解，中国的文化里面不仅有糟粕，还有很多精华。

1980年代也有一段文化热，这是国学和西学的结合讨论。80年代出现了一个“河殇”现象。《河殇》里面就彻底地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它是一种黄土文化、黄色的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没有自我更新机制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是海洋的文化、蓝色的文化、开放的文化、不断进取的文化。对比，我想大家的印象都会很深。这个时候，国内还有一些人比较努力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做一些辩护，说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从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最有包容性、开放性。我们现在传统文化里面很多都是吸收了外国文化的，惟其如此我们才会不断地发展。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佛教。佛教从印度传进来，和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而且冲突很尖锐。你出家就不能顾家，不顾家就不能尽孝道，冲突很大；还要剃头。中国的因果观念和印度的因果观念不一样，印度的观念是自作自受；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父母造的孽子女还要承担，就是父债子还，这种观念在西方和印度没有。在中国，父母的生命在子女身上延续着，父母死了之后，有子女就行了，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礼仪的观念上也有不同。这样，我们就把它化进来了。有的我们接受它，有的它们接受我们的，这样它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分都分不出来。此外，我们现在很多的东西包括器物、艺术都是外来的，我们的琵琶、胡琴都是从西域来的。所以中国文化的核心——和而不同，就是多元并存。只有多元并存我们这个文化才是丰富多彩的。否则，我们的文化就单调了。所以才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说法。只有多元文化共存，才会互相交流、互相吸收，我们的文化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间发展起来。先秦的诸子百家到战国中期就开始互相融通，到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的儒释道三教也是这样，但是又都保持了各自的特性，你是你，他是他，我是我。所以中国的文化有这样的特色，不是封闭的、没有更新能力的，我们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前进。

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传统文化》。我们不要在吸收外国文化的时候，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是在这个时候，北大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当时《人民日报》专门进行采访，载了一大版，说国学热悄然在燕园兴起。在1980年代讨论的时候，国学也提得很严重。到了1990年代，大家都在反思，21世纪我们的文化应该走向何处？怎么发展？所以当时举行了很多研讨会。当时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崛起，引起了世界的瞩目，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说法。他们的成功经验，也引起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高度关注。当时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提法，热闹非常。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等问题，引起了东西方政界、经济界、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同时，随着地球环保等问题的提出，我们中国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西方也引起了重视。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中国的文化可能有一个复兴的过程。但是也有人说不对，西方的文化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又在我们东方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我们东方，特别是中国，还没有进入现代化，所以我们还是要抛弃。当然我们进入后现代再把它找回来也还不迟。

那时，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我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中有两个偏差，一个是自然科学的比重和人文科学的比重的偏差；另外一个偏差就是西方文化的比重占了主导，中国文化的比重占得很小，甚至是极微。当时我也在设想，21世纪的情况会不会改变，如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至少可以平起平坐，好一点的愿望是人文科学应该比自然科学的地位更高些。另外，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至少也能各占50%，如果好一点的话，中国的文化应该占更大的比重。当时就有这样的愿望。但是说实在的，21世纪过去6年之后，我看情况没有多大改变，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最近中国科学院要编一套书介绍中国的学术情况，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给他们题个词，因为很多领导、大学者都给他们题词，希望我给他们提。我想了，说实在的，我当时不太愿意，我就拖，他们就一直催，后来我想躲也躲不过，总不能回避，后来就题了，管他发表不发表，我就把我的想法写出来。我题了两句话：“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强国之器。”我们的教育也是如此，要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而掌握技能是其次的。本和用要分清楚，道和器要摆正。现在看来，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这可能也是一个必然趋势。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地区在近代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者是半殖民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都纷纷进行了民族解放运动，在政治上开始独立。政治上独立以后，又开始在经济上发展。到了70年代，特别是197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亚洲四小龙这样的经济奇迹。政治、经济的变化出现之后，人们就开始在文化上检讨。一开始我们都是否定自己的传统，认为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要吸收西方的东西。当政治上独立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就开始文化的反思。这就是20世纪末的国际环境。20世纪末经济开始了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了。文化上面是不是也要全球化？特别是一些很明显的强势文化已经起了很主导的作用，而且借着媒体、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强势文化的传播力量是异乎寻常的迅速和强大。这样的情况，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经济上走向了全球化、一体化，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认同，也有反抗的趋势。我们看得很清楚，包括欧洲也是如此。文化上更是严重，如果文化都是一体化、全球化了，这个文化就变成了强势文化的附庸了。所以在文化里出现了一种反思，出现了一种寻根的意识，越来越感觉到多元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也出现了一种想法就是——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意义。如果你丧失了特点，谁来仰慕你？你跟我一样，我也不需要学习你。所以，寻根意识和民族文化的保存问题成了很尖锐的问题。

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以物质形态出现的文化保护早就设立了。到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开始酝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这个问题一直酝酿到20世纪末，在1998年的时候才开始实行，实际上就是对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对人类作出贡献的、有价值的非物质遗产的保护问题。另外非物质遗产的消失比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要多，而且也很难找回来。这样运作到2001年才开始遴选第一批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名录。现在每隔一年做一次，已经做了三次了。中国已经有三项半进入了非物质遗产的名录。2001年入选的是中国的昆曲；2003年入选的是古琴；2005年是新疆的木卡姆，以及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一起申请的蒙古长调。今年中国也启动了国内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事宜，第一次征集到500多项迫切需要保护的非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会随着人的死亡而丢失。我过去老给人家讲佛教、讲伦理，常常讲看得开一点，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什么可以留恋的？这种说法要纠正。这实际上说的是物质文化或者是外在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精神产物是会随着人的死带走的，有的精神产物是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积累，现在在你这个人的头脑里存储着，如果没有传承下去的话，这个人一死，这个文化就中断了。因为非物质文化是口传心授的，一旦人去世，就没有了。是不是可以再辉煌？可以。但是，你想，几百年、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东西你再要恢复，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更迫切。

而像我们讲的国学里面，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非物质遗产，是思想的东西。虽然凭借物质的载体流传下来了，但是看不懂，或者拿现代的观念去理解它就错了。“优”，什么人可以理解成“悠闲”呢？当然我们可以追溯，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国学的问题这100年一直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样提出来不断地讨论？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关注呢？其实我认为，所有的国学讨论，归根到底都是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中间，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来思考如何正确对待本国已有的文化传统，如何继承和发扬本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何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我觉得主要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展开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在现代化交流中怎样保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意识。因为现在的文化交流是不可阻挡的，想封杀任何东西都不可能。现在网络传播得很快，交流是不可阻挡的，人们的选择也是多样的。但是让大家在交流的过程中间具有一种主体意识，这一点最根本。就像我刚才讲的，没有主体意识是没有资格和别人交流的，因为一交流你就变成别人了。真正的交流并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是双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希望不要变成香蕉人，那可不行。我们要做到有一颗中国心，洋装是可以穿的。现在有那么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为什么不用？不用是傻瓜。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这就是主体意识的问题。有了这样的主体意识，我们对其他的文化就有鉴别，才懂得要吸收什么，把它吸收进来之后融合在自己的主体里面，让它变成营养，使自己身体长得更健壮，而不是吃了以后消化不良。所以我想这就是主体意识重要性的问题。

所谓主体意识指的是什么？就是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包括对它的尊重、保护、继承、鉴别、发展等因素。在这个过程中间，既不要盲目地自尊自大，也不要盲目地妄自菲薄，只有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有效地、有针对性地吸收外国文化的养料，来滋润本国的文化、发展本国的文化。这里必须要澄清一个观念，即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近百年来的近代史，尤其是近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现象，已经催促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我们讲的文化的样式、文学、艺术、医学、哲学等，都是传统文化。文化传统是指凝聚在里面的我们民族的一种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生活样式等等。文化传统凝聚着一种精神，也可以说文化传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或者是文化传统形成了一种民族精神的东西。所以必须要重新认识我们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在现代的意义。我们常常讲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这个特色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文化传统，我想这个特色就表现不出来。所以只有认同我们的文化传统，把我们的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发展起来，才可能有我们的特色。

我常常讲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希望领先的是什么？那就是中国的医学！因为中国的医学有那么丰富的传统、丰富的理论。而近百年来，我们又积极地学习西方的医学，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医的主体下面去学习西方的医学文化，我想我们现在的医学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但是，现在可以说让人最失望的就是医学。中医已经不中了，这是大家的感叹。我们到中医院去就诊，有几个大夫能够通过诊脉来诊病？我们的手段是化验、透视、CT，完全西化了。我们有很大的误区，认为中医就是中国的医学，西医就是西方的医学。但是中医核心的内容不是中国的医，而是它讲的道理。一讲中医就麻烦了，有人说像巫术一样，梁启超、鲁迅都这样说，认为中医要消亡，但是现在中医发展得还是很好，我们要发展它！如果不按国别来分析，那么中医的内涵是什么呢？我来时在飞机上看了深圳的《晶报》，名人演讲会请了刘力红先生来讲课。他非常不错，讲得也非常好。他讲中医的内涵不是简单的中国和西方。首先，中医是中道之医。什么是中道？就是探讨阴阳平衡的问题，阴阳平衡了身体就健壮了，失衡了就有病了。所以要平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盛了会上火，阴盛了也会上火。这主要是一种中道之语，和西方不同，西方攻其一不计其余。其次，中国有句流传的话，说：“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中医是治人的，不是治病的；病是局部的，人是整体的，有关联的。中医和西医是两种类型的医学，如果我们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想我们的医学肯定会在世界上领先。可是，我们现在是拿整个西医的理论来解构中医，包括一些中医学院的博士生都跟我讲，我们现在的中医教学是埋葬中医的，因为它完全按照西医的理论，五脏六腑，脏腑不是器官，可是我们讲到五脏就想到肾、脾等器官，这不是中医的五脏理论。令我很惊奇的就是听刘力红先生讲，中医的经典在中医学院竟然是选修课，不是必读课！中医和整个的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应该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我们的医学还有什么特点呢？可以说没有了，我们的医学没有特点了，中医不中了，西医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追都追不上。我这样讲，学医的肯定不愿意听，当然我们也不否定有一些杰出的中医。在所有的学术领域都能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是搞哲学的，十多年以前，有一位瑞典人到我们这里来学中医，他说我到这里来听到的都是用西医的理论来诠释中医，我能不能听一下你讲中国的哲学？我说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对中国的哲学我们同样是用西方的理论去诠释它。这个情况到现在还没有改变，这是很大的问题。用这种方法来讲中国哲学，就使我们对原来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不能理解了。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了解中国哲学的，我们讲阳明学，是主观唯心主义，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据说王阳明有一天带着学生去郊游，到南镇这个地方，百花齐放。学生开始问：老师，这个花开得那么好，是在你的心里面还是心外面啊？王阳明回答得非常好，他说：当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此花与你的心一时明白起来；当我们没有看这个花的时候，我的心和此花同归于寂。这里，他并没有讨论花与心哪个先存在的问题，而是说当我们看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就显现出来。而当我们没有看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则没有显现。这是说这个花只有和你发生联系才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和你发生联系，它的存在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他讨论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价值的问题，而不是说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谁产生谁、谁决定谁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事物只有发生联系的时候才有意义，不发生联系的时候就没有意义。所以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是心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说心第一，还是物第一的问题。对于这种基本的理念、基本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理解了。我们的理解就是心第一性还是物第一性的问题。这个思维方式已经改变了。我们应当明白地意识到，我们的思维是这样的思维，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它取代不了我，我也取代不了它，可以互相并存、可以互相理解。我们也可以用他们的想法分析具体的问题，可以把事情变得更加清晰，清晰之中有模糊，模糊当中有清晰。这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丧失掉了，我们的主体性没有了，我想就有问题了。

目前，尽管有不少的“仁人志士”都在为继承和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努力奋斗，默默耕耘。然而，我的一个直接感觉，就是中华文化的整体根基越来越浅薄了。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稀少，而我们广大的传媒中间，西方文化的内容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而且是一代一代地递减。递减的意思不是看古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是他们能不能领会我们文化的底蕴。形式上都在继承传统，而在继承传统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把它吃透，就要去创造，一创造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或者是一创造就完全改变了。我们有几项文化遗产被选入联合国的名单之后，就变成热门了，大家趋之若鹜，都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是好事，但是我看到很多越做离传统越远。变成了一种市场，变成了一种时尚，变了味了。一个对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了解的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没有自信心和尊重的人，是很难让他生起爱国心的。我想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当中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提倡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是十分重要的、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