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的重点是晋商的创业文化。我们知道晋商都是由小做大，起家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小打小闹的小商贩，例如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如果划分阶级成分他绝对是贫雇农，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包头一带做小生意，主要是做豆腐，通过他的勤俭奋斗最后创造出了乔家这么一大片的事业。应该说晋商里面像乔家这样的不止一家。那么乔家当年财富最多的时候有多少呢？他们家的资产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1000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当年的一两白银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00块钱，你可以算出他有多少钱。1000万两白银，当时的钱财相当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1/4，所以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

我们说晋商从一个小商小贩起家，最后做到了这么大一片事业，他们肯定有成功经验，这个成功的经验不仅仅适用于乔家，也适用于我们现在。

晋商为什么能成功？我想讲三个原因。

第一个，晋商的成功首先就是善于抓住有利时机。晋商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其实晋商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人，早到什么时候呢？可以推算到五六千年以前，因为当时贸易很少，能够进行贸易的东西一定是生活必需品，一个地方商业要发达，必须有一种自己有而别人没有又离不开的东西。山西有什么？山西的南部运城这一带有一个盐池，盐池里出产自然结晶的盐（盐块），捞起来就可以吃，而这个盐是人生活必不可缺的东西，山西人就把盐向外地去贩卖。所以日本学者说，我们叫商人商贾，这个商贾的“贾”字就来源于盐卤的卤。换句话说，最早的商人是做什么的呢？是做盐的。谁是最早卖盐的人呢？就是山西人。所以日本学者得出结论，中国最早做生意的人就是山西人，他们最早就是利用了他们的一种特殊的资源——盐。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山西人一直在经商，但是什么时候开始突然发展起来成为历史上有影响的晋商呢？这是在明代。所以我们经常讲五百年晋商就是明清两代晋商。如果把明代以前划为是晋商的萌芽时期，那么明代以后才是成长时期，为什么他们在明代成长起来呢？就是抓住了政府政策的变化这么一个有利的机会。什么政府政策的变化呢？我们知道明朝建立以后，蒙古人经常不断地侵犯北部边疆，于是朱元璋就在北部边疆建立了九边（就是九个军分区），从辽宁开始一直到嘉峪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山西大同这一带。九边常驻的军队有80多万，战马有30多万匹。这时候后勤保障就成了大问题，军队要吃、要维持就成了大问题，最初的办法就是朝廷让各地把粮草运过去，但是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力比较衰弱，人民的负担非常重。这个时候山西有个官员叫杨博，他说我们可以鼓励商人自己把粮草运到边疆去，而当时盐业是专卖，国家控制了盐业的买卖，盐的买卖当时利润非常高，平均的利润有七到八倍。也就是一百两银子去买盐大概卖出去可以赚到七八百两，这是一个暴利行业。他就建议鼓励商人把粮草运到北部的边疆，然后由政府发给他们盐引，商人就可以凭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然后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当时商人觉得非常有利，就把粮草送过去换盐引。盐引可以赚大钱，这就是一种政策变化。这种政策的变化被山西商人迅速地抓住了。所以最早的山西商人就是做盐的，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粮草运到北部边疆，换成盐引，又领盐去卖，这是晋商的第一次发展机遇，就是政府实行开中制，允许商人用粮草来换取盐引。

第二次就是明代中期，政府对这个办法做了一个改变，就是你可以运粮草去换盐引，同时也可以用银子去买盐引。于是这时候做盐的商人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继续在边疆用粮草换盐引，一部分是在内地用银子买盐引。前一种商人叫边商，后一种商人叫内商，这两个派别发展的结果就是内商主要是以徽商为主，他们的资本实力雄厚，因此越做越大，所以山西人做盐就逐渐地衰弱了，而且即使是山西做盐的也都迁到了扬州。扬州是盐商集中的地方，安徽人、山西人都在这里经商，山西本地人退出盐业，晋商就衰弱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政府有了新的政策，这个政策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开放贸易。

北部边疆和蒙古族之间有贸易，东部和满洲人有贸易，西部和西部的各个少数民族有边贸，过去这种边贸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政策不允许。到了明代中期政府就放开了边贸，老百姓可以自由从事各种贸易，把生活品卖给蒙古人，换取他们的马匹、皮毛等等，这次机会晋商又抓住了。所以尽管他们的盐业衰落了，但是他们的贸易走向了多元化，也就是通过边贸发展自己的实力，在这时又出现了一批晋商。这是第二次机会，他们抓住了。

第三次机会是在清代的道光年间，清政府逐渐把盐业的垄断取消了，就是说谁都可以从事盐业贸易，所以在盐业专卖取消以后盐商就衰落了，尤其是徽商。但是晋商又抓住了一个新机会，就是做票号。当年全国做贸易的商人很多，但是在清代的道光年间，社会极其不安定，有很多农民起义，在北方主要是白莲教的起义，有很多军队。过去商人做买卖就是用车拉着银子到处走，过去的镖局和黑道有关系，和白道也有关系，所以他们很安全。但是农民起义以后，他们就怕了，因为农民起义军既不是黑道也不是白道，所以商人运银子非常不方便。在这个时候，山西有一个做染料的商号叫西裕成，他们在北京有一个分号，在天津有一个分号，这个老板叫做李大全，这个人特别愿意帮朋友的忙，有人找他，说在外地做了买卖把银子运到山西不方便，就这样吧，你们的分号也需要银子，我就把银子放在你们的分号，我到你们的总号去领钱。他们的老板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李大全本来是想帮助人的，因此也不收什么金钱，但是他手下的掌柜雷履泰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商机，换句话说，利用这个商机就可以出一个新的行当来，在他的建议下，1823年，也就是道光三年，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建立了。

我们看，徽商在做盐业贸易不行以后，就迅速地衰落了，但是晋商又找到了新的途径，就是做票号，所以自从日升昌建立以后，效益非常好，他们又开了许许多多的票号。从现在的统计来看，当年全国有51家票号，其中有43家票号都是山西人开的，只有八家是南方人开的。而在这43家里，有41家的总部都在平遥县、祁县和太谷县，这就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了，其中在平遥就有22家。可见山西的商人又利用这个时机发展了自己的票号事业。

所以我们说，晋商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其实就是利用了有利的政策机会，所以怎么创业呢？

第一就是善于从政府政策变化中来寻找自己的机会。那我们说现在这种机会有没有呢？机会永远是有的，但是机会只给最有准备的人。那么什么是机会呢？例如，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新的趋势，过去的动漫产业，就是做动画，做游戏软件这个产业，主要是西方国家搞的，但是现在发达国家正在搞这个行业的海外承包，也就是把这个行业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转移到国外，这就是新的时机。应该说在这个方面印度人比我们领先了，但我们现在深圳也准备把动漫作为一个重点的产业来发展，这就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说晋商创业的成功首先在于他们抓住了有利的机会，然后一步一步地去做。其实乔家开始也是这样。它的开始是在乾隆年间，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抓住了边疆贸易的有利时机，他们抓住了票号的有利时机，于是乔家应该说是在第三代也就是乔致庸的身上开始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去研究每一家晋商的历史，你会发现实际上他们都是抓住了有利的机会，抓住机会你就能成功，所以我说创业成功的第一步首先是抓住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中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机会非常多，那就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来做出自己的一片事业。

第二就是在创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你只有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制度，企业才不会昙花一现。或者这样说，如果你这个企业没有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制度，你可以抓住机会，挣一点小钱，但是你会非常迅速地灭亡；如果你抓住机会起来了，然后进行了制度建设，你的企业就有可能基业常青，其实晋商正是这样。

那么怎样进行制度建设呢？企业发展需要资金。晋商最初的资金就是个人的资金，靠自己勤俭节约攒钱。当年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就是这样，卖豆腐，经营草料，一步一步地积累资金，开始卖豆腐需要的资金很小，然后一步一步地把资金积累起来了把企业做起来。如果你靠自己积累资金，你的企业永远做不大。晋商的第一步是自己积累资金，第二步是贷金制，也就是借别人的钱来做买卖。当年并没有现在这样的金融市场，借债也就仅仅是向亲戚朋友借，借债要把企业做大也很不容易。第三步是朋伙制，这个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合伙制，也就是几个人共同出资金，共同经营，在朋伙制中，他们发现有时候合作不一定成功，为什么呢？因为相互之间有利益冲突。因此晋商有一个新的形式就是伙计制，也就是东家出钱雇伙计来给他经营。由此就发展成为股份制，所以在历史上实际上是晋商最早采取了股份制的形式。

那么这种股份制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说晋商的股份制首先一个特点是股权实现了多元化，换句话说，它并不是一个人的钱，而是用股份这种形式进行筹资，把大家的钱筹集起来。其实也就是很多人共同入股形成了类似现在的股份制企业，我们看到有一个票号是志诚信，这家票号的股东共有21个，有21个股东的企业也就是股份制，每一个股东都根据自己股份的大小来分取红利，我们说他们通过股份制这个形式筹集资金把企业做大，这就是股份制的特点。

这个股份制里面是不是每个人的股权都一样，大家平等呢？不是！因为晋商也意识到这种做法会重复朋伙制的缺点，因此他们在股份制的企业里坚持一定要有相对控股的大股东。这个大股东，山西人也叫做大东家。这个大东家就是一个控股的大股东。他们的关系是大股东代表所有的股东来作出决策，而其他的股东仅仅参与利润的分享，但是并不参与企业的决策。《乔家大院》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很讨厌的人是乔致庸的四哥，并不是他们的直系亲属，是一个本家的亲属。他在乔致庸的店里有一万两银子的资本，他就按一万两银子分红，但是决策完全是由乔致庸来作出的。次代股份制有控股的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区别，这点在晋商里实现了。

第三点就是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可以这样说，开始的时候，晋商实际上也是东家或者是老板亲自经营的，实际上做大以后，自己的精力有限，而且能力也有限，因此必须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其他人，这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晋商里面最大的、最有钱的并不是乔家。只是《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把乔家显示出来了。晋商里边最大的是曹家，现在曹家也有大院，曹家这个大院是三多堂，它的企业在国内外的分号有400多家，经营的行业五花八门，什么生意都做，做得非常广，员工有3万多人，这么大企业你让东家自己经营是不可能的。所以东家只管重大的决策，经营管理由下面的职业经理人来进行。这一点我们在乔家大院里也可以看出来。比如说乔致庸，他在包头把马荀聘请为他的大掌柜，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总经理。这个大掌柜就代表乔致庸在包头决定和进行各种各样的经营活动，而且由他来管理企业，我想这一点大家在电视上都能看得到。为什么马荀能坐在椅子上，让东家恭恭敬敬给他磕头呢？这就是说我把我的身家性命交给你了，我希望你做好这个工作，我对你磕头。这是晋商的一个传统，各地的掌柜，每年都要回到总部去开会进行总结，在总结大会上有一个仪式，就是今年业绩最好的掌柜坐在椅子上，然后东家给他磕头表示感谢，就是当着这么多的大掌柜的面东家给你磕头，你看这是什么待遇？当年磕头是不简单的事了吧？男儿膝下有黄金，可见当年对这些人有多么信任。

那么东家做什么呢？东家就管两件事，任命大掌柜，选择谁当大掌柜，这是大股东也就是大东家的权力。电视上乔致庸决定启用马荀的时候也进行了考察。第二件，晋商的习惯是四年结一次账，这个账期的结账工作最后的分红由谁管呢？就是由东家来做最后的决定。

其他的经营管理、人员的聘任、资金的调度，一切的一切都由大掌柜也就是职业经理人来承担，这点在晋商里面，尤其在晋商的大户里边是非常突出的。电视剧里说乔致庸去武夷山买茶叶然后卖到俄罗斯是虚构的，其实不用他亲自出面，由下面的职业经理人出面。

乔致庸曾经在黄河边上接回来一个人，在电视里叫潘维严，其实历史上有这个人叫做阎维藩，乔致庸把他请过来以后，请他担任乔家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潘维严也提出东家不许到柜里来，一切的权力和事情都由自己来处理，最后乔致庸答应了。他答应了以后，潘维严一共工作了26年，主持票号，而且创造了晋商史上最辉煌的业绩。

这时晋商已经实现了两权分立，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了。所以他的企业可以做大，当年的员工都有3万多人，那到现在也绝对不是一个小企业，靠的不是老板亲自去做，而是靠两权分立，所以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也要这样想，当我们的企业小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去做，许多老板做到了，打出租车回来都要老板签字才能报销，当你的企业做大以后你不可能管得这么具体，如果报销出租车费都要你签字的话，恐怕你一天24个小时都签不完。这个时候就要学会两权分立的做法。

晋商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创造了非常有效的激励机制。

晋商员工的收入分为两块，一块是供给制，也就是员工住在店里，吃、住，一切的生活起居完全由店里免费供给，吃住的水平怎么样？有一份店里的食谱，从这个食谱你看当年吃的水平相当高。比如冬天的时候，每天一定要有一个火锅，这个火锅不是我们现在的涮火锅，山西人是在一个火锅里放上肉、菜等等，我小的时候过年吃上一次火锅就觉得很美了，但是他们票号里的人天天都吃火锅。山西人爱吃面食，山西人在票号里吃面食每天都变花样，吃得非常好。穿得也很好，夏天一般穿的是绸子，冬天一般穿呢子或者是料子，而且还给员工发皮袍子。三年一次探亲假，一切费用都由票号来出。员工还要养家呢，养家也发钱叫做辛金，就是你辛勤劳动我给你的钱。发多少呢？就是当你的学徒期完了以后，正式员工就开始给你每年发10两银子，当你做了大掌柜以后，就是100两银子，一般的员工拿多少呢？70%的员工都可以拿到70两银子的辛金。但是这两部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晋商里面实现了身股制，也就是员工可以参与分红。我们在《乔家大院》里看到，马荀要离开这个店，乔致庸就问他：“我怎样做你才不会离开呢？”他说：“如果我要有一厘身股，我就不离开了，平均1年我能分到120两银子，两年就是240两银子，那样的话我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就提出要身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身股制。这是晋商的一个创造，每个员工的工龄不同、贡献不同，都有一定的身股。可以按这个身股去参加分红。那么这个身股谁说了算呢？大掌柜是由东家说了算，下面的员工的身股由大掌柜提建议再由东家说了算，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东家手里。

如果你在晋商里面是一个中层管理人员，不要最高也不要最低，平均而言，大体上每一年可以分到1000两左右的银子，那么这1000多两银子是多少钱？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20万。横着比，我们说当年的县官，你考了举人、进士，如果你不是贪官的话，一年的正常收入也就是一千多两银子。也就是说，你在票号里当一个中层管理人员，你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县太爷的收入。所以晋商吸引了山西人中最优秀的人才。当年的雍正皇帝说过，山西人不愿意读书做官，而愿意做买卖，所以最好的孩子一定是送到了商号或者是票号里当学徒，然后在里面当一个管理人员。二等的孩子务农，三等的就送去学一点具体的手艺，比如学木匠，或者在县衙里当一个官差，只有最差的孩子才送去读书。所以我经常说我是山西人中最笨的，只好读书。没办法，这是山西人的传统，这是山西人的一个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山西历史上出过许多文化名人，比如唐代的四杰，王勃、王昌龄、白居易、罗贯中等都是山西人，但是清代以后没有了。在明末清初山西有一个文化名人是傅山，应该说他的书法、图画等都是精品中的精品，这是我们山西最后一个能够进入全国或者全世界文化名人之列的，以后就没有了。为什么呢？能干的人都从商了，不做文化了。

从清代开始我们中国一共有113个状元，其中最多是在江苏，江苏有56个状元，其中有一半是在苏州，像贵州、云南等偏远地区都有状元，唯独我们山西一个都没有，就是进士都屈指可数。所以你看为什么呢？不读书了，激励机制不一样，都从商去了。票号里待遇很好，挣钱很多，这是一种利益的机制。因此山西最优秀的人都在经商，这是一种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只在晋商里有，在其他地方没有。日本人现在把这个机制引入企业里，就是员工参与分红。有了激励制度，员工努力，你的企业才能做得好。

第三个成功的原因是人才培养。应该说一个企业要能够长久地发展，人才是最关键的。现在许多企业家都深深地感到不是没事做，而是人才缺乏。晋商对于人才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极力引进一些高素质的人才。换句话说，你看到能干的人才就要不惜代价去挖他。

我们说刚才的严维藩，真实的情况和电视上有差别，电视上讲的是乔致庸到黄河边上去接他，实际不是这样。历史上严维藩也是一个票号的掌柜，是福州分号的掌柜，他也进行了一次放贷。当时要想当官就需要买官，一个叫寿恩的人想买官，但是没钱，严维藩就借了10万两银子给他。买官不一定能买到，所以总号就指责他，但是寿恩的运气比较好，买到了一个官，很快就把这个钱还上了。但是严维藩很不开心，既然票号都让我全权处理了，为什么还管那么多？后来他辞职就回到了山西，乔致庸就派他的儿子在祁县的路口上抬着轿子等着他回来，等了三天，他终于回来了。回来以后，乔致庸的儿子就和他说：“我爸爸非常仰慕你的大名，轿子已经来了，那你就坐着轿子回去吧。”他当时很感慨，但是他比乔致庸的儿子年龄还小。他说这个不好，乔致庸的儿子看到他不坐轿子，他也不骑马，他们俩就一起走回了城里。晚上乔致庸设宴表示了对他的仰慕之情，希望他能到大德通票号里工作。他感到非常高兴就答应了。乔致庸给了他身股12厘，一般的是10厘，他是最高的一个身股。严维藩非常感谢，就一直干了26年。大德通票号是山西最好的一个票号，乔家舍得花钱，真正收罗了这种有能耐的人员，这就是乔家的人才观。但是我们说晋商商号里面的人才更主要的还是一些中层管理和一般人员，这些人员你不可能全部都到外部去招贤，维藩都是自己在内部培养。

晋商的学徒制现在来看非常完善，第一要选好苗子，所以晋商里你要当学徒，首先要在一米七以上，个儿矮了不行。然后要眉目清秀，小伙子长得要帅。第二条，就是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比如说不能是文盲，你要念过书，而且会打算盘。第三条，要求有铺保，就是有一个商店给这个当学徒的人当担保，如果这个人出了问题由谁来负责呢？谁给他提供担保谁负责。也就是说谁的家庭不好，就得不到这样的担保，所以这就是找铺保，这个是有了保险。另外一个是对他的家庭资格有一个审查，够了这三条，才可以进商号当学徒。

学徒的成长过程中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对从业人员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对他进行考验。比如你在票号里工作，就要不爱财。徒弟进票号要做各种杂活，包括扫地。然后掌柜的在不起眼的地方放一点碎银子，如果在扫地的时候，你把这个银子扫出来交上去了，你就过关了；如果你没交上去，就说明你的人品有问题，就不会用你。

山西人讲究做事不能好色，比如票号里规定不能纳妾，也不能去今天叫红灯区的地方寻欢作乐。有时候掌柜故意让你从这种地方经过，然后他就观察你的神色有什么变化。如果你看见漂亮的女孩眼睛都看直了，完了，马上就把你开除了。说这个人好色，很可能会进入这样的场合，很可能会犯错误，如果你知道女人是老虎就过关了。另外，如你勤快不勤快，做事听话不听话，会不会倒茶水，能不能对客人进行很好的招待，都要经过考验，这是一个品质考察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业务学习，就是读书。包括读四书五经，还有练习写字，还有打算盘，熟悉业务，熟悉蒙古语和俄罗斯语。

第三个阶段是实际学习，就是师傅带徒弟。我们在《乔家大院》里看到的顾掌柜犯了票规，被开除了，但是马荀还恭恭敬敬地给他磕头。马荀当年就是跟着顾掌柜去做的，那就是由师傅手把手地把实践经验教给他。我们知道当年晋商里跑业务的叫做跑街，马荀就是跑街出身，是顾掌柜把他带出来的。票号看你这个小伙子很灵活，可以做对外的业务就让你做跑街，就让你跟着师傅跑街，去做业务；如果我看你记账不错，就让你跟账房的先生学习记账。当年山西的总号与分号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信件，如果这个小伙子文笔不错，我就让你做文案，抄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晋商就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他们有优良的业务水平。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的高钰，历史上真有其人，他也是乔致庸票号里从一个小徒弟，一直成长为高层管理人才的例子，晋商里好的人才就是自己培养的，所以我们自己做企业也应该在自己的企业里培养自己主要的人才。这样这些人才你对他知根知底，知道他的品质，而且他也熟悉业务，能成为骨干力量，而“空降兵”往往不能居于主要的地位。

晋商制度的建设方面有人才的培养，有人才的激励，也有一套相当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这个体制相当完善，分工也相当明确，比如在各个商号里大掌柜是总管一切的人；二掌柜是管内部事务的人，内部的纪律是由他管的，也叫内掌柜。山西人有时候把老婆叫二掌柜，就是这样来的。三掌柜就是帮助大掌柜协助业务工作的，下面就分跑街的，财务称为管账，文案就是起草各种文件，管各种联系的，所以我们说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

晋商在制度建设方面非常成功。我们现在研究晋商最主要的就是借鉴它的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我们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建设，晋商很难做大。如果一个人什么都要做，你有四五百个分号，你能管得过来吗？不可能！如果你没有激励的制度，这么多的职工他愿意给你干吗？不可能！

晋商中的职业经理人非常优秀，首先是思想非常高尚，我们说雷履泰，就是日升昌的第一任大掌柜。一般晋商的习惯是第一代大掌柜退休的时候，由他推荐一个人来接受他的职务，然后经过东家的认可就可以了。当这个掌柜退休的时候，他的儿子也相当优秀，但是他没有推荐他的儿子。他认为尽管他的儿子也很优秀，但是程清洋比他的儿子更优秀，对企业的发展更有利。他说我的儿子不如程清洋。这是大掌柜的思想品质。

第四，晋商的成功也得益于文化。这就是说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企业文化，没有一种精神的东西，其实这个企业也很难发展壮大。那么晋商在他发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我把它概括为两种特点：一个是诚信的文化，诚信文化是晋商文化的核心，这个来自什么呢？就是在明代的时候，有一家姓王的，兄弟两个，他们是在晋商里当年做得最大的。王谣在他去世前，就他的经验和教训给他的子女留下了一份遗嘱，他就提出做买卖讲诚信，一定要讲信誉，然后再来实现自己的利，这就是以义制利，以后这四个字被称为晋商的道德标准。我们看电视剧里的乔致庸就提出来，做买卖是义、信、利。讲义，晋商不仅仅自己挣钱，而且时时为国家着想，为国家出力。这一点我们在《乔家大院》里也看到了，皇帝去收复祖国的领土，乔家怎么样为他们筹集粮草。这方面在山西做的最有名的不是乔家，是范家，范家给皇帝提供粮草，主要是为国家考虑。如果当年政府去运粮，那么一石粮食运到边疆的代价，是120多两银子，但是范家给政府运粮一石只要20多两银子。讲信就是讲诚信，晋商非常讲究商业的诚信。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包头的油坊不生产掺假食油。他们坚持了这样一个原则：诚信是第一的。

在晋商的晚期，蒋、冯、阎三家打仗，阎锡山的钱不够，就发行了晋币，规定这个晋币和中央银行货币的比价是一比一，但是后来阎锡山打败了，于是晋币就被贬得一文钱不值。这样乔家的票号就面临这个问题：如果是按照晋币支付，票号就可以捞一把；按照中央银行的货币支付，票号就要亏损。所以当年票号的掌柜向东家汇报，说这个怎么办？老板的回答很简单，一定要按中央银行的货币来兑付，在这个时候他还讲诚信。其实这个时候即20年代已经是他们的衰落时期了，晋商的诚信是从始到终的。

山西人一直崇拜关公，关公是作为诚信的代表出现的，这是一种文化。另一种是讲究群体的力量，我们为什么要叫做商帮呢？就是一个松散的商业联盟，意思是每一个企业都是独立的，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合作和配合，山西人有群体精神。比如山西的商人在各地都有会馆，这个会馆也就是外地的山西商人聚集在一块儿，起互相帮助的作用，会馆的作用是联络本地的商人维护自己的利益。

全国会馆最多的是山西商人的会馆，而且他们的会馆是最辉煌的，他们是晋商之间用来联络、互相帮助的。而且山西商人在各个行业间都有行规。如果一个人被票号开除了，或者是自己无理跳槽，这个时候任何票号都不得录用，这就是说你很难跳槽了，这是大家自己的规矩。票号之间也进行相互拆借，所以商帮的作用是把商人团结在一块，大家共同做一番事业。

我想晋商创业的成功是依赖了这些有利的条件，这样的条件我们现在也是需要的。我们要善于抓住时机，在创业过程中成为一个制度化管理的企业，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我们要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力量。我想过去的晋商沿着这条路成功了，今天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不一样了，但晋商当年的经验对我们仍然是有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