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为什么转型？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可能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社会是怎么转型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传统的社会。怎么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一步一步，是怎么过来的？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我们如果没法理解历史的转型问题，那么也就没法理解小说的转型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就发生在晚清，中国社会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这个转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最近中国大陆出了很多美国人写的书，比如说《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希望给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变找出一些线索。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转变曾经的解释权不在中国人手里，或者说影响最大的阐释是西方人做出来的。我到德国去的时候，德国人带我参观柏林的博物馆。我到博物馆以后，看见他们的博物馆里边摆放着很多中国的珍宝。然后我就在那儿看，他们不允许我照相。陪我去的是一个德国人，她不断地在叹气。我说：你干吗？她说：我们德国人的动作太慢，等我们德国人赶到的时候，你们国家的好东西都被别人抢光了。就是说德国比较笨，到中国抢的东西太少了。她觉得抢得还不够。当然她也不会体会到我这样一个中国人对她说这些话的感受。当然，我也跟她不客气地讲，我说：这个不对，你是否认了殖民的历史，你们对我们是侵略，这是强盗逻辑，你们是不对的。当时我就跟她讲这些话。没想到，这个女孩再一次反驳我：这些东西要留在你们国内，早就没了，还不如保存在我们这里安全。这句话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然后她又说：你们国家总是被别人打败，但是每一次被别人打败之后，国土的面积就会大一点。她所针对的可能是元代宋、清灭明一类的事情。对西方人来说，确实有这样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的背后，当然就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一直持续了很久，一直到现在，没有太大的变化。一个非常有名的汉学家，他到中国演讲，就提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在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的帮助下，中国才有了现在的状况。他们好像觉得我们应该感激他。他演讲的时候，我在场做主持人，底下的学生一个个听得都很入迷，我的心里也很悲哀。

这个问题背后的逻辑在哪儿？从学理上来讲的话，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是我们把它简化一下，就有一个概念，叫做“挑战与回应”模式。这是包括费正清在内的很多人较为普遍地看待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认知模式。按照这种模式，中国现代化的转变是一个挑战和回应的过程，西方文明开始对中国发出挑战，然后中国作出回应。这个解释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也是认同的，认为我们就是被迫的。我们今天学到的很多东西都是西方给予的，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变化，社会的发展，都是在刺激之下产生的，所以我们要心存感激。

另外一个意义是，我们觉得西方的东西优于中国。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有这样的看法。比如最近有人提出两个问题，我听了很反感，或者感觉比较忧虑。一个是有人提出要把中医废除掉。大家在网上也已经看到了，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认识。废除中医，早在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就有人建议过，甚至还爆发了很大的冲突。当时的国民政府尽管没有废除中医，但据说废除中医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但是大家想想看，就连韩国人都在跟我们争中医里面很多药品的专利，在日本和英国，中医在国外作为医疗或辅助医疗方面的一个方式，已经得到了世界的公认，而且它的医药产业的发展已经远远不是以前的样子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为什么还有人来否定中医？中医的疗效，当然我们在座的可能没有亲身体会，我知道真正好的中医是需要很好的学问的，要对整个道教有很深的了解，对人的整个形态有很深的了解，这当然是中国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很多人不了解中医，不了解中医和《道德经》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轻易地就提出这样荒谬的问题。还有很多科学家在里面大声疾呼。我觉得这些中国的科学家真的是很可悲。

第二个例子，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争论，就是关于中国“龙”的形象。说把这个“龙”也要废除掉。“龙”这个东西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上海的一帮学者，他们认为这个“龙”的形象张牙舞爪，给外国人的感受很不好。这很像鲁迅先生当年写《友邦惊诧论》时的情形。友邦一惊诧，我们马上就想到自我阉割。有点莫名其妙。外国人说：你们这个“龙”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要把这个“龙”改成一个温和的东西，中国学者跟着应和。这说明这些学者，不了解龙和凤在中国文明的传统当中象征的是祥和。退一万步说，外国人不了解“龙”的图腾象征，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马上想到自我取消呢？这个问题的根还在近代。

我们的思维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我们处处要去迎合西方。西方人不认可的，我们中国马上就改。我们中国人所有的都要适应西方的规矩，比如进口。我觉得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大家知不知道转基因食品？大家前几年谈的时候，还觉得那是一个遥远的威胁，可是到了今天，你看看中国出产的花生油、玉米油，在超市里，你已经几乎买不到非转基因的油了。

从晚清到现在150多年了，我觉得今天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回旋的余地，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这些问题。究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挑战和回应模式能够解释所有的问题？中国是不是依赖被殖民的过程才发展的？我觉得中国社会要想向前走，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观问题。

这种唯西方是从的想法，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怕。我到过很多国家，比如到了法国，他们有自己的电源的插头，你带中国的插头去根本就用不了，你带美国的插头去根本就不能用，你必须买他的。他不是故意给你制造很多的不便，他在不断提醒你入乡随俗，不断提醒你各种差异性。但是现在我们中国呢，据说上海高档的公共厕所，都不写“厕所”两个字了，直接就是英文的Toilet。

我再讲一个例子。我有一年在法国，住在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那些村庄的农民非常可爱，他们很多的农民，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不像深圳这么现代化。他们市长找我，问我能不能给当地的市民讲讲课。我当时有点犹豫，我觉得我去讲，他们这些人可能听不懂。他们专门从尼斯大学请来一个懂中文的翻译。结果让我非常吃惊，他们对巴尔扎克、福楼拜甚至是普鲁斯特都很熟悉。我偶尔坐火车去尼斯，看到车厢里80%～90%的农民都在看书。他们的生活方式几百年来一直都没有太大变化。他们满足于现状，拒绝变化。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棒的，法国人特别崇拜自己的文化，他们特别自信。

我当时在修道院里住不习惯，后来一位老太太对我说，你住我家里吧。我就搬到她家楼下的一间屋子里，和他们全家相处得十分愉快。我每天都看见他们打橄榄榨油，很多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晚上就去咖啡馆泡着，生活得非常悠闲。说实话，从中国这样一个巨变中的社会突然到了这个过分安静的村庄，我一开始很不习惯。有一天，老太太忽然对我说，我们对中国的食品很感兴趣，问我能不能给她和她的法国和意大利朋友做一顿中国菜，举行一个小型的宴会？我在中国是不怎么会做饭的，但是我为了答谢人家，就答应了。我专门去尼斯的唐人街买菜，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做了一顿饭，他们吃得都很高兴。饭后，大家静下来，老太太要发表演讲。她说：格非给我们做了一桌菜，非常非常好吃，无比美妙。说了很多赞美我的词，听得我心里还挺受用的。她后来的一句话，就不对了，我有点吃惊。她说：中国的饮食真的名不虚传，不愧是世界第二。当时我一听这句话，心想法国人怎么这么不谦虚，就问旁边的俄罗斯人。他说：你跟法国人就别争了，从文化来讲，世界第一永远是他们的。他们第一，你最多也就是个第二。她只是法国农村的一个老太太，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我们反省一下自己，我们巴不得让人家来，我们巴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送出去。

一说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动不动就说中国没人，中国的孔子不行，中国几千年的知识分子都是犬儒，既迂腐又虚伪，三千年流水账，写的只有“吃人”二字。这里就说到鲁迅。我个人最崇拜的现代作家是鲁迅。可你知道鲁迅也很激进，也很极端。鲁迅说过这样的话，说出来大家也许不相信，叫做：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连汉字都要废除掉。到了1930年代，大众语运动一出来，很多人都觉得应该让中国汉字罗马化、拼音化。似乎拼音化是中国语文的未来，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仍这么认为，一直希望把汉字废除掉。

当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非常大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唯西方为低昂”，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在当时有几个流派，一个是以成仿吾、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激进派，要求把汉字废除，要求汉字拼音化。还有一个是所谓的国粹派，一方面他们认为不能把西方人作为上帝来遵从，一方面他们又相信达尔文和斯宾塞，认为进化论是好的，所以他们的思维模式基本上还是西方化的。还有一派就是“左”派，余英时他们被称为坚持社会主义的一派，坚持“反西方的西方化”，表面上反西方，实际上全盘西化，余英时认为社会主义的“左”派实际上比自由主义还要西方化，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中国实行的那一套表面上是反西方，实际上还是西方的产物，这个过程里就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民族主义。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话题。还有一个派别就是保守派，如张之洞、陈寅恪等人，他们最重要的口号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观点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批判，可是陈寅恪一直到死始终忘不了这句话，他一直认为或许这是对中国最为有用的东西。大凡有人说西方好，或者说中国好，我都不大相信，但我相信学贯中西的人，陈寅恪是学贯中西的，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方法来做他的研究，对中欧的文化了解很深，还精通四到五门外语，后来被梁启超聘到清华当教授，他很欣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我个人认为日本基本上走的就是这条路。大家去看一看《菊与刀》这本书，里面能够找到很多答案。陈寅恪曾经忧虑中国人有一天会把起码的自信心都丧失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很对的，就像张爱玲曾经说的那样，她说中国人迟早有一天会连《红楼梦》都读不懂了，这是社会转型造成的问题。今天可能我们还是不把中国的文化当成一种动力，而是当成一种装饰物，就像张艺谋他们做的一样。

最近我听到很多人在唉声叹气，说文学要完蛋了，还在发表一些预言——“文学已经死了”。去年上海的作家马原在讲课中提到“小说已经死了”，我看没有必要去提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观点在一百年前肯定就有人说过，但现在不也还是没有死吗？法国作家福楼拜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晚年就像张爱玲一样隐居起来，他写过一本很重要的书，《布法和白居榭》，西方人讨论现代知识反思的时候，这本书很重要。福楼拜这样说是有他的依据的。此外马尔克斯也说过小说已死的话，在哀叹完之后，他写了《百年孤独》。小说第一版印了8000册，但是马尔克斯担心会卖不出去造成积压，对小说很不自信，可是最终小说在短短几个月内狂销了250万册。小说的命运是很难预测的，我认为讨论文学会不会死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文学的命运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而且这个说法本身我觉得也是一个阴谋。

常常有国外的记者问我：“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大转变的时期，社会生活这么丰富，为什么中国就没有出现狄更斯、司汤达这样的人？”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也是我的困惑，为什么就没有作家的创作来反映这个社会的深刻巨变呢？所以我们对于时趋、时尚这样的问题，还是应该带着批判的立场。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晚年双目失明的时候还在写一本书——《柳如是别传》，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他的意图。老人暮年心热，不忘荣辱，我觉得这样的老人是很可悲的，这样的老人应该虚荣心小一点，对利益的得失关心得少一点，但陈寅恪这样的人对世道变化是看得很清楚的，他要写这样一本书其中必有他的道理。我觉得像陈寅恪那样不屈于时尚，能够挽救社会风气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说文学要有前途，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人出现。陈寅恪给他弟子的书信上有一段话也非常有名，大意就是社会上不需要人人都去当圣人，都去纠风气之偏，能出现一两个人就足矣，陈还认为如果你不读《五代史》，你就不知道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究竟好在哪里，欧阳修写了这本书整个地把当时的社会风气纠正了，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变回纯朴，这在历史上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了一件小事，但对文化却作出了绝大的贡献。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西方的中世纪很黑暗，但出现了但丁，他是整个中世纪承前启后的人物，带来了无限的光辉。如果有人说中国小说不行，但中国还是有《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这些是任何人不敢小瞧的，所以对于这样的言论我们不需要驳斥，只要有一个伟大的作家、有一部伟大的作品出现就足矣。还有一个例子，我在离开上海之前到导师钱谷融家里去告别，先生问我：“我怎么看你总是很悲观呀？”我就说：“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而且有的事情你做了也没有用。”先生就说：“你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是不应该悲观的，你还是很有权力的，你有那么多学生，你可以去影响这么多人，而且这么多人还可以去影响他们的学生，你还有什么好悲观的呢？”我觉得钱先生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不和时趋、时尚保持距离的话，写作是非常没有意义的。

接下来，我要谈的问题是社会现实。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很多争论：文学作品要不要去记录、去表现社会现实？怎么去记录社会现实？是如何写重要，还是写什么重要？这都是些二元对立的问题。

这里我想谈一点我个人的体会，我觉得中国人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与西方人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今天讲的重点。孔子说：“行有余力则学文。”后来章学诚说我们学孔子要学“孔子之所学”，不能学“孔子之不得已”。孔子为了挽救这个社会的风气，因为“不得已”，所以述而不作，我们应该学孔子以天下为己任，他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应该关心天下的，这是章学诚很有名的观点。孔子在当时面临“礼崩乐坏”的局面，社会道德沦丧，在这样的情形下文人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呢？可以说儒家对中国的小说史影响极大。后来孔子开始编《春秋》，可以说这一件事横贯整个中国的文化史。西方有一句名言：“西方一切的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的注解。”也就是说，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从柏拉图的问题上引申出来的。当然，中国也可以说中国所有的哲学都是对孔子的注解。

过去中国的文人都是很关注天下事的。大家知道在唐代有一个古文运动，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古文运动是怎么来的呢？陈寅恪先生经过考证，发现古文运动的产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安史之乱。运动的领袖是韩愈这样一些人，他们要力争排除佛教的影响，要重新尊王攘夷，要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正统，这些都是与中国社会现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到了晚明东林党人要救“王学之末流”，因为王阳明的学术到了晚明以后就不行了，这一代的知识分子要痛定思痛，要来重新研究整个中国文化史，要发现中国文化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清兵南侵的时候，黄宗羲就在山上打游击，打败了，就将老师留下的书“尽读之”，他写出了《明夷待访录》，认为国家虽然已经灭亡了，但是圣人还是会出现，国家还是会重新兴盛起来，顾炎武当年就写《日知录》为以后的圣人立法。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了不起的地方。国家都没有了，你还要做学问吗？顾炎武有一个很有名的关于亡国和亡天下关系的名言，他认为国家亡了不要紧，但天下不能亡，也就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似乎天下就是国家，但在顾炎武看来天下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天下是不能亡的，天下就是道统，中国讲求三纲五常，当时的诸子就是希望能有一个道统能够和当时的“士”，也就是所谓的政府官僚相抗衡，这是中国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文化，文化的兴亡匹夫是有责任的。

我们现在很多学者只认为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代表人物，而忽略了他“亡国之痛”的观点，这是很不应该的。而西方一直到16世纪才开始有对社会、人间的自觉观照。大家知道中国过去一直是没有宗教、没有教会传统的，而西方早就有教会，而且是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势力极大，是一个对政府制衡的力量。而中国唯有靠个人修养，所以中国儒学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培养人的教养，认为有了这个就能够抵抗功名利禄的诱惑，这是中国和西方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西方到了16世纪后也开始有了对现实的关注，开始参与实践，所谓“行动的人生”开始出现，批判现实主义成为整个文学史里最辉煌的篇章，这个段落恰逢中国在晚清的时候面临西方的入侵，开始要传播西方新思想的时候，所以当时胡适、陈独秀等先贤都提出小说要改变。

大家都知道，在1917年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要从贵族文学变为平民文学，要从山林文学变为社会文学，不能总是写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了，要去写妓女和纺织女工，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观点与这个是有承继关系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提出小说救国，认为中国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小说落后，而小说落后是因为它不能感染人，一般老百姓看不懂，他还写了《论小说和群治的关系》，这个观点后来还影响了胡适和鲁迅。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国原来有一个很好的批判社会和对人世间的关怀的传统，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里面一直有一个向内的力量，这也是余英时很让我佩服的观点。中国人注重内心修养，注重自己心灵的感悟，积极参与到世间的变化中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超越世间。我甚至认为中国的禅宗都有这样的趋向。

第二个问题是，对社会现实的概念理解过分狭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也就是实行“左”派文艺路线以后，阶级论被引入，对文艺作品首先考察的就是属于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用阶级来判断这个社会的现实。

我一度认为阶级论已经过去了，但是最近发现好像阶级论又回来了。例如，最近有很多人在讨论民间写作和底层写作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知识界做事情有时候喜欢一窝蜂，大家都在关注底层，但是，这些人是真的在关心底层吗？我每天把窗户打开，就可以看到街道对面的民工，大夏天没有屋子住，就住在马路上，也没有蚊帐，可是我们现在在提倡底层文学。首先，这些民工兄弟会看这些底层文学吗？其次，这些底层文学对他们有用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日本的知识分子是怎么做的。东京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小森，他跑遍了日本的每一个农村，帮助农村建立医疗保险系统，处理他们的资源问题，帮助农民卖米，这是日本知识分子的做法，他们做的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写了一点底层文学就觉得道德上很高尚，这久而久之会造成我们道德上的更大的盲点，觉得自己已经关心过他们了，他们的死活就不关自己的事情了。我觉得这样的关心等于什么都没有做，对底层的关心应该纳入社会学的领域，现在有很多日本的学者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做一些科研调查。如果要做底层，我觉得研究方式必须革新，必须直接深入到底层中去，而不是总在那里喊口号。鲁迅写《故乡》是为农村写的吗？他写的是真的农民吗？这篇文章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农民是看不懂的，他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话语。

我们现在关于底层的话题，又造成了一种阶级对立，好像你不赞成底层文学，你就是反动派。中国社会有底层，也有中间阶层，还有上层，他们都是文学写作的对象，为什么只有写底层的文学才是高尚的文学呢？我觉得这就是延续了五四时期的一个思路，把一个广阔的社会现实问题狭窄化。现在的日本已经没有底层社会了，大部分人都属于中间阶层，所有的人都可以上大学，可以享受很好的医疗，那么底层文学还有必要存在吗？底层是过渡阶段出现的问题，我们真正应该做的却没有做，大家都希望往自己脸上贴金，这就造成了当下文学创作上的很大问题。我在深圳遇到曹征路，大家知道他是写作《那儿》这部小说的，小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聊天中，曹先生说像《那儿》这样的小说完全是他写作的一个方面，没想到把这部小说列为一面旗帜，好像他生来就是写底层的，生来就是为底层抱不平的，我们文学的狭窄化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

关于民间的问题我也还要在这里说一说。国内有很多人在说，要回到民间，要重新建造民间社会，但就我看来，民间社会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了。可能在座的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我的家在农村，为什么我敢说这样的话，也是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启发。当年王国维死后，他曾经写过一篇挽词的序言，在序言里他说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他说：“王国维不得不死。”刚才我们说顾炎武、黄宗羲、章学诚这样的人很有骨气，为什么以后中国还是会出现圣人，但到了王国维的时候就不行了呢？陈寅恪对此有过分析，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所谓的“三纲六纪”之说，这是中国人的最高理念，类似于西方的idea，这个理念是依托于某种社会制度的，社会制度不变，这个理念就不会改变。但是到了晚清的时候，社会制度开始发生变化了，所以他提到“不待外来学说之影响，中国已经是分崩离析”，文化精神的内核已经是难以为继了，像王国维这样的人是被文化之所化的人。你们看王国维的词——《浣溪沙》，读起来真的是很悲壮。所以我说现在的农村人的价值观念比城里人还要单一，眼里就只有钱，因为农村的价值系统已经被摧毁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大的方面的民间已经不存在了，农村人的观念比城里人还要褊狭。我认为写知识分子问题就是在写底层问题，因为重建价值系统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讲的是文化记忆的问题。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哲学观念上的向内转，这个如果中国人不理解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都在从事先锋小说的写作，并且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非常着迷——这是我承认的，因为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方法在我看来非常有效。

但我在30岁以后开始读中国小说，突然发现中国人提供的一些方法比它们来得有效，这是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我的判断。为什么这个向内转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当年都是“向外”的，希望占领一个一个的“主义”，通过文笔、手法上的变化来表现社会，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所追求的所谓变化究竟重不重要。比如说，在西方小说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故事和场景的概念，讲故事到一定阶段后，你要停止这个故事的讲述，要开始描述这个场景，比如你要描述这个“物”是怎样的，在西方传统小说里就会有大段大段对巴黎圣母院的描写，这会影响小说的可看性，或许读者就合上小说不看了。对此，现代主义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把对场景的描写打碎，把它镶嵌到小说里面去，或者通过意识流，把一个历时性的东西变成一个共时性的东西。我们当时觉得西方的现代主义真的很了不起，后来在我读了中国小说以后，发现这在中国早就已经解决了，而且解决得非常之好。我当时就在想，小说的写作为什么要以失去读者为代价呢？中国的小说从来都是很重视读者的，把人情世故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例如在《红楼梦》里大观园这个场景，如果要把这个场景一次写完的话，我想曹雪芹没有二十页是写不完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写的话，那也就不是曹雪芹了，作者是把这个场景分成好几节来写的，第一次是在贾宝玉去题匾额的时候，故事没有中断，但大观园的场景已经开始出现了，元春回来省亲的时候又再次出现了，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又出现了，一直到贾宝玉中邪时再次描写，一共五六次，终于把一个完整的大观园场景表现出来了，故事丝毫没有中断，这是中国作家给世界文坛提供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是现代主义的方法，且更加有效，这样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不学呢？这是中国小说在向内转时很重要的体现。

典故和记忆，是中国小说转型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中国人没有典故不成文章，废名曾经特别强调：“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典故。”陈寅恪也是抱这样的观点的。有一本书我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一个美国人叫欧文的写的——《追忆》，在这本书里面他就谈到了典故的重要性。中国人总喜欢在一个意象上不断地纠缠。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叫羊怙，在陕西一个地方当县令，有一天和大家一起去爬山，爬到一半他突然哭了，这个县令说：“因为今天我们在爬这座山，等我们死了以后还会有人去爬这座山。人的生命是这么的短暂，如同白驹过隙。”后来这个县令死后有人为他立了一个碑，所有的文人都要去朝拜，后来很多的诗作里面都会写到这个羊公碑，这个羊公碑象征着有限性的问题，这是中国的文史里非常关注的问题，涉及人的有限性与时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中国文化里非常突出的。此外，中国文化里还有很多的“经典”。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典故和经典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读懂古代的文史。比如《柳如是别传》，考证的最主要的就是典故，考证这个典故究竟出自哪里，是出自苏轼，还是王安石？考证这个典故应该如何解释？当然还有很多经典，比如杜甫有一首诗叫《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诗意义很浅白，那为什么千古传诵呢？主要是因为它的写作背景。这首诗的背景是安史之乱，当时杜甫回不了家流落江南，看到了故乡的故人，回想起当年宫廷的辉煌，所以这首诗是有所指的，意味很深，这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点。

还有一个就是时间性。中国人对时间的态度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时间是线性时间，从伊甸园到末日审判，有开始、有结尾、有高潮，西方的小说也体现出西方文化的特点。西方的时间是一个经典时间，是永恒的，所以西方人造出来的房子也是永恒而坚固的。中国人的时间观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登基以后马上就采用新的纪元，时间便重新来过，前面的时间都不算了，所以中国的时间永远是在回溯的，永远在循环，所以中国人不珍惜旧东西，东西坏了就扔了，再造新的。中国的时间还是混乱的，过去、现在、未来在中国的古诗词里面总是混为一炉的；并且中国人的时间观中比较注重内心体验。中国很多的文史都是在感慨时间短暂的，《红楼梦》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时间观。哲学家冯友兰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过《世说新语》，他认为作者的心理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里的“人”是包括每一个人，是在对所有的人悲悯，境界是很高的。《金瓶梅》读到最后，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一颗佛心的，作者也是用一颗佛心在写作的，这与小说中的时间观也是有关系的。

第四方面是语言。我们今天已经不太了解我们的古汉语了。撰写《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发明了“蜀”这个概念，以前一直叫“汉”，在当时的背景下，陈寿不得已的苦衷全在这个字里面，史学界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涉及叙事方面，比如说《水浒》，高明的作者是不会明确告诉你他对宋江是怎么看的，重要的是读者怎么看，这是西方到19世纪以后才发明出来的一套方法，而中国小说里早就运用了，作者对人物不加评价，都是读者在评价，《水浒》这部小说就带有了传统春秋的笔法。这样的笔法在《红楼梦》里面也非常之多，小说里面有一个著名的公案就是秦可卿之死，而现在有人要把小说里面原本省去的部分再浮现出来，这就很莫名其妙了，我们应该懂得古人写书的大意，这些都是和语言相关的。一个简单的动词、一个名词都是很有深意的。

最后我想谈一谈小说家的职责和知识分子职责的关系。如果我们一定要把一个作家看做一个知识分子，当然这是没有错的，作家当然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一员，当然作家就应该有知识分子的立场，我认为作家应该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去，在这个时候你就不一定是作家的身份，而更确切地说是知识分子的身份，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甚至就像我前面谈到的日本知识分子那样，深入农村去帮助建立农村的医疗保险。你可以去做一些和文学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

但是我觉得小说家的职责和知识分子的职责还不太一样。按照时代的规定去定义小说家的职责是不那么正确的。对于小说家的职责，托马斯·曼曾经谈到过：首先他认为，作家必须精通现实，如果写作脱离了现实是非常可怕的；其次，作家要精通“魔法”，你要有形式，有方法把你看到的现实表达出来。文学是开放的，什么都可以写，不要单纯地把文学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领域里。我个人还认为，评判一个作家是不是伟大的一个标准第一个条件是要看这个作家和传统有没有联系，创作是不是构成对传统的回应。比如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他们的创作对传统都有回应，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传统里的很多问题。一个作家如果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一定要与传统发生关系。其次，在前面的基础上，伟大的作家还必须能有自己的新东西。钱穆曾经说过：“什么是伟大的作品？就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我们作家一定要了解历史，要知道我们一路是怎样走过来的，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参照体系；而我所说的创新也是在了解传统基础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