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各位同仁，今天我有幸在这里与大家共同交流有关文艺的继承与创新的心得体会，希望我的一些体会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启示。继承与创新历来就是文艺创作最重要、最根本的环节，解决好这个环节，是每位文艺家毕生的学习与追求。

我想先从胡锦涛总书记在八次文代会上的报告说起。最近我们组织了几次这样的学习，从文联党组到我们协会分党组，人民日报也组织了几次这样的讲堂，对总书记的报告大家反响非常热烈。这次在北京召开的第八次文代会，应该说总书记的报告充满了人文的关怀和对艺术家的鼓励，对我们每个代表都有很大的震动。讲话篇幅虽小，但言简意赅，高瞻远瞩，总揽全局，特别就当今形势下如何做好文化工作，如何把握好文艺家与社会的关系，论述精辟，充满思想性和创造性。因此，我想在这里把我学习总书记讲话的感受向大家汇报一下。

首先，总书记讲话中用很大的篇幅谈到文化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日趋重要的现实，提出要占据文化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思想，这是第一次在这样重大的会议上将文化发展提升到综合国力的层面。对此，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多年的文艺创作和文化交流过程中深有感受。今年我随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中国驻澳大利亚一位女大使就“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一席谈话，引起我们一行人很久的思考。她谈到日本文化，在明治年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运动，开放门户，积极进行社会改革，吸收西方先进社会思潮，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迅速完成工业革命，进入军事扩张时期。而在军事扩张的同时，文化扩张也同样猖獗，他们动用了很大的物力、财力、人力积极向西方及周边国家进行文化输出和渗透。其影响至今依然存在，今天你到西方会发现，他们承认的东方文化是日本的，而不是中国的，他们认为瓷器是日本的，很多的文字包括书法是日本的，非常可悲。但实际上，众所周知，东方文化的根在中国，姑且不说泱泱五千年中华古国历史悠久，单单是从现存文化的数量、规模、种类上而言，日本文化都是无法相比拟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的发展，文化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我们确实是家大业大，但败性也大，当然这是当时国家的国情，确实没有国力，有点真金白银都赔了款了，哪还有能力和精力发展自己的文化？

我也看到一篇报道，克林顿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谈到美利坚当年打败苏联，靠的不是武器，靠的不是原子弹，靠的是文化。这个观点确实发人深省，想当年苏联从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等方面看，都是实实在在的超级大国，最后一夜之间就被摧毁了。所以这些对我们自己的发展思路、对我们国家建设是非常有反面教育意义的。

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脉络及世界格局的变迁，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我们必须在文化上有更多的主动权，特别是面对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现实环境，我们更有条件、有能力来争取文化建设的主动权。什么叫主动权？主动权就是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在国际、国内的大舞台争取我们自己的权利。

现在结合深圳的发展，我来谈谈这个问题。深圳发展初期我就来过深圳，这块土地非常受国人的关注，这是一片热土，也是中国几十年来改革发展的缩影。深圳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令国人自豪的改革前沿的窗口，不应该仅仅是经济上的一个奇迹，我觉得更多的是文化发展的奇迹。整个深圳，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应该都是以移民为主。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使得深圳这些年来在整个经济文化发展上，充满巨大的活力。我在酒店里看到深圳大道、城市楼房的建筑等等，的的确确体现了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色，这是令我们自豪的，不像有些地方，盖一些金碧辉煌的场所，却没有一点文化品位。

国家在深圳搭建了这样一个国际舞台，靠的是文化的特色，所以我想总书记这席话，占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是耐人深思的。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这种方式，是打造品牌文化的一个非常良好的举措。

其次，总书记用了很长的篇幅讲到和谐文化，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我认为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应该以和谐文化的理念为自豪，因为“和谐”二字本身就是从音乐来的。在古时候“和”是一个乐器，我们现在吹的笙，过去叫“竽”，最早叫“和”，就是用竹管做的几个声音可以同时发出来的乐器，后来延伸到“和谐”这个意义。和谐也是音乐术语，讲声音的和不和谐，声部的和不和谐等等。

今天，和谐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理念，我想我们音乐工作者，可以非常自豪地把音乐作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的美妙而有力的方式。我们大家都喜欢唱歌，都喜欢娱乐，我们把我们的歌唱和事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人对己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好的贡献。因此，作为一个音乐家，在和谐文化建设上，我们应该发出我们的声音，应该冲在最前面。

总书记在八次文代会的讲话中，对我们艺术家提出了四个要求。一是，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要担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作；二是，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的心声；三是，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大力发展创新精神，积极开拓文艺的新天地，要推动文艺发展，基础是继承，关键是创新；四是，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做到德艺双馨，积极履行人类工程师的职责。

这也是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最高标准。文艺工作者要做到德艺双馨是不容易的，在时下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一切向钱看的风气，也是很流行的，诱惑是很大的。但是时代和人民把我们这些艺术家养活了，捧红了，我们应该更好地回报社会，这是我们要做的，也是确实要很好地去思考的问题。

下面，我主要想谈的是总书记讲的关于继承与创新这样一个理念，从我自身走过的创作道路，去理解总书记的讲话，和我们的同仁来交换一下意见。

我个人认为，创作道路跟继承、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不是天才，20岁从事音乐创作，至今已30年了，写了这么长时间的音乐。与我同时代很多的同仁、伙伴，还坚持创作的如今剩下的不多，有的改行了，有的不写了，有的销声匿迹了。我在这儿挺着，靠的是一种什么精神？靠的是一种创新精神。

创新谈起来都很容易，但做起来很难，你必须一方面不断汲取、继承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坚持否定之否定的原理，努力创新。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对创作来说非常关键和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的创新似乎偏离了大众审美的方向，而走入了某种极端的形态。例如现在有很多音乐的形态，我不是很理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朋友也会和我一样有相同的感受。将一把大提琴刷上颜色，在墙上一拍这是一件作品，在钢琴上坐上4分30秒，一个声音没有，全场人都看他，节目最后叫做《4分30秒》。其实，还有一些行为艺术和一些现代音乐，都有与此类似的艺术表达方式，对此我不反对，因为艺术的形态是多样的、丰富的，我们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对此我也不敢认同，我的思考是，这种脱离人民大众需求的艺术，能说是创新吗？

如何把继承和创新这样一个观念学好、用好，是保持一个创作者活力所在的关键，也是一个创作者成功的关键。从我自身走过的创造道路来看，也是一样。我所创作的作品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可，就是因为我始终把大众的审美取向放在首位。我不赞成一些文艺现象，当作品不被社会承认的时候，就说大家听不懂，他的作品是留给下个世纪的人听的……我个人觉得这其实是个特别无理的说法，而这种说法在音乐界、美术界、电影界等都存在。

我作为中国音协的一个负责人，要面对各种形态、风格的音乐。平时就会有很多记者问我，你对摇滚乐怎么看，我说我不反对摇滚乐，虽然我不从事摇滚乐的创作。客观一点说，摇滚乐是一种社会的文化形态，但是要使它健康发展。我们首先要把摇滚乐搞清楚，什么是摇滚乐，怎么样是摇滚乐，不走出中国摇滚乐的道路，摇滚乐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在青歌赛上我开一句玩笑，说听到过一首国外的摇滚歌曲是非常抒情的，不像我们所理解的都是强烈的、火爆的，头发是“那样的”，衣服是“那样的”，演唱是“那样的”。没有想到我说完这个之后，引起了网民的强烈反响，很多人说我取笑摇滚乐，这真和我原本的意图有些南辕北辙了。我开这个玩笑来形容摇滚乐，其实是希望中国的摇滚乐能够真正健康发展，在对西方摇滚音乐的继承学习中，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要一味去学人家扔掉的形式的东西，要真正吸收、汲取摇滚音乐的精髓。

正如前面所说，摇滚音乐从音乐学的角度，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等方面来看都有其发展的必然性，对摇滚音乐本身，我是支持它的发展的。但事后，我觉得这个现象也侧面反映出，中国一些摇滚乐乐手的心态，他们太脆弱了，应该有一个积极和宽容的心态来面对一切，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交流的平台，才有可能真正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问题，才能够使中国的摇滚音乐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不能说作为音协书记，我反对，这是不可以的，而且在我没有做这个中国音协副主席之前，我也是这个态度。

现在我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来谈谈音乐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我真正从事声乐创作是在1981年，写了一个歌曲叫《大森林的早晨》，二十几岁写的歌，也就是个感觉，写完后刚好赶上了一个叫做“绿叶杯”的比赛，这个歌曲就获了金奖。1985年调到北京，刚到北京主要给别人搞一些配器工作。什么叫做“配器”？“配器”是中国特有的名词，在西方作曲理论里应该叫编曲，就是把单声部的音乐变成多声部的、多种层次的音乐。我最多一天配8首，8首什么概念？就是我一天到晚笔不停地写，那时候叫扒带子，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去模仿邓丽君，当时我们不是把邓丽君找来，而是找像邓丽君的歌手来唱、来录。这样的经历，使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时尚的理念，特别是邓丽君的艺术很值得研究，她的音乐有极其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这其实是她的成功所在，邓丽君最好的专辑都是日本人编曲的，多元文化交流，使得她拥有了那么多的歌迷。目前可以说还没有谁能超越她，所以现在来说她仍是空前的，对于她的音乐，我们还应该有更多的研究。

曾经有人问我，写一首曲子和歌手唱一首曲子所获得的报酬相差那么多，你平衡吗？其实我的心态还真挺平衡，所谓知足者常乐，比起当年我扒带子，八十元一首的日子，现在已经好多了。社会在发展，国家在进步，政府也很关注这方面，包括版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再说我们的创新。我们一批伙伴都从事像我一样的工作，整天就在棚里摸爬滚打，有个名词叫“棚虫”，就是形容我们这些人的，有时候甚至三天三夜不出棚，困了在棚里睡，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经历。但后来我们就觉得不满足于这种状况，因为我们都是从音乐学院毕业的，觉得自己所学非所用，于是大家商量，还不如大家一起捏咕捏咕，搞些新创作，于是在已有感觉的基础上，相继创作出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群众喜爱的新作品，形成了当时所谓的西北风。本人也算西北风的一部分，这个西北风的形成，就是创新的最好的一种表现。

我们这批年轻人，因为对现有状态的不满，要用新的理念创作，所以不约而同地写了一批作品，而且不约而同用我们中国最纯朴、最古老的五千年文化沉积下来的音乐形态把它表现出来。我的成名作《我热恋的故乡》、《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苏越的《黄土高坡》、崔健的《一无所有》、李黎夫《雪城》等等，这些歌曲形成一股强劲的势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那一夜之间真是港台的歌曲全部溃败，我的发行量最好的专辑大概是《篱笆、女人和狗》，不完全统计，就各种各样的版本，各种各样形态打造1500万，这是我们现在不能想象的，现在多难啊？那个年代人们对文化的渴望是我们期待的，所以刚才主持人问我，我说这就是幸运，给了我们机会，你把握住了人们就接纳了你，因此应该说西北风的形成，带动了整个中国音像产业的发展，一夜之间由中国几家唱片公司一下子发展到几百家，还不算那些野的、黑的。

看重创新的精神，让我们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使我们创作的音乐符合大众的要求，但创新必须建立在继承的前提下，要特别扎实地去继承中国民族文化精髓，反映人民的心声。我那首《我热恋的故乡》，一反过去对故乡的眷恋，我没有说我的故乡是美丽的地方，而是说我的故乡什么都没有，音乐是非常具有宣泄性的，歌词也有一种反叛性“我的故乡并不美”，腾格尔是第一个唱的人，在第一次唱完这首歌后，现场所有的人都火爆了。现在很少有这种现象，一个默默无闻、没有名的歌手，能够唱一首歌就火爆了。《我热恋的故乡》和腾格尔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主要是基于一种源于生活的创新。

我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腾格尔找我，他当时是学生，我把歌给他，他开始唱的我们都不是很满意。过些日子，腾格尔再来找我的时候，刚好碰到我隔壁的上海老奶奶，老奶奶后来偷偷问我，这个人是做什么的，我说这是个唱歌的歌手，老奶奶说跟旧上海要饭的一样，我想这就对了，肯定是深入生活了，这是基层文化的一种基础。歌出来后，腾格尔那种撕心裂肺的声音，成为一种风格。腾格尔的音乐是感人的，他真是用心用血在给你唱，尽管他不是唯美的声音，但他创新了。

所以我今天讲，创造的创新跟现场的创新都是一样的，我不可能老躺在“西北风”上去享受自己。歌手唱红一首歌一辈子都够用，作曲家跟歌手不一样，因为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所以对于作曲来说，你今天成功了，一定是你有新的东西，如果你没有新的东西，那你就会被历史淘汰，所以就是要不断地继承，不断地创新，你才能保持一种创作的状态，才不会被历史淘汰。当然反过来说，被历史淘汰也不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后浪赶前浪肯定是必然的规律。对于喜欢音乐、从事音乐创造的我来说，这种创新追求虽然痛苦，但更多的时候是充满乐趣的。

“西北风”之后，有个导演到我家里，他说自己是搞电视剧的，想请我作曲。这个戏叫《篱笆、女人和狗》，我说《篱笆、女人和狗》什么意思啊？根本不挨着。他说你看看剧本吧，看完剧本再说。我就在家把剧本读了一遍，剧本本身不怪，名字很怪，他说我想请您刮起强劲的东北风，我说我是妖怪啊，想刮什么风就刮什么风？后来他就乐了，说就希望能有比较浓厚的东北风格，我说我可以试试写，但是能刮什么风那是你的事情，后来我就开始写，写什么了，我真是从这个名字里得到启发，篱笆、女人和狗是一个朦胧的状态，它似乎没有观点，但是实际上有一种毅力，我就找词作家张藜老师，说要写电视剧的歌曲，怎么写？他后来琢磨半天，说要写一首朦胧诗，星星不是星星，月亮不是月亮，爹也不是爹，娘也不是娘，特别有意思。他写完给我看，我说好，什么都没说。但是他确实给我提供了音乐创作的空间，有创新。如果我实实在在去写歌，写爷们，写那几个娘们，这首歌就没有价值，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个戏的片头曲叫《篱笆墙的影子》，片尾曲叫《苦乐年华》，我记得非常深。戏播出之后，被观众接纳了，这个歌曲也是创新的展示。《苦乐年华》的歌词相比之下比较实，音乐是比较新的，用二人转的一种形态，流行化了，节奏全都打乱了，很快这个歌就火了。今天来看，《苦乐年华》这首歌可能被人家遗忘了，可是《篱笆墙的影子》这首朦胧风格的歌曲，被别人记住了。为什么？这里有创新，当然同样更有继承。

《篱笆、女人和狗》走红后，别人就好奇地问我你在农村待过吗？没见过我的人问我有多大年龄，看了我觉得很吃惊，我既没有那么大的年龄，也没有沧桑感，但是写出来的东西有一种很沧桑的感受。我是大连人，在那块土地上，这个积累是我灵魂里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配器也好，演唱也好，所有的演艺都要有一种创新的感觉，不管是孙国庆演唱也好，范琳演唱也好，都是富于新时代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歌曲很快被更多的人接受，而且这个歌曲是我唯一的一首入选20世纪华人经典的作品，当时入选作品只有两部，还有一部就是《黄土高坡》。我觉得获得这个荣誉很自豪，回过头来一想，没有这种扎根泥土的继承，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观众，如果没有思维创新，也不可能让人喜欢，所以创新和继承是永远分不开的。

从那之后，按现在的说法，我就比较火了。说实话，其实当时很多人可能瞧不起我们，这有什么，一首歌而已。随后，刚好赶上亚运会，我创作了《亚洲雄风》，就更火了。三个时期的作品，完全是两种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我觉得用创新意识解释最合适不过了。《亚洲雄风》出来之前，全国征集了很多歌曲，我写《亚洲雄风》音乐语言完全不是那种纯民族的，全是时代的，很洋气的。我当时就在想用什么语言来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从整个精神层面来展现民族气质。那年亚运会，超出了运动会本身的意义，对整个国民的文化状况，对民族精神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发。这个歌没有评奖，因为这个歌曲太简单了，但是就在这样的东西里，我捕捉到了民众有感受的一种精神，因此这个歌唱遍了大江南北。

刚才所讲的是我这么多年走过来的经历。对于继承，我觉得还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作曲家应该能够真正潜下心来学习一些民间的“宝贝”。2005年歌手大赛首次设立了民间唱法，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今天我们把这种最原始、最本源的音乐文化的状况展示出来，对我们整个创造是个很好的营养补充。

林林总总我谈了这么多，中心只有一个：音乐创作（包括任何创作）都要继承与创新。横空出世，也得有一个起脚的点，想飞得更好，飞得更高，那个点就要更扎实深厚。继承中外优秀的文化精髓，达到水乳交融，融会贯通，用心创出我们自己的“新”，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为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为增强我国的软实力，献出自己的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