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讲的内容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小渔村、一夜城这种论调对深圳历史建筑存在着漠视；第二部分，深圳历史建筑调查与研究的意义；第三部分，深圳历史建筑的基本分类情况；第四部分，深圳历史建筑的损坏与保护；第五部分，小结。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在深圳特区建立之初，大概从1979年开始，深圳的报纸杂志上，几乎是连篇报道，到了90年代的时候虽然少了，但是仍然不断地说：深圳在建立之初是一个小渔村，今天的深圳是一座一夜城，就是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城市。这种观点可能有它的道理，甚至在当时有一定的社会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观点非常有问题。

这种观点，追究背后的根源，对老百姓来说，我觉得可能主要是源自一些比较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就是我们不是很有底气，这种宣传可能多少带有没有自信心，多少带有妄自菲薄的倾向。我们在建设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昨天我看了一下报纸，有这样一个标题叫做“盐田区打造滨海风情特色城市”，首先说打造，看来深圳没有什么“滨海风情”的特色，然后就是“打造”的问题，特色是需要打造出来的。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情况应该是这样，本来盐田区有大量的建筑物，第一个是我们古代的传统建筑物，本来就是独特的东西，全世界除了深圳之外没有第二个地方有这种东西；第二个是现代的一些建筑物，不能说很有特色。我们这个打造是什么呢？把它按照全国和全世界的一些先进地区、发达国家的那种风情特色标准来打造，把原来真正有特色的东西给打掉了，来造新的，和别的国家一样的东西，把原来真正的有地区风貌的、特色的东西给打掉，然后来造一个某些人认为有特征的东西。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民众还是领导干部，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多少是有一些偏差的。

下面我讲一下深圳历史建筑调查与研究的意义。这其实是一个本土文化和民族自尊及民族自信心的问题。本土文化是本地的社会群体创造的区别于其他地区、其他社会群体所创造的文化现象。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地区、一个社会群体和其他地区、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我们要强调差异而不是共性。共性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社会群体都是由人组成的，人都是有胳膊有腿的，这些是共性。

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完全一样，就是要讲究多样性，要讲究可持续发展。多样性也就是类型的多样化，是自然生态存在，健康地存在，并且平稳地、和谐地、健康地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是大家知道的。现在大家经常在惊呼，说某一个自然界的物种要消失了，某一个大的生物类型已经濒临灭亡了，比如说大熊猫，或者某种植物的灭亡，大家都非常担心。但是在人类社会内部，我们不看人类社会外部，在人类社会内部，多种多样的形态共生共存，其实是人类社会内部和谐、正常运转的一个前提。因为你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要由各个不同的部分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把其中的一个部分消灭的话，这个社会就逐渐地进入了病态，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教训了。大家都说一样的话，都办一样的事情，行为模式都一样，同样的口号，同样的标语。我们最后发现了，这种情况给社会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人文（社会）生态，主要是人文（社会）生态遭到破坏。

今天我们走到了这一步，我们应该对人文生态的破坏多少有所警觉，多少有所认识，这是一个希望。另一方面我们谈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由过去走到了今天，你给自己定下一步的前进方向，给自己安排下一步的工作的时候，都有一个常识，知道要从自己的现状出发，知道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那么，社会也是这样的道理，必须从现实出发来制定社会的方针大略，这个现实从哪里来的？是从过去来的。所有的社会和所有的个体都一样，都是由过去走来的。

我刚才谈到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进入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在这里还是提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五四运动以后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种很大的思潮，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越来越严重，就是首先从批判传统开始，从批判我们自己的传统开始，到最后很大程度上抛弃它，抛弃传统，我们整个社会变成这样，我们某些个人也变成了这样。这是一个心态，这个心态非常具有代表性，就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没有过去，我从零开始，我是一张白纸，这种思想我觉得是社会病的很深刻的根源之一，还有其他的，我们只谈这一条。抛弃了传统，造成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缺少民族自尊心，汉民族的自尊心，因为我在国外待过几年，我见到大量的同胞非常缺少民族自尊心。当然有自尊心的也有一大部分，但是我确实见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想融入西方社会，使用的一些手段、做出的一些行为，按我们传统的标准来说很差劲。这个缺少民族自尊心，现在就表现在对待深圳的，对待全国的历史建筑的态度上。首先我们能看到的最明显的就是对于自己传统的一些遗存物的轻视和漠视，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全国二三十年来已经在旧城改造、农村城市化过程当中大量毁坏传统的建筑物，也包括大量其他的文物。文物的毁坏，一般是在两种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的情况，一个是战争，人们在战争中无论是士兵还是一般的老百姓、参与者，他们要取得的第一个权利是生存，这个时候对文物这样比较高层次、高水平的需求，文化需求，精神需求就往往被放在一边。还有一种是在建设过程中破坏的，有的时候，由于建设的过程、时间比较长，建设的过程可能会给许多参与人带来一些期望中的直接的物质利益，因此建设过程中的破坏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比一些短期的战争之类的破坏更严重。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在和平建设时期，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遇到了文物保护的问题。

所以，我想，我们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这种漠视，其实是一种忽略，甚至也可以叫做一种失误。在许多领域，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社会风气在沉沦，很多人的个人品格日渐卑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从过去走来的，没有认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和过去有着非常非常紧密的联系，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导致现在很多社会不良现象的原因之一，而且有时候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根本原因。因此认识传统，尤其是认识我们本地的传统，它的意义主要就在这里。

刚才也谈到了一个生态问题。人类社会有两个生态，自然和人文生态，人文生态或者叫做文化生态。现在我们往往只是注意到自然生态的破坏，报纸上每天都在说，可是我们很少有文章来谈人文生态所遭受的破坏和面临的危机。其实人文生态给咱们社会造成的危害往往是直接的，并且它的结果可能比自然生态还要严重得多。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现实中比如说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这些战争，它的起因、它的持续、它的惨烈，大量死人，大量的社会财富、社会资源的消耗，原因是什么？其实根本原因都是人文生态的破坏，比如说宗教信仰问题，比如说对财富的分配、资源的分配、资源的使用，这些东西的不满，这些东西严格说来就是人文生态遭到破坏。在发达国家，比如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来研究人文生态问题，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可能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有人在研究，有人在喊，这些研究比较少，喊的人声音也比较小。因此我们说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是应该多喊喊，有危机感，说狼来了。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问题，即使经济指标上达到很高的程度，我们的速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速度，很可能我们最终的发展还是持续不了，我们会遭遇人文生态灾难，如果我们今天不足够重视的话……

第三个小问题我要讲一下深圳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圳的历史建筑遗存的概况。

我先说一个结论，就是深圳历史文化遗存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全国各个市县的平均水平。这个也是对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谈小渔村论、一夜城论的一个补充说明。理由在哪里？我们看现状。

第一个我们看古文献的遗存量，深圳现在完整的县志有两部，不完整的县志有一部。最近我整理出版的一本书叫做《深圳旧志三种》，里面就谈到了这么几点。这是文献中的一部分，就是方志，基本上有三部。在全国的县里面，咱们有3000多个县，全国登录的古代方志现在是五六千种或者六七千种，其他的边缘资料不说，咱们还谈县志这东西，这是一个核心的东西，其他的更复杂，我们谈这个简单的。3300多个主要的县和市一级单位，换句话说每一个市县面积基本在平均2500平方公里左右。平均的方志数量是一到两部，一部多一点，我们国家现存的方志数量表明有六七千种，我们深圳有三部县志，县志以外的直接涉及我们深圳文献的各类资料（我指1911年以前，民国以后不算，1911年以后的可能还有上百万字，正在整理编撰当中），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的话，可以看到我们文献的遗存量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第二个我们看古墓葬、古遗址，现在深圳的墓葬的数量不多了，古遗址基本上可以划定在唐宋以前。现在全市已经知道的有300处以上，而全国2500平方公里左右的市县级单位，平均是100处。换句话说，我们地下的遗存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别人也会说是不是因为深圳比别的地方钱多一点，是不是考古发掘比别的地方多一点，不排除这种情况。我们的调查研究水平也可能比全国各地的平均水平要高得多。

我们再看看深圳的建筑遗存，它更加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什么？咱们全国建筑遗存比较集中的有五个省区，就是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按数量来说是1911年以前的历史建筑的遗存量，这五个省区里面有一些个别的地方，密集度超过深圳。全国的密集程度其实已经让我们有危机感了，因为有很多省区，远远不止五个了，我们从考古或者历史学的角度看，地面上的遗存，有一些省区我形容它为“赤地千里”。最厉害的，比如说山东省，地面上遗存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很重要，比如说泰山、孔庙非常重要，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在全国也比较少。在济南城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历史遗迹，现在鼓起来的趵突泉泉水基本上是近些年打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说“赤地千里”。山东这样的省区还有没有呢？有，东三省和它接近，河北省也差不多，咱们讲“灾情”比较严重的地区，像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其实按平方公里来算，地面上的文物（当然指古建筑）遗存量非常稀少。在这种情况下深圳有多少？大家都知道，深圳有很多客家围屋，主要集中在龙岗，其中一种类型的大围屋就有300座以上，规模很大的，这种类型可以以大万世居、龙田世居为代表。和它同样类型的有300多座，大型的每一座都在5000平方米以上，这是大规模的。这样的围屋，大家都知道客家有。我们深圳大概有两大民系，其中一个是广府民系。提起广府民系，现在我们说起来是很悲哀的。但它也有幸运的地方，它处在深圳发展最前沿的地区，就是罗湖、南山、西乡、宝安这一块，这一块是讲广州话的，讲白话的这些人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他们本来也有大围屋，大围屋的数量大概在500座以上，今天这样的大围屋只剩下一座了，在笋岗那个地方有一个笋岗老围，或者叫元勋旧址，在十七八年前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只有这一座是保护下来了，其他的大概500来座在我们这几十年当中全部被消灭了，很多都是在我们这一批人来到深圳之后陆续地被消灭掉了。其实本来广府这个系统也有一大批围屋，这个数量应该说不比咱们现在知道的客家围屋少，可是广府这边从地域上看，大家都知道是咱们深圳经济开发最早的一块地，这一块地方很多重要的传统建筑遗存绝大部分被消灭光了。

这些遗存加在一起有多少呢？我们用一个历史建筑计算单位，我一直用这样的单位“间”来计算历史建筑。原来用“栋”或者“座”来计算，但是我认为不好。我觉得这种计算单位比较模糊，我觉得大万世居有四五百间房屋，如果算成一座可能非常困难，一座的话，深圳就有300来座，在全国没有办法比较，因为全国其他的建筑物比较零散，因此我用间。在深圳改革开放之初，至少有20万间，距今20多年，我们拆掉了其中的一半以上，换句话说现在我们还有十多万间的建筑物，应该说1949年以前，民国时期的绝大部分的建筑，我们现在国际标准公认为文物，剩下还有45%左右，我们毁掉的大概有50%多。

我们现存的也还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在山东、华北大地、东北大地，你寻找古建筑、古民居非常困难，我们走10个村庄去找这种古建筑物，可能一座也找不到，很少见到。可是深圳很多，在深圳，如果我们走10个村庄，其中有8个村庄是1949年以前的，保存得非常完整。

大家要建立起一种不仅仅是对中华民族和传统的自信心和认知，还要建立起对深圳的自信心，深圳从文化上来讲是非常丰厚的地区。我们前面讲的小渔村、一夜城，是基于另外一个目的提出来的。实际上我们手里掌握的文化遗存和遗产还有很多。

下面我想讲一下咱们深圳历史建筑调查和研究。这是第二个大问题。深圳的历史建筑有这么多，我们可以看做资源，有这么多的资源，首先要知道它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岭南、广东，有岭南特色、广东特色，还有深圳特色。我们除了讲它的特色之外，还要知道，它是中华民族大系统中间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首先我们看它的来源，这个文化的来源，大概讲是两个大类，一个来源是本地的文化传统。我们以前的深圳历史文化著作或者是文章中，大概很少有人谈到，而且我知道我们一些同事还都没有讲到这个问题，可能我讲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深圳这个地方，本地有一套传统，这套传统至少有1700年的历史，就是宝安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我们现在的历史和考古学研究来看，离开了宝安县（就是东官郡宝安县这样一个地域），这样的传统文化就没有了，进入这个版图之后这个文化就出现了。深圳的历史建筑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外来的。比较近的有两个来源，其实也可以讲有三个来源，就是广东三大民系，一个广府民系，一个潮汕民系。潮汕民系影响比较小一点，我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碰到个案的时候可以提出来。还有一个是客家地区。有客家的中心地和客家的外围，客家的中心地是梅州，客家外围对咱们影响最大的是惠州府，以前叫做归善县。这两个来源对我们现在深圳历史建筑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实质上是文化的传播、压迫和挤压，最后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不同民系的来源，也造成了我们深圳的历史建筑、文化现象、文化类型丰富多样。还有一种是潮州来的影响，潮州来的影响基本体现在一些比较小的、个体建筑的局部上面。广州的文化影响比较大，客家文化的影响在现代看来是比较大，以前是广州的文化影响更大。我现在提出的观点和以往对深圳历史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的结果有不同的地方，我现在提出了一个比较新的看法，就是关于我们宝安地区的传统。为什么不叫“深圳文化”而称为“宝安文化”？就是因为宝安比深圳大，现存的历史建筑，包括现存的个体，现存的类型、风格、式样、局部的构件，体现宝安这个传统的数量最多。换句话说我们提出“宝安类型历史文化”、“宝安类型历史建筑”，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把这个系统向深圳或者全国通过某些方式来展开，我们的课题就是研究这一特色。和以前的说法不一样，以前我们把这一块都认为是广府的大系统，而现在我们已经区分出来了，在广府的大系统中间，我们还有比较清晰的甚至比较绝对的宝安文化特色。这个特色从地域上讲，1700多年前是东官郡宝安县那个范围，那个范围有多大呢？大概在东莞的莞城，从莞城的西部拉一条南北的直线，大致是这样一条线，从东莞的北部拉一条直线，一直拉到咱们大鹏湾的附近，包括了一点点博罗、增城，还包括了一点点惠州，这么一大片地方，在东官郡宝安县时期是宝安县的领土，这里有独特的东西。我们很多的文化现象进了这个圈子就出现了，离开了这个圈子就变了。几乎每个点上，以村落为单位，出了这个圈子文化现象就变了，完全变成别的文化。我们发现了这样的特点，包括香港的一些建筑。

深圳的文化遗存中不单有历史建筑，还包括其他的内容，一些民风民俗和语言。现在语言学家专门做了一些研究，他们把深圳的方言定名成东莞土白话，为什么呢？他们认为香港和深圳大部分地区讲的这种广州话的次方言和广州话明显不同，分布范围在东莞和深圳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深圳的一半是客家人，现在讲客家话，香港他们完全忽略了，因此他们定名为东莞土白话。可能这些语言学家他们忽略了两个事情，第一，东莞土白话，过去在我们这边从香港开始一直到深圳、东莞的东部地区，占东莞土地的60%，这种话本地有一个说法，叫围头话，明显和广州话区分开了，是广州话的一个次方言，一个分支，分布的地区，在深圳是从深圳的罗芳村、罗湖村开始，出了特区之后开始成片，就是松岗、福永、沙井讲围头话，现在情况是这样。第二个问题，其实深圳现在讲客家话的绝大部分地区，在清代康熙以前都是讲围头话，我们考古学研究结果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历史的研究结果，深圳龙岗地区绝大部分在清代康熙八年以前，那里的居民讲的都是围头话（土白话），他们的房屋也分布在龙岗，今天变成了客家围。首先这个客家围里面有接近一半是原来广府的，这是我们新的研究成果，其次是很多其他的比较典型的纯的客家围都是康熙八年以后建立的。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记录，最早的客家围，所有的龙岗的客家围算在一起，真正的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客家围在康熙三十六年，在坑梓，是一个西坑老围，主人姓黄，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记录，这一块地区在康熙八年以前居住的全部都是广府人，他们其实到现在留下了大量的房屋，或者叫做房屋的遗迹，没有考古学、没有历史学的知识，人们不会知道这样的事情。因此10年以前搞方言研究的学者来调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个，首先他们对土白话（围头话）的分布和了解不太知道，所以他们的著作里面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这个文化和传统是在不断地演进的。

我讲这个是要强调咱们深圳有一定的特色，这个特色来源有两大块，一个是本地文化的传统，这个传统延续了1000年以上，这是一个新的说法，我们旧的说法就是外来文化（移民文化）。我们今天的研究结果是，移民文化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并且表现在历史建筑上不是最基本的，不是最主要的，本土文化传统才是最主要的。这个传统和我们全国各地方其实是一样的。山西有山西的传统，山东有山东的传统，岭南有岭南的传统，岭南这种传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一部分，这部分不仅仅是由中原移民带来的，还有更久远的历史。比如说我们有70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的主要遗址有大鹏咸头岭遗址，这个遗址经过很多科学测试，算到今天有7000年的历史。这个遗址很可能是一个文化类型，早在15年前，国内一些最权威的学者（当然他们今天还坚持这个观点），深圳的、香港的主要搞这些研究的学者们都认可，深圳的大鹏咸头岭遗址可以有一个文化名称，叫做“咸头岭文化”，为什么？大家知道半坡文化、仰韶文化，一个文化的命名要很多学者多年的大面积的研究和交流，最后才能够得到公认，咸头岭文化我们觉得也有可能立起来，在10年以前就提出了这样的概念，现在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这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我来说，我的“深圳历史建筑”研究获得了地下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在7000年以前，这个地方的文化就非常有特色，因为我们汉文化——中华文化是在汉朝形成的，汉语也是汉朝最终形成的，在世界上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汉语、汉文化，后来往世界各地传播，像日本、越南、韩国、朝鲜等等，叫做汉文化圈。它的形成是在汉代，它的来源是不是单一的？不是，汉文化的来源是原来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是两大流域上古文化汇合的结果。说起长江流域的文化时可能有一点忽略了岭南的文化，从宏观上讲，可以把岭南文化看做是长江文化的一个分支，也可以比较独立地划分出来，叫做珠江流域的文化。所以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是非常传统的说法。近些年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逐渐地认可了：我们有两个摇篮，就是黄河和长江。在长江的系统里面，我们更细一点看，珠江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岭南这一块。岭南的所谓蛮荒，从历史上看它是汉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它是最后汇流而入的。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各个地区可能都有一条河流的名字，叫做汇流河，实际上文化也是这样的，它既是一个汇流积聚的过程，同时也是发散演绎的过程，是向外面传播的过程。

它聚集到一定的时期，我们叫汉唐盛世，换句话说汉和唐都形成了一个高峰，一个强势区域，形成了强势就会向外影响他人。每天大家都能看到的韩流、日本东瀛的文化，其实都是我们的文化达到高峰之后往外流的结果；从传统文化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分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深圳的这一大块，宝安的这一大块，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了解这一块，对于深圳来说，对于我们在深圳生活、工作的，哪怕自认为客居他乡的人来说，算是精神家园之一。我们大家知道了这些，以后可能会较少把深圳文化和我们自己的、自身原有的传统给割裂开来，会把这种排斥的心理逐渐克服下去。

作为深圳人，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一点深圳的文化，而且要让后代传承下去。这当然也是一种责任，作为深圳人就尽可能不要把深圳这个地方仅仅作为一个单纯的赚钱的工具，仅仅是获取财富和资源的一个对象。就像作为中国人，对于中国，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社会，对于这块土地，要有一定的责任感。这是一种希望。

下面我就再讲第三个问题，深圳历史建筑的基本分类。我刚才讲了深圳的历史建筑是比较丰富的，多样性、丰富性大大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值。

深圳的历史建筑有这样三个大的块，或者叫做类别。第一个大块，属于广府类型，第二个大块是客家类型的，第三个大块是混合类型的，混合类型就会把几种因素加在一座，或者一群建筑物身上，这是深圳传统建筑特色的丰富性。

首先谈广府类型，广府类型下面我们要分为两个分支，一个是广州的，就是从广府中心地以广州为中心，划一个圈，主要是番禺，以老番禺为中心，广府的中心城就是原来的番禺县，古代的县政府所在地。南海、佛山、顺德、三水、花都、增城、东莞的一部分，这一大块，这个地方的文化现象包括历史建筑现象比较一致，我们把这一块在历史建筑上或者在文化类型上划作是一个中心地。这样一个圈，叫做广府中心地，或者我们在历史建筑上称为广州类型，就是以广州为中心的一种文化类型，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为什么叫广州类型，因为它有一种独特的形制、样式。这是我们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深圳是有很大一块的，香港也有少数，广州对深圳的地区文化有影响。因此，很多人一直用广府这个词，到现在我也不得不用，就是这个原因。广州中心地对深圳的文化、深圳的历史建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在其中某些片是完全的直接的移植，无论是局部的构件还是平面上的结构，还是材料上的使用，还是做法，都是从广州直接传过来的。

广州这一类型之外，和广州类型并列的，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类型，它属于广府的另一个分支，叫做“宝安的文化类型”，它的分布范围不仅仅是现在在深圳讲白话的这一块，它的分布范围实际上大大扩大了，在龙岗以前分布了宝安类型的历史建筑，而香港全境没有一块地方不分布这样的历史建筑类型，东莞在莞城西边就是以麻涌、中堂和莞城之间的那一条线为界，整个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历史上、现在都分布了这样的类型。这个地方的地域范围恰好和我们的东官郡宝安县，就是1700多年前建立的宝安县（民国时期又重新恢复它的名字叫宝安县，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叫宝安县，延续了民国的名字，改革开放以后叫宝安区，延续至今），虽然地域上变化了，有时候缩小有时候变大，有一种吻合。这个地方有一种特色的东西，在历史建筑上有这样的特色，在其他的民风民俗上也有这样的特色。

广州、宝安这两块加在一起是广府这一块。我们今天看到的60%的人口和60%的土地上面是客家民系的人和他们的遗留物，是从哪里来的？基本上是康熙八年之前，当时深圳经历了一次迁海，当时是政府行为的政策实施，从社会的发展来说其实是一个灾难，决策失误。那时候把深圳这个地方80%以上的人口赶出这个地区，然后把它作为军事禁区，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军事禁区，所有居民全部迁出去，叫做迁海，就是沿海的地区要求一个人不能剩，片瓦不能留，把人赶出去，80%啊！大家想想。第一次从海岸边画一条直线，当时用绳子，派一些小兵在山头拉绳子，从这个山头拉到那个山头，靠着海那边叫做界外，靠着内地这边就是界内，用绳子这么一拉，两个山头插着红旗，这一条线就划定了，然后在靠海边的地方找人，规定一个日期，在一定的时间段里，找到了就就地正法，此前通知你了，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两个礼拜，半个月的时间，让大家全部迁走，当时就是防郑成功。迁海之后，到了康熙八年，中央领导觉得这个策略防不了郑成功，和打郑成功没有一定的关系，该打还是打，该冲突还是冲突，平定台湾一开始是很困难的，而这边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经济损失都非常大，很多政策在这儿互相矛盾，实行不下去，只好改了。

到了康熙八年，咱们深圳的地方又开始有人回来了，当时迁走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在迁徙的过程当中家破人亡了，回来的人不到10%或者20%，县志上记载10个人里面没有一两个人回来，剩下大量的土地，原来的产业都荒废了。这时候政府召集比较穷困的县，主要是确定一些地区，就像现在三峡移民一样，确定一个地区，你到哪里去，召集你去开垦荒地，主要是梅州的人，被召集到深圳来。康熙八年以后，福建那边的人也过来了，主要在龙岗地区。客家人原来没有出海口的，到了深圳新安县以后，客家人从地域上争取到了一个出海口。在深圳罗湖、罗芳这一块，本地人和客家人的界限就在罗芳村这一块，客家人打开了一个小口子，到了香港也只占了一小片儿，当然后来势力逐渐大了一些，但是至今香港绝大部分村落还是“本地人”，客家人在香港所占的地域比在深圳小得多，占不到40%，在深圳这儿，客家人和广府人所占的面积1979年统计的时候，（客家人）地皮和人口都占到了60%，在香港恰巧反过来了。文化上的传播在香港遇到了更大的阻力。建筑上的特征类型就是这样划分的。客家人进来之后带来了另外一套建筑，这是一方面。在龙岗客家人的建筑中现存的还有几百个客家围。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最近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在龙岗区，客家人住的大围子，有很多大围子，其实原来是康熙八年以前的宝安类型的建筑物，就是本地人原来在那里建的，康熙元年把这些人赶走了，复界以后是康熙八年，8年之后客家人直接住进了本地人也叫宝安类型的围村，宏观地说也叫广府类型的，就是客家人大量使用了广府类型的围村。现在在龙岗我们知道的这种类型有100多座，这是已知的，不知道的还更多，加上毁掉的应该是3倍以上。

这是刚才讲的客家人进来，形成了现在深圳地面上遗存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的来源大概可以分成两块，原来的研究比较乱，没有达到细致、深入的程度，客家、广府，说来说去很混乱。我们现在把客家分得很细的时候，会发现，客家历史建筑和广府历史建筑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客家历史建筑分成哪两大类呢？第一个是来自客家中心地类型的，客家上面是一个类型，然后分成两个叉，第一个叉是梅州的类型，从客家文化的中心地传过来的类型，这种类型叫做围龙屋，就是前面是一个方围子，后面带一个围龙的圆形的围屋，前面还有一个半圆形的池塘，前面的半圆和后面的半圆形成了一个圆，中间是方的，所谓的天圆地方，周朝以前形成的观念，很古老的。但是这个古老遗存在不断地移动，康熙八年以后从梅州到我们这里来，逐渐到深圳来了，这种类型的遗存在深圳有10座左右，也不多。最南面的一座，只发展到深圳龙岗区，现在在龙城街道的南侧，一个叫正埔岭的，那是梅州这种类型，梅州围龙屋往下发展，现在是我们已知的龙岗区龙城街道正埔岭这一座大围子，就是后面是圆的，前面也是圆的，中间是方的，而前面圆的一定是鱼池，叫水塘，一般的名称也叫月池，全国通用的是月池，像月亮，是一个半月形的，后面还有一个围龙也是半月形，这是梅州类型的。咱们深圳真正的纯梅州类型一座也没有，有一座基本上接近于纯的，就是龙岗区坑梓镇的一座黄氏洪围的这个老围，这是深圳客家围当中最古老的，也是最接近于纯梅州类型的一座，这种类型就这一座。

龙岗三百来座所谓客家大围，最多的是客家惠州类型。客家类型要分成两支，一个是梅州类型，还有一个是惠州类型。为什么叫惠州类型，也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这种类型离开惠州地区就非常少了，甚至完全没有了，这种类型比如说从北面往上，到梅县地区，一座也没有了。我们把它叫做惠州类型，它的中心地和最古老的标本都在惠州府的中心，而且它周围的分布范围以惠州府为中心，所以叫做惠州类型。对深圳这边有影响，逐渐往南传播，传播到深圳还是一大块，就是深圳的龙岗，龙岗地区现在基本是惠州类型的文化，从古建筑文化来讲，这是惠州文化的分布地，最典型的例子是鹤湖新居，大万世居也是这样的类型，大万世居完全是一个退化。大万世居是一种变型，鹤湖新居是比较典型的、原生的惠州类型，从年代上来讲，可能大万世居还要早一点，类型上互相之间有交叉，到了深圳它不一定是最早的，最典型的，但是我们在地域上只能分清这些，我们大致把深圳的广府和客家两大块讲了一下。

第三种大的类型，就是混合型，混合型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宝安文化，就是以深圳南头古城为中心的文化类型和梅州文化结合形成的一个围屋类型，这种围屋的典型在深圳也是比较少的，其中西坑的洪围是一个例子，第二种是梅州类型和惠州类型混合在一起，梅州类型后面带一个半圆的围拢屋。惠州类型一定是没有这个半圆的，惠州类型围屋的核心部分是外围二层，带有小斗廊的排屋组成的一个二层以上的围楼，也叫围堡，这种带四角楼的围堡在惠州是中心地。梅州的围屋后面带着围拢，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在深圳形成了一套有特征的东西，这一套东西应该说是客家文化进入深圳之后的一种创造，我们这里有很多深圳地域独特的东西，在深圳历史上这是一种晚期的创造，康熙以后的创造，毕竟它也是一个创造，在梅州那边完全没有，在惠州这样的类型也很少见，但是有，惠州已经出现了。惠州往龙岗这边靠逐渐到深圳开始密集起来了，这样的类型有十几座，龙岗区坑梓镇的新乔世居，是梅州类型和惠州类型结合的代表作，其他的例子也还有几个。

最后的混合类型更是少见，但是也有，就是宝安类型、梅州类型和惠州类型三个来源的东西混一起，在我们龙岗形成了新的东西，这是有创造性的。这种建筑物是古代的建筑物，比较典型的有一座，叫大田世居，以前的龙岗镇，有这样的例子。几种文化的混合和交汇就是我们深圳历史建筑的主要类型的来源和特征。

这些特色的东西是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东西，它会给我们整个岭南文化和整个中华民族提供更为丰富的例证，就是刚才讲的文化生态，这样的文化系统在古代和近代的时候是类型丰富、非常多样化的，换句话说它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系统。

最后我讲的就是第四个问题，深圳历史建筑的损坏和保护。从改革开放初期，最主要的是从罗湖区开始，我们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在当时由于我们的调查和研究都还没有开始，我们只是做了局部的、早期的调研工作，对于大量存在的这种祠堂、庙宇、民居建筑，还有炮楼等等，基本上忽略不计，首先罗湖区基本上推平了，留下的东西非常少。这是第一波冲击，第二波冲击是90年代以后，我们主要开发的是福田区，第二波冲击比第一波冲击更严重、更厉害，罗湖区今天多少还剩下三五间村庄，保留了极少一部分庙宇、祠堂，福田区基本上赤地一片，空空荡荡的，老福田区的古村落基本上没有了，现在咱们全市六个区，地面古建筑最少的区就是福田区，就是第二波冲击非常严重，到福田区被拆掉以后，罗湖区包括东门老街被毁掉之后，我们深圳大概毁掉了10万间以上，剩余的不足10万间，不叫座，是间。

还有一个问题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对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不到位的。这种宝安类型围屋现存的绝大部分在香港，为什么？因为在1840年包括新界是在1899年以后，香港的地面建筑很少人为地去动它，一个是因为英国是早期的殖民国家、发达国家，发展的比我们早；还有一个当地政策的原因，由于要保护私有财产，政府无法动这些古老的村庄和建筑物，因此到了今天这种建筑物是自然存续的状态，经过了100多年或者150、160年的自然损坏之后，这些建筑物的变化是非常小的，因为当时这些东西都是永久性的建筑。咱们古人的建筑技术，常常是一座建筑基本不用维修，几百年几千年都是可以的，只是由于我们观念、行为上的失误才损坏了它，而且这么厉害。著名的罗湖老村，比如福田老围，松岗、沙井好多例子，都是我们自己拆掉了，其中有一部分我做了一些记录，也只是简单的记录。我遗憾的是当年我们没有条件进行非常仔细的记录，没有专业的摄像机和照相机，更没有条件去测绘，如果有比较专业的摄像、照相、资料的保存和测绘，这也是对文物保护最底层的保护。文物保护、对这些历史建筑的保护对我们来说看来也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难题。

所以最后我们谈谈保护情况。应该说全市现存的无论是庙宇、祠堂，还是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民居，我们可以明确划分出来几十种或者上百种，现存的只有近10万间、座，不敢说有几万座。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保护了其中多少呢？区级以上保护单位截止到目前我们公布的是地上文物151处，151处其中有一半是历史建筑，当然还有很多是碑刻、墓葬，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谈的话题，一半是七八十处，涉及间数的话，大概也就是二三百间。我们地上的遗存还有近10万间，或者10万间左右，这10万间里面有多少受保护的？七八十处。没有的呢？大部分是我们保护起来的这部分中间所没有的，换句话说，这些类型在近年的改造——城中村改造，农村城市化，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是要被消灭掉的。如果我们不能完整地保护它们，退一步说，如果实物保存不下来，我们还可以给它做记录、照相、摄像、测绘，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损失就惨重了。从我们专业工作角度来说，尽量搜集资料，尽可能地做到；从市民这方面来讲，要去参与呼吁；从领导上来说，我觉得在这方面政策应该尽可能有所倾斜。我拿着昨天的报纸（这上面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这些报纸天天都谈城中村改造，再一个就是盐田第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昨天实质性地启动了，第一个被拆的古村落就在盐田区，推土机已经上去了。其实，咱们深圳的古村落拆迁，其中包括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建筑物，本来我们应该做更细的记录或者保护工作，却被推土机全部推掉了，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个本来是遗产，本来是很好的遗产，不仅仅是深圳人的遗产，也是广东人、华南人、中华民族的遗产甚至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是全部拆掉了。我举外地和咱们深圳对比的一个例子，开平拿着一种“碉楼”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所有人都知道。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深圳有一批和“碉楼”非常接近的东西，正确的定名为炮楼，这种东西在深圳现存有550座以上。深圳的古炮楼，它和开平的所谓碉楼是广州的左右手，你站在广州往东西南北这么一看，正好前面是珠江口，珠江口的左边是咱们深圳的炮楼，珠江口的右边是开平的碉楼，数量是多少，开平的碉楼现存的全部数量包括五邑地区大概有3000座，开平一个县1800座；左手这边以我们深圳南头古城为中心，在古代的宝安地区。原来五邑那个地方叫做新会地区，古代应该叫做新会文化圈，开平包括边缘的香山是晚期形成的一些县，早期叫做新会郡。新会郡这边是东官郡，东官郡和新会郡是广州的左右手，这边也有炮楼，包括了东莞和外地近千座，以前也应该有3000座，我们现存一座，就在深圳地面，只保留了一件，以前至少有两件被破坏，总数在千座以上。开平经济比较落后一点，东莞、深圳经济发展是很快的，历史文化遗存破坏速度也是很快的。这一块现在仅剩下这么一点点，市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专业人员的调查和帮助下也搜集了一些数据，深圳市政府开始做第三次文物普查，尽可能地来抢救和保护现在还存在的这些不足咱们改革开放初期的1/3的文化遗产，大概是这样。

最后谈一下结论的部分，做一个小结。上面的讲话中我讲了这样一个意思，我们大家最好能够知道，中华民族任何一个部分，我们中国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小地方，它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它的文化现象都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的传承、中华民族的现状、中国人的现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市、一个县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遗产，这个文化遗产既是总体的一部分，又一定有自己丰富、独特的地方。因此，如果我们认可自己是一个深圳人，我们还是要在这方面去培养自己，建立起自己对一方热土的感情，要树立起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现在我要批评一些人，尤其是建筑业，咱们地面上的新的建筑，几乎完全把民族的这种自信心和民族的自尊心全部丢掉了，向往西方国家、洋人的垃圾，我们这边的一些设计方案，深圳土地上的一些所谓地标性的楼宇，都是在国外，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流标的一些方案，然后高价卖给我们，在我们这儿成形了。完全和咱们中华民族没有关系的方案，泛滥成灾，我们仍然追在发达国家屁股后面，在艺术上、在建筑上、在民族风格上都是追在人家屁股后面走，做跟人家爬行的侏儒。我觉得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差，缺少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其他国家的覆辙我们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还在重蹈。

再引用一下咱们中央的一些精神，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曾经提出过，在构建和谐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应该发挥主人翁的责任感。作为深圳人在这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其实现在也有条件更多地了解地方上的文化，包括我们深圳的传统建筑文化。深圳传统建筑文化其实是很好的，很容易了解的，就在我们的眼前。如果缺少民族认同感，完全把自己异化，对今后和谐社会平稳的发展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是我的一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