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将要研究的是现代苏联的民族差别和冲突，而不是一般的民族问题；但在深入以前，我们不得不作一些总的观察，这对我们的研究将有所帮助。

在孤立的原始社会里，民族自我意识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这种社会在种族、语言和文化方面完全一致（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一个社区要是不和其他种族、语言和文化接触，就会认为他们自己代表了全人类，而不是人类的一支。这一事实也反映在许多民族喜欢给自己取的族称上，当原始民族被问到他们是什么人时，回答是：“人。”在和其他种类的人第一次接触时，最初的反映是把他们当作祖先。如O.曼诺尼在《殖民地化的心理学》一书中所表明的：马达加斯加岛的土著人很快就依附于殖民征服者，由于殖民者不受巫术的影响，土著人就把这些人当作祖先，以为是来拯救和保护他们的。崇拜太平洋的货船也说明同样的问题。只是在两种文化长期接触后建立了永久联系，产生摩擦，而且摩擦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时，民族意识才会发生。

这些属于人类学方面的观察，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想强调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在和原始社会打交道时被认为理所当然，在现代社会里却通常被忽视。这个论点即是：各种文明之间的交往提高了他们的自我意识，使它们的成员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自己代表的是人类的某一支，而不是人类整体。而且在各种意识形态并存的时代里，这种交往创造了有利于传播民族主义的环境。因此，在研究民族主义运动时，经常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解不同种族、语言和文化的人民之间接触的密切程度如何，这种接触的性质如何，并要特别注意由于接触而可能引起的竞争采取了哪些不同的形式。这样，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为什么现代生活会激化民族仇恨，而不是像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惯于认为的那样，会使民族仇恨被忘却。

关于苏联的民族问题，首先应该指出，它与美国或印度的民族问题很少有相似之处，而非常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已解体了的西方古典帝国的经历。苏联不像美国曾经被外国人殖民地化，或是由于外来移民而使民族成分变得多样化；它也不像印度是由不同的民族集团和地区自愿地凑在一起而组成的国家。苏联是由一个主体民族即大俄罗斯人实行征服的产物。他们从家乡即伏尔加和奥卡两河流域向外扩张，从14世纪开始，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这一扩张的主要动力，是永不餍足地需求新土地和其他资源以养活人口，因为他们消耗得非常快，以致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拔起界桩前进。伟大的俄国历史学家V.O.克柳切夫斯基在他的《道路》一书第二章中谈得简明扼要。他说，俄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使自己殖民化”的历史。当然，“自己”一词用得不十分正确，因为据辨认，俄罗斯人最早的老家在中欧，他们从开始就入侵并定居在别人居住的地方：首先是芬兰人的原始森林，然后是突厥人的森林地带和草原，接着是其他几十个民族的住地。这一移民过程使俄罗斯人和民族背景完全不同的人民发生接触，甚至不时发生冲突，以致形成民族和建立帝国的过程在俄国完全交织在一起了。在18世纪和19世纪，帝国的征服更是有意识地进行的；但即使在当时，由于俄国农民和其他殖民者极迅速地由陆路进入用武力夺取的地方，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界线便趋于模糊不清，而就西方海外帝国来说，这种界线是分明的。

在俄国，无论从历史上或地理上看，民族国家形成和帝国建立的过程是分不开的，其结果就使俄国人在民族问题上很不敏感。在十月革命以前，甚至自由派和民主派政治集团，尽管平时对各种形式的压迫颇为警觉，但也倾向于忽视民族问题，对少数民族要求在自治政府中提高地位，认为是“反动的”。中间派和左派政党一致认为，取消专制和建立民主制度本身就会解决包括民族挫折在内的所有的弊病。假如仅仅由于苏联的外形结构标志着宪法承认民族差别为真正差别，那么，上述态度已不再流行了。然而，在不得已时，大俄罗斯人仍喜欢嘲笑少数民族，不认真对待他们的申诉。很可能现在有一大部分大俄罗斯人相信少数民族的境况比他们自己还好，因为少数民族享有俄罗斯人的投资、技术和军事保护等好处，而不给很多回报。

俄国的领导过去和现在都遵循所谓法国式的殖民统治。和英国人相反，法国人的传统做法是努力把土著法国人的全部权力都给予殖民地人民，作为保证最后同化的手段。莫斯科公国和帝俄曾执行一种类似的政策，把特权阶层即贵族的地位向被征服的少数民族中占有土地者和受过教育者开放。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和其他许多方面继承了这一做法，允许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进入共产党机构并享受这种机构的成员应享受的全部福利和特权。可是，这个经过时间考验的政策，虽然使沙皇俄国把潜在的民族反抗大量地引导到个人升迁的安全渠道，今天却已经不太灵验了。问题是：东欧在20世纪前主要是效忠于自己的社会等级，在20世纪，由于等级结构被破坏和平均主义蔓延，个人的主要效忠已转向民族。帝俄时期，鞑靼或格鲁吉亚的王公可能感到他们同俄罗斯的王公比同本民族的农民或商人更亲近些，现在，这种王公已不存在了。他的“民主化了”的子孙在喀山或第比利斯的党组织里任职，成为一种小喽啰，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鞑靼族和格鲁吉亚族融为一体。原先，一个贵族的地位和威望部分依赖世袭和财富，部分依赖皇帝的恩赐；现在，对一个共产党官员来说，则是部分依赖党的统治集团的青睐，部分看他受党委托管理居民的行政才能。我们这里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官僚主义化和伴随它的社会等级如何加强了上层的民族效忠行为。

人们习惯于认为苏联是一个活的民族博物馆，有成百个民族居住在那里。现在，苏联确实有一百个以上正式承认的民族（1970年人口普查时民族的数字为103个），其中一大部分人口很少，只有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才感兴趣。对于从政治和社会学方面研究民族问题的人来说，只有十来个少数民族值得注意，这些民族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他们在种族上和语言上接近大俄罗斯人，也有同样的宗教信仰。他们之所以被认为是不同的民族，是由于受立陶宛和波兰统治达5个世纪（1300～1800年）之久，在这个时期，通过波兰和它的天主教，他们受西方影响很深。

（2）苏联的穆斯林大多数在种族上为突厥人，几乎全部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他们从1552年俄罗斯人征服喀山到1880年征服土库曼为止，长期处于俄国统治下。

（3）两个主要的高加索民族，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都属于中亚的种系，但信仰正统的基督教，约在1800年受俄罗斯人统治。

（4）犹太人，他们构成一个特殊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特定地域和行政机构。他们在教育和其他文化方面的出路，甚至不如人数最少和文化上最落后的少数民族，虽然他们的人数在全国各民族中占第十二位。犹太人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在他们的身份证上），主要是为了歧视：他们被排除在高度机密工作之外，在高等学校中受到严格的名额限制。

（5）三个波罗的海民族，在1918～1939年期间原是独立的，由于苏联与纳粹签订的条约，被并入苏联。

（6）来自西欧的民族，他们是从前的移民和殖民者的后裔，其中日耳曼人有160万，是人数最多的。

从大俄罗斯人所控制的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来看，令人烦恼的是，近几十年的人口趋势明显地有利于少数民族。大俄罗斯人不再如十月革命前保持欧洲最高的出生率。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惨痛经验，加上俄罗斯农民从贫苦的农村不断流向供应较好的城市，已使出生率急剧下降。在这方面，197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必然使苏联领导人深为担心。的确，这可以使他们产生一种种族忧虑感，类似19世纪晚期法国的奥地利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自己的感受一样，这种感受在激起国家社会主义及其种族歇斯底里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在苏联两次人口普查之间（1959～1970年）的短时间内，俄罗斯族人口增加了1490万，即13%。其他民族人口则增加了1800万，即18%。特别是“东方的”非俄罗斯人口显示了很可观的增长率：哈萨克人增长了46%，乌兹别克人增长了52%，塔吉克人增长了53%。由于非俄罗斯族人口更迅速地增长，在11年期间使俄罗斯族人口在苏联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从54.5%下降到53.5%。这一发展使当局感到多么为难，可以从一个事实推断出来，即一反过去的做法，苏联当局不允许1970年人口普查材料的编辑者提供俄罗斯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数字，尽管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读者可以自己计算出来。这和苏联官僚主义的一贯想法是非常一致的，以为只要不谈某件事，它就是不存在的。

少数民族是否正在被同化呢？虽然他们的人口数字比占统治地位的大俄罗斯人有相对的增加，他们是否仍会屈从于大俄罗斯人的文化并丧失民族特性呢？这确实是苏联当局的希望，他们多年来一直提出一种理论，说全国各民族逐步接近，最后将导致创立一个共同的“苏维埃”民族。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朝这个方向发展。

测量少数民族对当局所大力提倡的同化过程的反抗程度，最好的方法就是看普查所提供的民族语言资料。1926年，俄罗斯人占苏联各族总人口的54%，但使用俄语者则达58.5%。换句话说，总人口4.5%的非俄罗斯人在语言上已经俄罗斯化了，可能在其他方面也如此。1959年，相应的数字是54.5%和59.3%，有4.8%的非俄罗斯人在语言上被同化了。这表示净增了0.3%，约合60万人。这是一个不大的数字，但考虑到30～40年代是苏联通过它的学校系统加强俄罗斯化的时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把苏联领土上所有讲犹太语言的居民实际上都杀掉了，假如他们幸存下来，就会增加讲非俄罗斯语居民的比重。在1970年的人口普查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联公民把俄语当作母语的比例实际上减少了。1970年在2.417亿苏联居民中有1.418亿人宣称俄语为母语，占58.7%，比1959年减少了0.6%。无疑，这一减少的主要因素是非俄罗斯族人口增加得快些。说俄语的人口减少0.6%相当于俄罗斯族人减少1%。但不管原因如何，这是事实，是和语言同化论唱反调的事实。只要看一下主要民族及其使用语言情况的统计表，就可以发现，一些大民族，特别是有自己共和国的民族（因为对教育制度有一定程度的控制），约96%～98%的人口仍然使用本族语。语言同化过程在较小的民族中最为明显。但即使就这些民族来说，也不必想当然地认为，放弃本族语就必然自动地导致采用俄语。欧洲来的民族倒是的确如此，其他民族则通常被同化于与他们在民族关系上最密切、文化上最接近的大民族：例如，34%的巴什基尔人不再把巴什基尔语当作本族语，他们几乎肯定地采用了鞑靼语。

1970年的人口普查特别强调的一个事实是，对大多数非俄罗斯民族来说，俄语无疑是第二主要语言。这样强调是想表明，语言习惯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第二语言将变为第一语言。在其他帝国体系的经验中，没有事例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会发生。俄语在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广大地区，无疑会成为通用语言，即使苏联步其他西方帝国的后尘而解体，这种地位很可能还会保持下去。不过，英语长时期一直是印度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在印度独立以后，成为印度议会的官方语言，这一事实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表示出英国人和印度人逐渐接近。西北非说法语者和爱尔兰说英语者的情况也是如此。

从苏联边疆地区出版的地下刊物上还可以得到证据，证明仍然存在强烈的民族联系。乌克兰人尤其活跃，以地下出版物为手段，为他们自己和居住在苏联的其他民族要求充分权利。作为对策，苏联保安机构在过去10年中对乌克兰知识分子大肆逮捕和驱逐。由于西方宣传工具对持不同政见的俄罗斯人和犹太人更有兴趣，对这类镇压的实况没有作充分报道。按人口比例来说，很可能（尽管无法表明事实）在乌克兰逮捕的持不同政见者比在俄罗斯联邦要多。甚至在经过审查批准的苏联出版物里，明眼人也常能觉察到用拐弯抹角的办法或伊索寓言方式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感情。

如果想只用一个原因来说明苏联的少数民族何以如此坚持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主义感情，那就得挑出人口方面的因素，即俄罗斯人不断地侵占非俄罗斯人的地区。上面已提到了俄罗斯人从森林中心向外移，这种移动标志着俄国历史和苏联历史的一种连续性，无论是行政当局更迭还是政府对少数民族施行各种官方政策：都未能使这一连续性发生重大改变。在传统上，俄罗斯人口是朝南和东南方向移动，从森林到黑土地带。近些年来，俄罗斯人也开始向西和西南方向前进。这一改变可能是由于1939年后征服了原来是东波兰和三个波罗的海独立国家这些较肥沃地区而提供了新的机会，同时也由于面临北约国家的地区军事工业增长和部队集中。表3说明了从1959年到1970年期间苏联西部各主要共和国中俄罗斯族人口增加的比例：

表3 1959～1970年间苏联西部各主要共和国俄罗斯族人口增加比例

总的说来，人口移动的主要锋芒，仍然和过去五百年一样，指向南方和东南方。

现在，这些边疆地区并不像美国内战前的西部是人口稀疏的荒地。它们是许多大民族的家乡，其中不少民族的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完全不同，有些民族还保留纪元前时期国家观念的传统。俄罗斯人不断涌来，在土地、住房和工作方面与当地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它经常地刺激俄罗斯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即便有良好的愿望也难以使之消除。这种对立甚至在富裕社会里也会引起关系紧张和产生厌恶感。在苏联，哪里商品和服务严重短缺，这种短缺就会在那里以高度爆炸性形式出现。因此，苏联各民族之间的接触不断增加，陷入了极其糟糕的情况，正在形成可能像50年代导致阿尔及利亚流血内战的局势。

产生摩擦的其他原因中，值得提出的有下列几种。

第一种，土著上层人物对于拥有国家组织设施而几乎没有实权感到沮丧。他们厌烦控制，对他们进行控制的人员几乎总是俄罗斯人，是从莫斯科派来的，以国家机构或党的机构中不重要的职务为掩护。当听到西方前殖民地发生真正的权力转移时，他们的厌烦就更加重。

第二种，争投资和资源。作经济规划时，莫斯科往往忽视民族界线，把苏联当作一个整体，地区分配的基础是行政上或经济上的考虑，几乎从不考虑民族因素。边疆地区的人们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无法说其正确性如何），即认为他们在受俄罗斯的诈骗，倘使他们真正独立，他们生活水平就会上升。少数民族生育率高，要是他们终于期望将来按人口增加的比例进行投资，以保证他们为数众多的后代有工作干，那么，上述问题可能变得更加尖锐。

第三种，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为禁止谈论民族主义而苦恼，因为会被扣上“资产阶级偏向”的帽子，而俄罗斯人的沙文主义却以最粗鲁的形式自由泛滥。这里，对教育制度的控制起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只有3%的俄罗斯人会说第二种语言，占苏联各民族中最低的百分比（如果不算8000个俾路支人），而少数民族会讲俄语者，一般都达到15%～30%，并时常超过50%。在列宁时代，强制居住在非俄罗斯人地区的俄罗斯人学会当地语言，也要求行政部门的官员这样做。这一政策今天只是存在于记忆中了。1970年，有2900万俄罗斯人居住在划给少数民族的地区（2100万在加盟共和国，800万在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共和国），在这2900万俄罗斯人中，顶多只有87万学了他们常住地区居民的语言。关于俄罗斯人对待非俄罗斯人的态度如何，这个数字就是一个很好的评论，胜过谈论苏联民族政策的任何一打专题论文。

现有的人口、经济和意识形态各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爆炸性局面，在有些场合已经导致了反抗俄罗斯人的暴烈行动（例如，1957年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的暴乱和1972年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的自焚行动）。

苏联政府肯定已意识到这些事实和数字所预示的含义，显然认识了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危险，因而它进行了比对俄罗斯本部持不同政见者更强烈的镇压。它本来能有办法使这种紧张形势缓和下来，其办法即认真执行宪法的规定，把现在的苏维埃帝国变成苏维埃共产主义联盟。这样做就会消除一些现存制度的最坏弊病，因为在松散的联盟下，土著上层人物对于俄罗斯移民的人数、工作的分配、地方资源的安排和教育的性质等问题会有一些发言权。但实际上，苏联政府是办不到这一点的。首先，由于它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大俄罗斯人的支持，它就必须使他们深信自己的利益和共产党政权的利益是一致的。其次，这个政权害怕，假如权力开始分散，将难以控制，换句话说，哪怕对全联盟和自治共和国作些即使是适当的行政性让步，都必然会导致这些共和国要求完全独立。其他帝国体系的历史，特别是英帝国的历史表明这种害怕不是没有根据的。所以，苏联政府就随机应变，一面提倡最后民族统一的模糊理想，又依靠警察把各民族控制在手中。

（摘自《民族译丛》1979年第4期，原载美国Ethnicity，伦敦，1976）