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将中国经济调向可持续增长的模式，重点加强清洁能源的发展，大力推进污染物减排和能源强度降低等。从我国发展阶段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来看，“十二五”时期单位GDP能源消耗的目标宜积极，但不必过激。总体来看，下降15%左右比较合理。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今后5年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将中国经济调向可持续增长的模式，重点加强清洁能源的发展，大力推进污染物减排和能源强度降低等。过去的5年，也就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19.06%，因此有人认为“十二五”期间，单位GDP能耗应下降20%，也有人提出18%。从发展阶段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来看，“十二五”的目标宜积极，但不必过激。总体来看，15%，左右各2个百分点，即既不低于13%，又不高于17%，比较合理。

为什么比过去的5年要保守？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一五”期间的数据。“十一五”计划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10%。实际完成的情况是，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9.06%，但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12.45%和14.29%，超额完成目标。这说明，只要加大投资，常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就可减少。但对单位GDP能源消耗控制并非如此，因为只要增加投资，就有能源消费增长。由于我国的环境污染尚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总体还处于恶化态势，“十二五”的环境保护必须加大力度，不仅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绝对量减排要继续作为约束性指标，而且还要增加新的污染物控制，包括氮氧化物、大气粉尘等。脱硫、脱硝、污水深度处理，必然会改进环境质量，也必然需要增加能源消费和碳排放。

“十二五”期间不可能再有“十一五”那样的能源强度下降，因为在“十一五”期间，“小火电”、“小炼钢”已关掉很多，“十二五”期间没什么可关的了。另外，中国的规模以上企业能源效率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火电效率比日本高，汽车燃油效率比美国高。规模以上钢铁企业的吨钢综合能耗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所以说，“十二五”期间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必然低于“十一五”。

“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目标仍将保持高位，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决定了GDP与能源消费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因而也就表明单位GDP与碳减排线性相关。制定“十二五”减排目标必然与经济增长相关联。“十二五”期间，各省市的GDP目标仍很高，比如北京、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是8%，而重庆的目标是13.5%。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介于0.4和1.2之间，比如“十五”期间，1%的GDP增长，就有1%的能源消费增长；“十一五”期间，1%的GDP增长，有0.7%的能源消费增长。那么，“十二五”期间，即便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弹性系数也会在0.6左右。如果全国平均GDP增长达到10%上下，能源消费增长也会达到5%～7%；GDP增长8%，能源消费增长也会达到5%左右。以这个为基准来计算，“十二五”期间能源消费总量也将呈现较快增长，能源强度下降幅度也不可能太大。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也需要增加商品能源的消费。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足20%，80%以上的农民生活在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村。农村居民传统上使用非商品的生物质能。进入城市，居民没有使用生物质能的条件和意愿，只能使用商品能源。20世纪80年代，居民几乎没有空调、没有私家车。而空调、私家车这些明确是生活品质标志性的消费，不能想象没有商品能源。

“十二五”期间碳减排还面临许多困难。首先是地区分化问题。东部发达地区减排量大，减排成本高，压力大，不希望承担过多。中西部地区为了经济发展，要承接东部转移的高耗能工业，不但不想减排，还想上升，所以中西部也不愿减。大家都不愿意减。中国政府体制是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减排，各地政府为完成任务，只好拉闸限电，于是就出现了医院也停电的现象。

从政策层面考虑，减排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简单行政管制，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提供弹性空间。比如可允许跨时间段来执行，像北京，“十二五”期间减不了那么多，可不可以在“十三五”期间多减点？也可允许地区之间进行减排交易，北京减排成本高，就可拿钱到山西去购买碳减排。

另外，中国为了碳减排，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但一定要注意两个悖论：第一，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必然大量增加化石能源消耗，因为风能、太阳能都是间隙性发电，有风、有太阳光才有电；没有风、没有太阳光，生产生活同样需要电，可能比没有风或没有太阳的时候，需要更多的电。为了最大可能地利用风电和太阳光伏电，必须要扩大火电装机容量，时刻准备着风停了、天阴了、天黑了、下雨了，保障能源的稳定足量供给，这就意味着必须要发展更多的煤电。而且，由于要利用风电，煤电发电机组不能满负荷运行，发电效率要远比满负荷运行时低。第二，可再生能源，例如风电、光伏电、生物质发电，成本高，必须对其进行补贴，但补贴的钱从哪里来？羊毛出在羊身上，必须是从化石能源上来。所以，在目前，中国不宜“风（电）”、“光（电）”“大跃进”。因为技术不成熟，应加大研发力度，而不是大规模生产布局。

技术锁定效应也必须得到足够重视。目前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投入大，发展快，进步日新月异。但是，目前的技术水平，整体上不具备市场竞争力，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技术尚在快速发展中但不成熟的情况下，大量的风能、太阳能利用的生产性投入，意味着大量的浪费。这是因为，明天的太阳能技术可能要比今天的效率高、成本低、效果好，今天的投资，很可能因成本高、效率低而被遗弃，从而形成浪费。其他技术，同样面临一个锁定问题。比如电动汽车，仅财政补贴就高达6万元人民币，比一般经济型轿车价格还要高。但是，高额补贴买来后，一是基础设施没有系统跟上，没地方充电；二是充电时间长；三是充电后运行里程短，目前只能在150公里左右。对于消费者来说，买来后，由于不方便，效果差，可能不怎么用，或利用效率不高。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纳税人的钱怎么来补贴消费呢？

中国的风电装机，在“十一五”期间，几乎连年翻番，装机容量已经在2009年超过德国、在2010年超过美国，现在成为世界第一，达到4200万千瓦。但是，其发电量微乎其微。核电装机只有1000万千瓦，发电量却占我国发电总量的2%左右；4200万千瓦的风电装机，发电量只占我国发电总量的不是0.5%。这是因为我国风能资源禀赋状况，每年利用小时只有1900小时左右，与欧洲2300小时相去甚远，与核电7000小时以上更是不可比。而且，由于电网运行和规划管理约束，尚有相当数量的风机没有并网，发了电也上不了网。更重要的是技术问题：风机运行不稳，维护成本高，效率低下。对于可再生能源，补贴是必需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明确，补贴不应该在消费端，而应该在研发端。如果将大量的补贴用于研发，而不是推广利用，可以减少多少浪费？我国的农村户用小沼气的发展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便开始补贴推广农村小沼气。到目前为止，这一政策仍在继续：每年中央财政拿出1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个沼气池补贴1000元。结果是：沼气池建了，农民偶尔用一下，过不了几天，就废了。为什么？技术不过关：冬天温度低了，沼气不够或没有了；沼气杂质太多，管道腐蚀严重，用不了多久，就坏了，维护运行成本高；进料出料劳动强度大，卫生状况差，富裕农民不愿意用。如果将巨额补贴用于研发，解决技术上的问题，使之具有竞争力，就是不补贴，农民也会用。

如果这样，中国能在2020年完成单位GDP碳排放减少40%～45%的承诺吗？应该说，目标是吻合的。“十一五”期间的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9.06%，意味着单位碳排放下降了20%～21%。“十二五”期间如果完成15%，那么“十三五”期间再完成5%～10%，就可完成承诺。所以，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对“十二五”期间的目标建议是15%左右，不宜过高。

目前，很多中国学者、官员和NGO认为“十二五”应保持20%的目标。我并不认同激进的建议。像大力减排造成医院限电的后果，是非常坏的例子。从国家发改委低碳试点省市现有的规划目标看，没有一个省和市在“十二五”期间将碳减排超过15%的，全部都在10%左右。现在对一些省市来讲，完成17%几乎是不可能的，碳的减排也没有很大的希望。所以在“十二五”时期如果我们要想把这样的目标定得比较高的话，很有可能，一是完不成，二是跟2010年拉闸限电的情况一样。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衔接，我们也要考虑经济转型的实际。中国应该负起责任，要关注民生，不能只强调减排，不顾国计民生。如果中国不顾后果地减排，在世界上有了发言权，对其他穷国也做同样的要求，世界并不认同。所以，我并不赞同激进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