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我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状况有所改善；第一产业投资增速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稳步上升；多数“两高”行业投资增速放缓；内资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外资逐渐恢复增长；民间投资渐趋活跃，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增强；中央带动地方的拉动效应显现；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继续快于东部地区；自筹资金增速稳定，贷款增速高位回落；房地产投资所占比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快速地集中并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有效地形成和积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等社会和产业资本，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投资增长不仅能够创造需求，而且也是使企业竞争能力和国民经济结构得到提升的重要手段。

从三大需求的构成来看，我国的投资率（按照支出法计算的资本形成占GDP的份额）呈现逐年提高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以来，我国投资率连续6年超过40%的水平，远远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投资率。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三驾马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关联性，消费增长相对平稳，净出口波动相对较大。投资需求过快增长和急速下降往往成为经济过热或过冷的主要原因，投资运行周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

根据我国1981～2009年数据测算：名义投资增速与当年名义经济增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63.3%，名义投资增速与次年名义经济增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70.1%。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名义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名义增长率，以及经数据标准化处理之后的实际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图。可以看到，我国GDP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之间存在的变动趋势大致相同。

图1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名义增长率的变化

图2 经标准化处理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实际增长率的变化

我国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传导关系。我们利用1981～2009年名义GDP增长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时间序列做了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增长不是投资的Granger原因。这一结论的重要政策含义在于，投资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当经济出现过热的时候，抑制投资过快增长是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最核心的手段；而在经济低迷时期，刺激投资则是经济复苏最有效、最直接的措施。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极为复杂，我国政府果断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巩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本文着重就当前我国投资运行的态势与结构特点进行若干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